张岩 | 洪水、堤防与社会应对——1933年黄河特大洪灾形成的环境与社会因素
洪水、堤防与社会应对
—1933年黄河特大洪灾形成的环境与社会因素
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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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1933年黄河遭遇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损失极其严重。从洪水、堤防以及社会应对三个方面分析此次特大洪灾形成的过程，可以动态、全面地理解洪灾形成的环境与社会因素。洪灾使统一治黄事权的问题再度泛起。相对于调整行政区划，改革治黄体制则更为现实，灾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方面亦做出了努力。比较新中国政府应对特大洪水的成功案例，亦可看出1933年洪灾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存在很大关系。此次洪灾促使治黄再次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简介：张岩（1988-），男，山东邹平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国史与环境史。文章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4期。
1933年黄河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地区受灾极为严重。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大堤漫溢31处,决口73处，受灾县份30个，受灾面积6592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73万，伤亡12700人，财产损失高达2.07亿元（银圆）1。围绕此次特大灾害，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针对洪水的研究，如史辅成等人分析了洪水的特点、成因与行洪过程等2；一为针对灾害的研究，如王林等人探讨了洪灾的灾况及救济3。就洪灾形成的原因，即洪水如何演变成洪灾，尚缺少过程性的研究4。
洪灾的形成是环境与社会两方面因素的结果，具体来说，即为洪水、堤防以及社会应对三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洪水因素主要指洪水（以及溃水）的“水势”5；堤防因素主要指堤防的高低与稳固，以及河势的状况；社会应对主要指政府对于洪水的应对。本文试图从以上三重因素着手，以洪水的涨落与流动为线索，动态地叙述1933年特大洪灾形成的过程。对洪水的成因以及洪灾的善后救济，本文暂不做讨论。
图1 陕县水文站1932与1933年7-8月份日均流量曲线图
一汛前及伏汛期的水势与河防
1933年黄河伏秋大汛6的洪水总量明显高过往年，由1932与1933年7、8两月黄河中游陕县水文站日均流量的对比便可窥见一斑7(见图1)。并且这一现象在黄河入汛之前就已露出端倪。陕县以下河北省濮阳县的测量数据显示，从6月13日起，黄河涨水达一尺七寸（约0.57米），未等退落，20日又涨三尺余（约1米），水势几乎和往年伏汛期相同，且涨速较往年来得更快8。从陕县的记录来看，1933年6月份黄河最大流量出现在17日，为3200立方米/秒，而1927—1932年间6月份最大流量只在744—1710立方米/秒之间，17日流量远高过往年。按照河水流动速度，濮阳20日的涨水应是受此流量影响9。黄河入汛之前的异象似乎预示汛期即将发生特大洪水。沿河居民熟谙黄河习性，见此异象不无惊疑，更有人谓之噩兆，提醒“将来伏秋大汛，必须格外注意”10。《中央日报》的一则报道，通过比较1933年度6月份与前两年度同月份的河水流量，亦推测1933年“必有大水发生”11。
然而，限于经费，各省汛前的防备工作做得并不够充分。《中央日报》记者对河南省防汛情形记载如下：该省由于治河经费过少（每年只有10万元），河务局只是准备了一些抢险材料，一旦出现险工，随即抢堵，因此河南省的防汛“只可称为抢险”12。河北省每年春工费预算为9万元，仅应付险工还恐有不足，更不用说要顾及平工，且1933年度春工费拨发为时“甚晚”，料物涨价，也会影响工程效果13。至于河北省的防汛抢险费，该省政府核定1933年拨发11万8千余元，本应于防汛期（7月1日至10月底）前拨发，但一直拖到洪水到来都未能拨下14。山东省经济状况以及河防状况相对河南与河北较好一些，1933年度春工费预算接近30万15（实际拨发情况不详），但该费用未必能把所有堤坝工程维修齐整。对于那些由民修民守的民埝而言，其春工的办理亦不能令人满意。
1933年黄河伏汛期为7月13日至8月8日。统而观之，该年伏汛期水势状况大致为：七月中下旬（7月13—31日）水位出现多次上涨，流量总体较1932年同月为高（见图1），但最大流量（陕县）并未超过1932年度全年流量最高纪录16；八月上旬（8月1—8日）流量则远超1932年同期数值，最大流量甚至打破了黄河自1919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处之所以拿1932年水文记录作比，是因为1932年黄河的流量在1927—1932年间算是较大的一年，其最大流量仅次于1929年。但1932年并未发生灾患，该年的水文数据也就成为1933年黄河防汛的参照。
就山东省的防汛而言，位于该省黄河中游的济南泺口站（也称“洛口”）是主要作为参考的水文站。1932年泺口的最高水位记录为8月5日的28.2米17（原数应为30.1米18，以下凡不标明均为原数据）。这一数字成为1933年防汛的警戒线。1933年伏汛之前，山东河务局曾表示，该年“沿河厢修巩固”（实际情况未知），只要泺口的水位不超过30米就“绝无危险”19。至7月13日泺口水位接近30米时，山东河务局便下令沿河各段长、分段长、分防委员以及各县县长进行防守20。28日，泺口水位已突破30米达30.05米，其上游“水源仍旺”，且参考往年防汛的经验，立秋（8月8日）前后才是水势最大时期，届时水位或再有增长，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于是依照往年大汛时的做法，命令沿河各县长“移驻大堤”，“督饬民夫会同河工官兵昼夜防护”，直至“水落工稳”方准回县21。为了能够尽快掌握工情，河务局对于大汛期间各县长拍发与工情相关的电报准予免费22。在下游三省当中，山东省所做防汛工作相对而言还算是较为周全的。
按照陕县水文站的记录，1933年伏汛期最大流量出现在8月2日，该日日均流量高达14386立方米/秒（最大流量还要更大），是7月份最大流量的近两倍23。此次洪水过程大致是从7月30日涨水开始的，至8月2日，连续四天时间陕县水位涨了1.82米24。洪水的形成与向下传播需要一定时间，这为下游的防汛工作留出了机会。早在1932年豫冀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曾决议接通三省河务局的电话以便互通消息；第二次常会会议又决议“由河南河务局所辖陕州（注：陕县）水文站于伏秋大汛河水陡涨三公寸以上即分电河北、山东河务局以便预防”25。如此一来，下游河务部门便可及时获知中上游洪水的信息并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对于此次洪水，山东河务局在接到陕县的报告后，随即又电令各分段负责人与沿河各县县长妥善防护26，起到了提前预警的作用。洪水入境后，山东上游河段不断报出险情，加之河水来势正旺，山东河务局局长于是又亲赴上游河段督饬抢护27。可见该省对于河工还是较为慎重。
至8月8日，泺口水位骤降了约0.5米（见表1），危险已告解除。然而山东省水势大减与河北省长垣县石头庄发生的决堤有关。
表1 8月2日—8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28
