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值钱的文物传国千年的传国玉玺
说起文物古玩，人们都知道有些真品是价值连城的，可是最值钱的是什么？古钱币、玉石、名人真迹，看看寻宝节目，或许