石头庄决堤并不单纯是由洪水所致，更与人为因素相关。8月3日，在上述陕县洪水还没有到达石头庄之前，该县一伙土匪为对抗长垣、濮阳保卫团的包剿，竟在石头庄迤下大堤挖开两处口子，试图以水阻挡团丁。等到匪徒离开大堤，河务局开展堵口之际，两处口门已分别被冲刷到了50余丈（约167米，第一口门）、15余丈（约50米，第二口门，后刷宽到约67米）之宽，堵筑变得较为困难。不过河务局还是希望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完工，但是并没能实现。洪水到来之后，河工人员只好变更策略，先行裹护口门坝头，防止口门向两侧扩大，等水落以后再行堵筑。6日，河务局已经把第一口的上坝头与第二口的下坝头做好裹护，但是两口中间的坝头却仍继续坍塌。截至7日，两口门间距离已由最初的30余丈（约100米）冲刷得仅剩15丈（约50米）。此次洪峰过境以后，河务局继续施堵。10日下午，工情较轻的第二口门先告堵合。就在第一口进行抢堵时，又一更大的洪水到达（详见下文），水势高涨，以致人力难敌，口门不但没能堵上，反遭进一步刷大29。之所以贻误堵口良机，事后河北省黄河河务局认为“实以民夫未能踊跃助工所致”，即沿河各县县长未能积极协助抢险，导致堵口未能如期完成30。早在1932年，内政部颁布过《沿河地方官协助河务考成章程》31，但仅就河北省的情况而言，收效并不显著，地方绅民多存“轻视之心”，在此次石头庄堵口过程中，长垣县到工民夫仅百余人而已32，自然也就无从应对，这也反映出政府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之弱33。当然，河北省政府并非无责可咎。如前所述，该省政府并未及时拨发防汛抢险费，也就难以储备充足的料物，进而影响汛期抢险工作。虽然河务局称“幸赖地方人士协助”以及“当地商号信用”，此次堵口款料俱缺的状况得以“稍经恢复”34，但这只是一种开脱之词，河务局在9日与10日的电文（青灰两电）中仍称“待款万急，乞速拨防汛费”35，足证款不济时的状况。此次决口为秋汛期长垣北岸堤防大范围决口埋下了隐患。
二、秋汛期的特大洪水、堤防与社会应对
1933年的黄河秋汛期为8月8日至10月24日。期间水势在10日出现过一次较大的涨峰，即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洪峰流量高达22000立方米/秒，较1932年度最大流量高出近三倍（19日左右还出现一次小涨）36。在此之前黄河的两次大洪水分别发生在1761年与1843年，据推测，前者花园口洪峰流量达32000立方米/秒，后者陕县洪峰流量约36000立方米/秒37。两次洪水的级别都大于1933年，但因该级别的洪水属于偶发事件以及受财力所限，政府并未就此提高堤防防洪的标准。1933年的特大洪水属于短期骤涨，初始时（8月7日清晨）陕县流量只有2500立方米/秒，至10日凌晨短短三天时间就涨了近9倍，达到最高峰，10日上午流量开始下降，到14日便已恢复到了夏季5000立方米/秒的一般流量状态38。就水位而言，此次洪水过程，陕县河水骤涨了5.5米，是前次洪峰涨幅的三倍39。此次洪水的形成主要源自中游的降水40，中游陕县的水文记录足以反映是次洪水状况（见图2）。
图2 1933年黄河特大洪灾分区示意图
（本图仿照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所制《黄河水灾分区图》（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5年）绘制。）
表2 陕县洪峰传播时间预估41
下游三省当局在此次洪水到达之前已获知陕县流量的报告（见表2），并饬令地方政府与河务机构开展防备工作42。虽然无法获知各河段具体的防备情形，但从洪水来临及过后的情况来看，政府的应对并不尽如人意。曾经担任过河北省黄河河务局局长的朱延平对此批评道：“此次之决口，虽不是人人预知之事，而在该段河流任事之人，与夫沿河明达之士，固无不知之；无不知之，而犹不能预防之。”当事者因此“不能辞其咎”43。
堤防是当时抵御洪水的主要“工具”，另外在堤防的险工地段还修有埽、坝等护岸工程。评估某一段堤防遭遇洪水时的危险程度，应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处堤防尤其是险工的修防情形以及水势与河势的状况。早在1931年10月，华北水利委员会对黄河的险工及水势状况做过勘察，得出如下结论：“河南省险工最多，但因河面宽，水流缓，出险时少；河北省境内河流虽短，但河道弯曲特甚，大水时易生险象；至山东省境内河流虽长，但该省上、中二游大部分系石坝护堤，只下游一段因取石不易，大部分仍系秸埽护堤，至秋、凌二汛时最易出险。”44这一结论或可解释河北省堤防在1933年特大洪灾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原因。当然，该结论只是强调了河北省河段水势与河势方面的情形，实际上该省堤防本身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此外，在洪水过程中，危险程度高的堤段未必会发生决口，反之亦然45。社会的应对也是影响灾害发生的重要因素。
8月8日，河南省黄河上游（以平汉铁路桥为界）河段已出现大幅涨水，至10日洪峰到来，水位达到最高值。该河段南岸多靠山麓，只孟津一段修有土堰，北岸孟县、温县与武陟三县则均有堤防，且不少堤段形势较为严峻，因此该段河防的难点与重点即为北岸（见表3）。就北岸而言，温县水位在8日夜连涨了2.1米，至迟至9日，温县汛第六、七、八等堡“沿堤十余里漫水”，“数十方里尽成泽国”46，而此时洪峰尚未到来，水位还在继续升高。凶猛的水势，加上温县对岸洛河之水的顶冲，温县水位不断上涨，最后最高洪水位高出堤顶约达2米，由此亦可看出该处堤防卑矮的程度。该堤段北面靠近漭河，该河水位此时也在上涨，致使抢护亦无取土之处，最终酿成“全堤漫溢”，漫口达18处，“温县县城被水包围”，“城内哭声震天”，“民房财务尽付东流”47。武陟汛（沁河口以西）于9日早“骤临大溜”，西唐郭一带新修民埝（即在大堤以内的岸滩近水修筑的小堤）形势紧急尤甚，虽经河务人员会同武陟县长抢护，但还是发生了漫溢，沿滩多个村庄被水淹没。好在驾部村修有寨墙可供防护，武陟县长于是督率民夫重点防守此处，后被水围困寨内，至10日晨方得离开。该汛大堤工程亦被洪水冲刷严重，第一堡至第九堡多坝出险，严重威胁着该县人民的生命安全，县长及河务人员即赶赴该处督导数千民夫抢护，历时两昼夜，于10日下午7点水势陡落方告平稳48。就南岸而言，至迟至9日，孟津民堰已出现多处溃决，和家庙、徐村等七个村庄“尽成泽国，人民流离失所”49。该处民堰并未纳入河务局管理范围，只能由地方自行防守。全国经济委员会工程处豫省工务所此时正在孟津修筑黄河坝工，亦奉令协助当地政府开展防汛工作，随即督饬300多名工人参与抢护50。
平汉铁路桥北端位于武陟境内，南端位于荥泽境内邙山头。9日夜12点，铁路桥处河水骤涨了八尺（约2.67米）余，水面与铁路桥持平，且河水仍在不断续涨51。铁路桥北岸河段原属背工，大河距大堤较远，但因铁路桥桥孔行水不畅，河水被迫北流，一直冲到距大河十余里远的詹店车站一带，导致数十个村庄被淹，水深达七八尺（约2.33—2.67米）至丈余（约3.33米）。为了排泄铁路道以西的积水，10日中午，千余名村民一起将詹店到黄河北岸的一段铁路路基挖断。是日起，平汉路南北交通阻断52。抗灾显然要比交通运输来得重要。至11日，水位已从10日的87米降至84米53。
表3 1933年特大洪灾前豫、冀两省黄河堤防与水势状况
注：*表示此处大堤在1933年特大洪灾中出现决口。资料来源：陈汝珍：《整理豫河方案》，1931年，第12-14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06-410页；顾秉楠、刘增祺：《勘察豫鲁冀段黄河水势险工总报告》，《华北水利月刊》1931年第4卷第9期，第77-80页；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省黄河险工暨漫溢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3-576页；《豫境黄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第2张第2版；《黄河开陈两汛堪虞》，《申报》1936年5月18日，第8页。
河南省下游河段南岸与北岸的水势及堤工情况不同：北岸只有开封、陈留两县堤段较为危险，其他堤段多为背工；南岸则险工极多，易于出险，应是该段河防的重点（见表3）。就北岸而言，此次洪水过境，开封、陈留两县大堤虽有多处坝、垛漫水或坍塌，但经抢护，均未遭遇危险54。就南岸而言，9日，铁路桥以东荥泽堤坝工程（可能为民埝或大堤坝、垛）已出现漫顶，水深一尺（约0.33米）左右55。至10日，铁路桥至开封黑岗口百余里长河段，水位距大堤堤面只差二三尺（约0.67—1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三四寸（约0.1—0.13米），堤坝漫溢、坍塌处甚多，形势异常危险56。开封一带的抢险工作最受河南省政府关切和重视。开封是河南省省会所在地，政治、经济地位重要，且开封城地势低洼，与黄河平时水位相比仍低约八尺（约2.67米），如若出险，后果不堪设想57。对此，除河务局方面实施抢险外，河南省主席刘峙获悉水况后，于10日傍晚调派10辆汽车、40辆大车载送材料，并委任保安处长为“开封城防总指挥”，令其连夜率领500名保安队员赴黑岗口“上堤抢险”。不仅如此，开封公安局也向各城门运送了大量麻袋，以备黄河决口后防水进城之用，并在每个城门分别雇佣百名民夫看守58。然而，在抢险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同步向市民公开洪水和堤防的状况。直到晚上10点左右，《民国日报》号外一发，恐慌开始蔓延，“各娱乐场所为之一空，全城紧张异常”。午夜，公安局才向市民下达通知，要求市民“准备万一”，同时“封堵西南城门”。市民因此“惊慌万状”，纷纷逃向“有高楼之公共地方”，“汽车呜呜声，市民嘈杂声，彻夜不绝”59。11日晨，河南省党政军各位要员全部到达河岸视察，同时“督同抢护”60。河南省政府也开始修护开封护城大堤，以防洪水入侵61。政府对此处河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至迟至11日，开封河段水势开始下落，危险逐渐解除62。有意思的是，12日，民众在开封大南门附近发现一条“红地黑质”的小蛇，均认为是河神大王降临，后由河务局出资把“大王”请到柳园口，为酬谢神灵的保佑，人们“即扮演狮子、旱船等”，前来供拜的信众络绎不绝63。实际上真正让开封安全度过险情的是政府及社会的应对，但并非每个沿河地区都能像开封这样幸运。
豫省南岸开封以下堤段的软肋位于该省堤防的尾端。在此次洪水过程中，该处兰封小新堤与考城民埝发生了决口。兰封小新堤位于铜瓦厢黄河旧河道口处，修建于1914年，长度约1.85公里64。据时任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局长的陈汝珍1931年所撰报告，该处“堤身多系飞沙，年来竟被大风吹平一百数十丈（注：1丈约等于3.33米）”，以致1933年夏发生漫溢，因此陈汝珍提出应“及早采取土石修筑坚固”65，但实际并未能做到。此次洪水到来时，当地民众以及河务局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抢护。8月10日下午，当地村民经由保长处获知“河水暴涨，新堤危险”，于是主动携带锨、筐等工具到新堤处防守。该日傍晚，水头到达新堤，最初水势并不甚大，至半夜逐渐增加到一丈（约3.33米）多高。此时参与防守的民众、河务局汛长及汛兵达四五百人，尽管如此，11日晨两点，小新堤还是发生漫决（“蔡楼乡决口”、“铜瓦厢决口”、“甄铺决口”便指此处），最高洪水位高出堤顶1米有余，溃水顺黄河旧道即铜瓦厢决口前的河道东流（详见下节）66。
考城民埝（也称“考城堤”）并不在考城境内，而是位于兰封县境，长约2.5公里，此处堤防因直接关乎考城县民众安危，防守的费用一直由考城县政府拨发。早在1894年6月，考城民埝的西南端发生过一次决口，口门并未直接堵合，而是在口门的西侧围筑了一道月堤，土质较为疏松。1933年伏汛期间，该处堤身的弊病已经显露，但并没能得到及时弥补，为此次决口埋下了隐患67。在考城民埝与大河之间还有一道民埝，长约9公里，系由河南省政府拨款于1932年修筑，目的是为了保护河滩地亩，便于耕种。但因该处位于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地带，权属不一，也就未能完全修好，仍留有1.5公里多长的缺口。1933年8月10日夜间，该埝发生漫决，河水先从该埝缺口流入，民埝随之漫溢，后发展成决口。漫决之水随后直冲考城民埝的薄弱之处即西南口处，11日晚，该处发生“冲决”（“袁寨决口”、“四明堂决口”等即指该处），溃水冲向考城以及鲁西一带，考城的灾情在河南所有受灾县份中属于最严重的。在考城民埝决口之前，千余名附近村庄的村民曾上堤防守，而考城县长张育之得到消息后，行动较为迟缓，未等赶到，决口即已发生68。另据《申报》的调查，考城县长出身江西，在11日水势大涨时曾到考城民埝视察，认为“尚无南方放鸭子水大，嘱民众勿恐”69，可见其对洪水缺乏认识。
河北省境内险工并不多，最为严重的险工有四处，即南岸东明境内的高村与刘庄，北岸濮阳县内的老大坝与南小堤70。其他大部分河段堤防属于背工，并不临河，但如前述，该省河道弯曲，加之大堤卑矮71及滩地串沟纵横72，遇大水也是极易出险。再者，该省北岸长垣石头庄处大堤在伏汛期还遭遇了土匪掘口，此时第一口门尚未堵筑。11日，陕县洪水到达，河水骤涨，不仅第一口门无从堵筑，已经合龙闭气的第二口门亦复冲开。据参与第二口门堵筑工作的冯连贵回忆：
农历六月二十日（注：8月11日），口门复土离堤顶只有几公寸，大洪水突然来临。我们在堤顶上眼看堤边水位上升，洪水象（注：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往上翻腾，尽管我们加快运土，但没有赛过水位上升的速度。后半夜月亮升上头顶的时候，这口门又被洪水冲开，洪水从口门倾泄而出，不多时就冲宽数十米，南口门（注：第一口门）也在不断地冲刷扩宽，两个口门只相距十余米。73
本就凶猛的水势，加之石头庄口门牵引大溜北移，导致石头庄往上直至冀豫交界处的大车集堤段“水面均高逾堤顶二三尺（注：约0.67—1米）”，人力无从抢护，甚至还有一名河务人员及其一妻两子被水卷走74。据事后的调查，此次洪水造成长垣北岸大堤漫决多达33处75。洪水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惨不堪言，以下是冯连贵亲眼目睹的一幕：
洪水茫茫一望无际，堤外的村庄也只剩房顶树梢露于水面，口门处洪流铺天盖地倾泄而下，水流中漂浮的木料、柴草、家具、人畜尸体不绝于目。堤附近有一村庄房屋已塌尽，只剩两个妇女正手攀树枝尖声呼救，声极凄惨。有人正待施救时，一转眼间，两妇女已被浪卷去。76
长垣南岸在此次洪水中也未能逃过一劫。先是洪水在堤内滩地冲刷出沟渠数道，洪水顺沟渠流入堤沟。随水势暴涨，加之堤沟吸溜的影响，庞庄（也称小庞庄）一带堤工情势告急77。河务局当即调派员夫，并通知东明县长召集民夫前往抢护（此堤决口即将殃及东明县），但无以抵挡水势，庞庄前堤于11日午刻漫决，后又抢护前堤后面的圈堤，同样没能守住，最终发生溃堤（所谓“二分庄决口”即指该处）78。东明县是庞庄决口受害最严重的县份，尤其是“正当大溜”的城西地区，该地十余万难民为避洪水逃往堤上，只靠树皮、草根充饥，状况尤为凄惨79。
表4 8月2—8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
资料来源：《豫境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黄河暴涨警讯频传》，《申报》1933年8月13日，第3页；《黄河连日决堤豫鲁人心震动》，《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3页；《豫境河水渐落》，《申报》1933年8月15日，第4页；《冀豫黄河决口》，《申报》1933年8月17日，第4页。
受上述各处堤防决口与漫溢的影响，洪水流经河北长垣以下河段势头已减。如表4所示，8月10-15日，山东泺口的水位一直维持在30米安全线以内，山东省各处堤防暂时“避过一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险不会再临，不久随着河北长垣北岸溃水在山东陶城埠复归正河，山东省水势又告上涨。
三、溃水流动与社会应对
黄河决堤之后，溃水一旦失去堤防的约束，在平原上便肆意泛滥。对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较为有限，充其量只能做些疏散灾区民众、加强城垣防守、引导溃水排泄等方面的工作，以尽可能地降低受灾损失。例如，庞庄决口后，东明县县长“当即督率所属，召集阖城民夫，堵筑城堤”，县城因此得以保全，但城垣以外却被淹极重80；当考城民埝决口溃水流向山东定陶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即电令定陶县长，通告“全城人民速向济宁逃难，再用铁车输送来济”，并令该县长“仍应竭力防堵为要”81；当庞庄决口溃水流至巨野县境时，巨野县县长即“率民夫挖沟，将其引入洙水河（注：也写作潴水河）”82。
小新堤与长垣北岸大堤决口的溃水，因分别有黄河故道、北金堤的屏障，只要做好该两堤的防守便能控制溃水的扩散。小新堤决口之后，溃水顺故道东下，水势几乎与大堤持平83。当溃水流到兰封城下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即致电故道下游江苏省政府，请其“速设法预防”84。苏省政府随后又将此电转告安徽省政府85。大概刘峙此时还不清楚决口的位置，但兰封城就在故道南岸，水到兰封城下便是顺故道而来。尽管故道两岸旧堤仍存，但已残缺不全，且故道河床也已严重淤高，溃水进入故道随处都可能出现险情86。下游故道南岸的徐州，因“城墙已经拆毁”，“无险可守”，小新堤决口以后，徐州即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全市锣声震天，以为警告”87。
苏、皖两省主席获知黄河决口消息之后，均备感慌恐，随即饬令本省故道沿岸地方官加以预防，并派员到河南调查漫溢情形，同时电请河南省政府尽快堵筑决口。此外还电请中央（行政院）派员赴豫筹督堵筑，由此中央才开始重视此次特大洪灾88。不仅如此，苏省主席顾祝同还特意致电导淮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委员长），请其派员前往查勘并转请中央派员，因为黄河一旦南泛势必会对淮河构成威胁。据此，导淮委员会除了派遣工程师前往调查之外，又电请国民政府转饬黄河水利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简称“黄委会”）派员主持89。事实上，黄委会此时并未正式成立，但中央又无其他部门可以承担治黄责任，国府也只能饬令黄委会遵办90。在此之前，国府在治黄问题已有所介入，但并未针对重大水灾问题讨论应急措施，以致洪灾发生后束手无策91。原定于9月25日正式成立的黄委会，因情形紧急也只好提前开始办公92，而此时洪灾早已形成，中央所能做的只有事后救济与堵口工作。
溃水顺故道流至民权县内黄（集），已“无猛涨模样”。徐州所在的江苏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区专员佘念慈已令故道沿岸铜山、萧县、邳县、睢宁、丰县等地做好防范工作，同时令铜山公安局赶修徐州城黄河故堤93。8月15日，佘念慈召集各机关召开修堤会议，成立了“修治黄河堤防委员会”，计划兴修卧牛山至鸡嘴坝一段长约15里的环城大堤，以保护城埠94。而就在该日，溃水水头已到曹县、单县、虞城三县交界处的老君寨，深约一丈五尺（约5米），顺黄河故道东流95。16日到达砀山，后继续东流。故道沿岸徐属各地随即展开防备工作。丰县、砀山等县已用土包将城门垒塞，而徐州无城墙可恃，只能先守护河堡，即修筑环城大堤96。徐州警备司令派遣七师部队一个团、八十八师部队两个营于该日下午三点出发修筑环城大堤，佘念慈也赶往环城大堤察看97。16日晚，水抵砀山东大李庄，徐州形势更加急迫。17日晨，佘念慈令铜山县第一区公所“通告各乡镇民众总动员”，一致补修环城大堤，赶修人数不下万人98。该日晨，溃水过大李庄到达高寨、盘龙集（也称蟠龙集），此时水头宽约500米，深及5尺（约1.67米），后路宽约2500米，深及丈余（约3.33米），可见势头并不算小。受故道拦河坝（名为“二坝”，位于砀山县境）阻挡，溃水改变方向，由盘龙集北流入大沙河，向沛县昭阳湖流去；只有极少部分仍沿故道东流。萧县、砀山二县县长又督率大批劳力对拦河坝进行防堵，溃水由此没能继续东下，未过陇海线路基。然而大沙河沿岸丰县、沛县形势却陷入危迫状态。由于大沙河河道较黄河故道低丈余（约3.33米），流入大沙河的溃水尤为汹涌。17日下午（酉刻），黄水进入丰县。又经丰县华山东流入沛县。19日晨，水流入昭阳湖，丰、沛形势告以缓和。此间，丰、沛两县官民也是“竭力抢堵”，特别是在17日凌晨（卯时），沛县县长召集七千名工人，前往丰县帮助堵截，但并没能阻止水流北下，所幸的是沙河堤岸最终并没有发生溃决99。
实际上，至8月15日，小新堤决口水势已退，故道口往东1000米左右的高滩，行人已经可以蹚水过河100。9月，丰、沛两县党政机关拟在砀山县高寨以东堵塞大沙河口，同时准备把二坝疏通，让溃水沿黄河故道东流。但二坝位于砀山县境，丰、沛两县并不能“越俎而谋”，于是该两县即邀请砀山县于9日在丰县政府举行“御黄联席会议”，但是砀山县拒绝出席，并与萧县、铜山等县一起反对该“移水计划”，当地民众也群起准备械斗。虽联席会议决议10月1日开工，但最终还是因各方反对未能执行101。此后，江苏省政府只好派遣专员前往查勘，并召集丰、沛、萧、砀四县代表开会，决定疏浚沙河，让黄水顺畅入湖，砀、萧、铜三县协助丰、沛两县施工102。但砀、萧、铜三县以兰封决口已经筑堤为由，仍坚决反对103。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长垣北岸石头庄处大堤于8月3日被掘之后，溃水由北岸大堤向东北方向流去，大堤以北尚有一道金堤，可防溃水继续北行。7日晚，水头抵达河北濮阳县境的两门村附近，并沿着金堤以南的夹河沟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动。此时水头并不算大，宽约10余米，深约0.2米，流动速度也较为缓慢，距离山东省境（即濮县高堤口）仍有45余公里104。该日，正在山东上游南岸督工的山东河务局局长张连甲亦渡河赴北岸视察105。10日，张连甲返回济南，向韩复榘报告了视察情况，认为石头庄决口溃水流速慢、水量小，流到山东境便“无甚大力量”，不会带来太大损害106。
然而，11日，长垣北岸石头庄及以上大堤又受特大洪水冲击，溃决严重。13日上午，溃水到达河北濮阳县金堤根下，并不断上涨，14日晚至15日，濮境部分堤段水面已经高过堤顶。濮阳县县长“数小时内，召集民夫五千五百余人，拼命抢险”，所幸未酿成大灾107。河北大部分地区均位于金堤以北，若金堤溃决，河北省将遭受更大损失。这大概是濮阳县能够积极抢护金堤的动力所在。14日晚8点，溃水沿夹河沟流至濮县高堤口，进入山东省境108。需要说明的是，山东省黄河上游（北一分段）北岸官堤即为北金堤，金堤以内与河北省官堤相接的是民埝，为民修民守。15日傍晚，北一分段门首（高堤口）处，河水中泓骤涨1.2米，深达两米七八，宽约二百五六十米，并且溃水已从夹河沟出槽，靠近堤根，深达0.8米，并“续涨不已”，金堤“节节吃紧”。河务局即电饬北一分段委员“分令濮、范、寿、阳各县县长，督饬兵夫，无论风雨昼夜，严加核巡，遇有危险工段，添调民夫，帮同拼力抢护”109。18日早3点，溃水流至东阿县陶城埠，又复归黄河正河110。
表5 8月19—30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
资料来源：《黄水漫滥鲁西》，《中央日报》1933年8月20日，第1张2版；《洛口水涨济南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1日，第3版；《洛口续涨势仍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2日，第3版；《黄河治标大体商定》，《大公报》1933年8月23日，第3版；《鲁境黄河续有漫决》，《大公报》1933年8月24日，第3版；《洛口昨猛涨情势危急》，《大公报》1933年8月25日，第3版；《洛口续涨情势益危》，《大公报》1933年8月26日，第3版；《韩复榘昨视察水势》，《大公报》1933年8月27日，第3版；《防汛会议今晨开幕》，《大公报》1933年8月28日，第3版；《防汛会议之第一幕》，《大公报》，1933年8月29日，第3版；《黄河水势暂告平稳》，《大公报》1933年8月30日，第3版；《黄河水落工情转稳》，《大公报》1933年8月31日，第3版。
溃水导致金堤以内河套（滩地）人民受灾极其严重。据范县县长17日呈报，该县金堤内水宽20余公里，水深约2米，“所有乡村房屋多半倒塌，哀声遍野”99。18日，山东河务局局长张连甲到达上游视察，此时溃水水势正旺，范县以及寿张县境内金堤多处“几与水平”，张即饬令该两县官员指挥民夫“抢加子埝”，情势得以转危为安111。次日，寿张县部分堤段，水面已经越过堤顶七八寸（约0.23—0.27米），张连甲随即请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阳谷驻军帮助抢护，阳谷驻军随即于该日晚抵工督领民夫抢筑子埝112。至21日，范县、寿张、阳谷等县溃水水势见落，各处堤工已平稳113。
鉴于泺口堤防关涉省会济南安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济南市长闻承烈于该日前往泺口视察水势。返回济南后，韩又命令手枪旅赴泺口协助防守，此外还批准河务局局长张连甲的请示，由民政厅长李树春通饬沿河各县县长“督率民夫守护各县境域”114。尽管如此，该日中游南岸马岔河（属于寿张县或阳谷县）至李楼（属于寿张县）之间因风疾浪涌，还是发生了漫溢115。22—23日，平阴县邵庄民埝、长清县董桥民埝先后发生漫决，好在经抢护已平稳116。25日，泺口水位达1933年度最高值，正在山东下游督饬抢险的张连甲立即返回泺口督工117，韩复榘亦于26、27日两次前往泺口视察118。至30日，山东三游水位均落，工情趋于稳定119。此后几日，各游水位连续降落，受损工程也渐次修毕。总体而言，此次陶城埠以下黄河大水并没有超出堤防的防洪能力，且地方政府与沿河各县民众亦能积极应对，未酿成较大的危险。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协调，在事发当时，各方并没能完全掌握溃水流动的信息，河务局方面只了解到口门附近情形，受灾各县也只关注境内及周边泛水状况。这种信息的隔阂造成了谣言的流传。8月25日，鲁西十八县灾民代表致电中央，称鲁西水灾系河南省主席刘峙派兵挖掘兰封河堤而致，请中央予以惩治120。实际上鲁西受灾主要因长垣庞庄决口。随后，山东旅汴同乡会向鲁西代表陈明了河流情形，刘峙也电请中央予以彻查121。此一误解得以化除。
四结语
国民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事后对洪灾发生的原因，做出如下结论：此次洪灾并非当局在防备和抢护上的失职，而是因“水势凶猛”以及大堤“百孔千疮”所致122。诚然，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般洪水年份123，失去了防御特大洪水的戒心和能力，一遇突发性灾害便进退失据、无所适从。通过回溯洪灾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社会（主要是政府）应对层面存在如下问题：汛前并未做好例行性的堤防维护工作，即使特大洪水在汛前已有所预兆；在接到洪水预报之后，亦未能做好充分的预备措施并向民众公布洪水信息；在洪水来临时，存在抢护不够及时、人力组织不得力的情况；在溃水流动过程中，统筹协调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当然，具体到不同地区或河段亦存在不同的情况。虽说洪灾的形成是环境与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社会因素毕竟具有可操作性空间，当可单独而论。以上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也是长期以来黄河治理体制内存的顽疾。
由本文可见，此次洪灾发生的河段，除水势因素，其堤防防御能力与社会应对能力均较薄弱，说明政府对堤防的维护与洪水的应对存在厚此薄彼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以行政区划（省或县）为单位的治黄体制有关，具体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境况较好的地区或者河防对于当地政治、经济重要性较大的地区，如三省中的山东省，河南省的开封地区，山东省的济南地区，江苏省的徐州地区，对河务的重视程度及管理水准相对较高，反之亦然；治黄事权不统一，导致治黄的“地方性”124弊端突显，各地区、各部门多以自身利益为治黄的出发点，相互间不能有效配合，特别是省县交界处河段堤防的修守，各省、县之间容易发生冲突与争议，以致该处堤防成为整个堤防的短板；而中央方面亦未能及时介入防备与抢险工作，发挥其统筹协调的作用。
此次洪灾使统一治黄事权的问题再度泛起。河南省主席刘峙指出，小新堤决口与考城民埝决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其修守“事权不一”有关，即该两处分别位于兰封、考城交界以及兰封、长垣交界之处，在兴修、防守之时，往往出现扯皮、观望的状况。有鉴于此，灾后刘峙向中央建议将长垣县划归山东或者河南管辖，让河南、山东两省直接接壤，使事权更为“单纯”125。内政部支持刘峙的提议，认为“长垣县在冀省南端，距离省会至远，而距河南省会则较近。河北全省辖境，于天然形势，原不整齐，加以黄河南岸一隅之地，分隶冀、鲁、豫三省管辖，平时行政，固难一致，河患发生，又易互相观望，于地方实多不利。”为了“符合天然形势及便利防御河患”，内政部提议将长垣县划归河南省管辖126。然而，河北省政府却坚决反对，认为河务管理的重心应该放在“统筹全局”上，而不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上，且参与治河的省份越多，反而越有利于“筹集款项及集思广益”127。中央政府最担心的恐怕还是引起纷争，最后也只能以“暂维现状”作罢128。河北省政府所述亦不无道理。相对于调整行政区划，改革治黄体制即在中央设立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河务机构更为现实。
新中国政府对1958年特大洪水的成功应对亦衬托出国民政府在应对1933年特大洪水方面存在的问题。1958年特大洪水的规模与1933年不相上下，实测花园口最大洪峰流量高达22,300立方米/秒。但此次洪水并未酿成洪灾。其原因除了此时堤防状况较1933年更为稳固之外，也与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组织动员能力有关。此次洪水期间，河南与山东两省调动了200万军民上堤抢险，为应对险情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129。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1933年特大洪水防御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治黄体制本身的问题，也与当时政治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存在很大关系。
如果说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家的角色与职能发生变化，黄河的治理已不再为国家所重视130。但此次洪灾促使治黄再次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此时，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因应洪灾而提前成立，在民众的呼声下，灾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治黄的现代化、统一治黄事权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注释
1此处决溢数据来自徐思敬的研究，灾情数据来自席家治、王文俊的研究。见徐思敬：《一九三三年黄河下游堤防的决溢》，《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2期，第34-38页；席家治、王文俊：《黄河下游1933、1935、1938年决口灾害资料浅析》，《黄河史志资料》1983年第2期，第50-52页。
2史辅成、易元俊、高治定：《1933年8月黄河中游洪水》，《水文》1984年第6期，第55-58页。
3王林、袁滢滢：《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93-96页。对于洪水的流动的描述见《民国黄河史》写作组：《民国黄河史》，（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第94-96页。
4王林、袁滢滢的《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一文曾提到“河政不统一减弱了人们的抗灾能力，加重了该次水灾的严重程度”，但未能就洪灾发生的过程展开分析。
5“水势”有两层含义，一指“水的流量与冲力”，二指“水位”。本文对水势的探讨受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以下研究的启发：Micah S.Muscolino,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19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6伏汛发生在初伏日起到立秋日止，秋汛发生在立秋日起到霜降日止，秋、伏二汛为黄河的主要汛期，亦合称“伏秋大汛”。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印：《河上语图解》，1934年，第15页。
7该图数据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津）》第1册（1919-1953),1955年，陕-56-陕-57。
8《黄河暴涨》，《大公报》1933年6月26日，第6版。
9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津）》第1册（1919-1953），陕-51-陕-57。按照3000立方米/秒级别流量的洪水的传播时间，从陕县（现三门峡水文站）到濮阳（现高村水文站）需要72个小时，实际时间可能有所差异（下同）。洪水传播速度参考：崔庆瑞、张继荣、许东波：《黄河下游防汛实用技术》，（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10《黄河暴涨》，《大公报》1933年6月26日，第6版。
11《豫境黄河水势暴涨》，《中央日报》1933年6月29日，第2张第2版。
12《豫境黄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第2张第2版。
13《黄河二十二年分春工费现已派员覆估共需洋八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元八角三分拟请由省库照拨俾便赶购材料及时兴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河北建设公报》1933年第5卷第5期，提案，第3-6页；朱延平：《豫冀两省黄河工事之回顾与前瞻》，《大公报》1933年9月14日，第11版。
14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4-5页。
15《堪估二十二年春厢料物土方数目表》，《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图表，第3-4页。
16据陕县水文站的记录，1933年8月份以前该年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出现在7月29日，分别为7280立方米/秒、295.08米，尚未及1932年8月12日8020立方米/秒、295.7米的最高纪录。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津）》第1册（1919-1953），陕21-陕-22、陕-56-陕-57。
17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孟津以下部分）》第1册（1919-1953),1955年，泺-19。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取资料系黄委会纠正测量基点，整编原始资料而成，与当时河务局的统计资料有所差异。
18《黄河水势续涨》，《申报》1932年8月6日，第4页。
19《黄河水势续涨》，《申报》1933年7月11日，第9页。
20《电总分段承分防水涨工险认真防守由》，1933年7月1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0页；《电沿河二十二县为水涨工险协同防护由》，1933年7月1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0页。
21《鲁韩令沿河县长移驻大堤督工》，《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9页；《黄河已入险境》，《申报》1933年8月1日，第15页。
22《电公电局大汛期间各县长电报工情免费由》，1933年7月28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1页。
23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津）》第1册（1919-1953），陕-57。
24《豫境黄河飞涨》，《申报》1933年8月3日，第9页。
25《豫冀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第一次常会会议记录》，《山东河务特刊》1933年总第5期，会议记录，第15页；《豫冀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第二次常会会议记录》，《山东河务特刊》1933年总第5期，会议记录，第24页。
26《电总分段承分防埝工局陕州河水暴涨仰即妥防由》，1933年8月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1页；《电沿河各县陕州河水陡涨仰妥防由》，1933年8月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1页。
27《呈省政府报赴上游督工公出日期由》，1933年8月5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11页。
28 3日水位原文为“三十公尺一寸八八”，应为“三十公尺一寸八分”；6日水位原文为“三十八尺三寸三”，应为“三十公尺三寸三”。《豫境黄河飞涨》，《申报》1933年8月3日，第9页；《黄河三游均告涨水》，《申报》1933年8月4日，第10页；《黄河水势仍猛涨不已》，《中央日报》1933年8月6日，第1张第3版；《黄河上游落水》，《申报》1933年8月7日，第3页；《黄河水落已无危险》，《中央日报》1933年8月7日，第1张第2版；《黄河工情转稳》，《申报》1933年8月8日，第9页；《鲁境黄河水势陡落》，《申报》1933年8月11日，第9页。
29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1-4页；宋希尚：《黄河石头庄、冯楼堵口工程实录》，出版地不详，1935年，第5页。
30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3页。
31《沿河地方官协助河务考成章程》，《河北建设公报》1932年第4卷第11期，法规，第3-5页。
32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9期，第6页。
33不仅如此，河务局亦认为沿河各县县长还应为土匪掘堤一事承担责任，理由是，各县县长不具备“河工常识”，在洪水时期竟把土匪“围困堤上”，进而引生掘堤事件。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3页。
34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4页。
35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6页。
36洪水传播速度见崔庆瑞、张继荣、许东波：《黄河下游防汛实用技术》，第19页。
37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津）》第1册（1919-1953），陕-57。
38黄河防洪志编纂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防洪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39[挪]安立森著，张度译：《一九三三年黄河之洪水量》，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馆藏，档号：MG 1.3-6，“一九三三年黄河之洪水量”。需要注意的是，该文称洪峰到达陕县的时间为9日夜间，应该就是10日凌晨。
40《黄河水续涨黄河桥被淹》，《中央日报》1933年8月12日，第1张第3版。
41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外籍工程师安立森当时的研究，陕西的泾河为主要来源，包头至龙门间诸河次之，汾、渭又次之，河南境内的沁河、洛河在此洪水期间并没有大水；而据当代水利专家史辅成等人研究，此次洪水主要来源于龙门以上各支流，泾河次之，渭河又次之，北洛河、汾河再次之，河津至陕县的支流影响较小。究竟哪个结论更为可靠，还有待水利专家进一步研究。[挪]安立森著，张度译：《一九三三年黄河之洪水量》，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馆藏，档号：MG 1.3-6；史辅成、易元俊、高治定：《1933年8月黄河中游洪水》，《水文》1984年第6期，第58页。
42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三章，第8页。
43朱延平：《豫冀两省黄河工事之回顾与前瞻》，《大公报》1933年9月14日，第11版。
44顾秉楠、刘增祺：《勘察豫鲁冀段黄河水势险工总报告》，《华北水利月刊》1931年第4卷第9期，第81页。
45《中央日报》记者在1933年特大洪灾发生前曾就河南省段堤防情形询问过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得出的结论是“中牟、武陟堤工最为危险”（《豫境黄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第2张第2版）。但就事后的结果来看，该两处溃决状况在河南省来说并不是最严重的。
46《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豫黄河猛涨》，《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第3版。
47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三章，第1、10、30页；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省黄河险工暨漫溢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3页；《豫境黄河狂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张第2版；《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48《黄河溃决后孟津武陟之损失》，《大公报》1933年8月20日，第6版。
49《冀豫黄河决口》，《中央日报》1933年8月10日，第1张第3版。
50《黄河水超过廿年洪水位》，《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13页。
51《黄河水续涨黄河桥被淹》，《中央日报》1933年8月12日，第1张第3版。
52《豫北区淹没三百余村》，《大公报》1933年8月14日，第3版；《黄河溃决后孟津武陟之损失》，《大公报》1933年8月20日，第6版。
53《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54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省黄河险工暨漫溢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4页。
55《豫黄河猛涨》，《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第3版。
56《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57《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58《豫境黄河狂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张第2版；《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59《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60《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61《豫黄河水势续落》，《中央日报》1933年8月16日，第2张第2版。
62《中央日报》的报道称10日晚10点以后水头已过黑岗口，水势开始下落，准确性尚待进一步考证。《豫境黄河狂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张第2版。
63《兰封黄水流入故道》，《申报》1933年8月20日，第12页；《黄河水涨哄动汴梁城》，《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6版。
64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黄河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65陈汝珍：《整理豫河方案》，第13页。
66《二十二年黄河漫决纪事》，《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90页；《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8月26日，第12页；《考城兰封堵口工程开始》，《申报》1933年11月21日，第8页；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编：《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三章，第27页；河南省政府致行政院，1933年11页10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报》的说法是“决口”，而中央社称是“漫溢”，“谣传决口则不确”，《申报》记者在调查报告中所称“决口”应该是“漫决”。至于漫决的时间，本文采用《申报》记者的调查。
67陈和甫：《查勘黄河南岸决口及堤坝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79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08-409页。
68《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8月26日，第12页；《二十二年冀鲁豫三省黄河两堤堵口计划》，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档号：MG2.4-2，“黄委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特大洪水后善后工程堵口复堤计划卷”；河南省政府致行政院，1933年11页10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黄河连日决堤豫鲁人心震动》，《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3页；《考城兰封堵口工程开始》，《申报》1933年11月21日，第8页。
69《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8月26日，第12页。
70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2页。
71该省大堤除了南岸郭寨至刘庄段属于官堤外，其他各段最初都是民埝，本就卑矮，后虽改归官堤（或官民共守），但并未大事加修。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1-2页。
72据水利专家张含英描述，河北境内除正河之外，滩地存在很多串沟，因财力问题，一直未能加以整理，成为导致1933年的决口的重要因素。张含英：《治河论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7年，第169-175页。
73冯连贵口述，徐思敬、王延昌：《泅水调查一九三三年长垣决堤口门的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2期，第39页。
74《呈河北省政府据黄河河务局电呈遵令査复石头庄土匪掘口情形及南一漫口仅庞庄一处等实情此次黄河酿成巨患委系水位过高及土匪扒堤所致理合具文转呈鉴核文》，1933年9月28日，《河北建设公报》1933年第5卷第12期，公牍，第13-15页。石头庄至大车集段大堤漫溢与抢护情形可详见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4-11页。
75冯连贵为调查长垣北岸口门数字的亲历者，故此处采用他的说法。见冯连贵口述，徐思敬、王延昌整理：《泅水调查一九三三年长垣决堤口门的回忆》，第39页。
76《民国黄河史》写作组：《民国黄河史》，第97页。
77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二），《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5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11页。
78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1页；《呈河北省政府据黄河河务局电呈遵令査复石头庄土匪掘口情形及南一漫口仅庞庄一处等实情此次黄河酿成巨患委系水位过高及土匪扒堤所致理合具文转呈鉴核文》，第15页。
79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二），第7页。
80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2-3页。
81《黑岗南岸昨又出险》，《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3版。
82《菏泽城武两城被水包围》，《大公报》1933年8月19日，第3版。
83《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84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85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86《徐属黄水警讯频传》，《申报》1933年8月20日，第12页。
87《汴郑水势视察报告》，《大公报》1933年8月21日，第3版。
88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89导淮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致国民政府，1933年8月14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1)-3272，“苏豫鲁各省主席报告黄河暴涨水流达开封及鲁西一带并请饬水利机关筹款堵筑速办急赈事项”；导淮委员会致国民政府行政院，1933年8月18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黄河泛滥成灾将夺故道入淮》，《中央日报》，1933年8月13日，第1张第2版。
90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西安黄河水利委员会李委员长、导淮委员会，1933年8月14日（拟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1)-3272，“苏豫鲁各省主席报告黄河暴涨水流达开封及鲁西一带并请饬水利机关筹款堵筑速办急赈事项”。
91张岩：《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4辑，第128-142页。
92《黄河水利委员会准备提前召集》，《申报》1933年8月16日，第12页。
93《黄河漫溢中原灾重》，《大公报》1933年8月13日，第3版。
94《徐州成立修治河堤委员会》，《申报》1933年8月16日，第13页；《黄水泛流东下循故道入徐境》，《申报》1933年8月18日，第3页。
95《鲁西各县情势危急》，《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3版。江苏砀山县县长电称，黄河水头系“由鲁西菏泽决口东下，经定陶、曹县入砀”，按此说法，流入老君寨故道的溃水是由考城堤溃决而来。但日后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流至砀山的溃水为兰封小新堤漫决之水，经曹县、单县的南部流至砀山。本文采用监察院的说法。相关资料见《黑岗南岸昨又出险》，《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3版；《监察院派员视察鲁灾经过》，《申报》1933年11月13日，第8页。
96《鲁西浊流泛滥苏北突告危急》，《申报》1933年8月17日，第4页。
97《鲁西浊流泛滥苏北突告危急》，《申报》1933年8月17日，第4页；《徐属黄水警讯频传黄水循大沙河北折》，《申报》1933年8月20日，第12页。
98《徐属黄水警讯频传黄水循大沙河北折》，《申报》1933年8月20日，第12页。18日，徐州（铜山）商会又“召集各业紧急会决议”，让每户出一人（大商富户出三人）修筑黄河故堤。《黄河奔放中丰沛形势危迫》，《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3页。
99《黄水泛流东下循故道入徐境》，《申报》1933年8月18日，第3页；《黄河奔放中丰沛形势危迫》，《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3页；《黄河泛滥东下循故道迫近徐州》，《中央日报》1933年8月18日，第1张第3版。
100导淮委员会呈国民政府，1933年8月30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1)-3269，“办理黄河堵口及下游善后堤防工程”。
101《萧砀民众反对堵塞大沙河口》，《申报》1933年9月13日，第11页；《丰沛两县塞河放坝会议》，《申报》1933年9月17日，第10页。
102《徐属各县堵口争执可望解决》，《申报》1933年11月20日，第6页。
103《铜萧丰沛砀五县代表会议》，《申报》1933年11月29日，第5页。
104《代电省政府报河北黄河决口水头去路由》，1933年8月9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7页。
105《黄河各游均告落水》，《申报》1933年8月10日，第8页。
106《河北长垣县决口水流即将到鲁》，《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9页。
107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7、11页。
108《代电省政府长垣决口之水已到濮境由》，1933年8月15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8页。
109《代电省政府报石头庄决口水势由》，1933年8月16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9-50页。
110《鲁黄河上游水势续涨》，《申报》1933年8月22日，第11页。
111《代电省政府报范县被灾情形请救济由》，1933年8月18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1页。
112《电省政府报公出履勘各段堤埝由》，1933年8月18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页；《电省政府报范县已抢加子埝寿张王楼水过堤顶请电饬阳谷驻军拨队帮同抢护由》，1933年8月19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页。
113《电省政府报范县已抢加子埝寿张王楼水过堤顶请电饬阳谷驻军拨队帮同抢护由》，1933年8月19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页；《电省政府报范寿阳各段堤工水势情形由》，1933年8月20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51页。
114《电省政府报范寿阳水落工稳拟赴下段视查由》，1933年8月21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1页。
115《洛口水涨济南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1日，第3版；《鲁省洛口河水大涨》，《申报》1933年8月23日，第11页。注：《申报》报道中的时间有误，21日应为20日。
116《代电省政府报马岔河至李楼小民埝冲漫情形由》，1933年8月2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3页。
117《代电省政府报邵庄董桥民埝漫溢抢堵情形由》，1933年8月24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4-55页。
118《洛口续涨情势益危》，《大公报》1933年8月26日，第3版。
119《韩复榘昨视察水势》，《大公报》1933年8月27日，第3版；《防汛会议今晨开幕》，《大公报》1933年8月28日，第3版。
120《黄河水落工情转稳》，《大公报》1933年8月31日，第3版。
121《鲁西大水中救灾先决问题》，《申报》1933年8月28日，第9页。
122《公电》，《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7页；《刘峙请中央查究鲁人诬陷》，《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7页。
123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编：《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三章，第8页。
124据潘威等人对黄河汛期径流量变化的长程研究，黄河在1933年特大洪水爆发之前曾有长达11年（1922-1932年）的枯水期。潘威、郑景云、萧凌波、闫芳芳：《1766年以来黄河中游与永定河汛期径流量的变化》，《地理学报》2013年第7期，第975-982页；潘威、郑景云、满志敏：《1766-2000年黄河上中游汛期径流量波动特征及其与PDO关系》，《地理学报》2018年第11期，第2053-2063页。
125李仪祉：《本年董庄决口救济水患之失机》，《李仪祉全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67年，第570页。
126河南省政府致行政院，1933年11页10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127内政部致行政院秘书处，1933年12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128内政部致行政院秘书处，1934年4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129行政院致河南省政府（稿），1934年4月21日（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130政府应对此次洪水的过程可见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7年，第69-78页。
131[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地区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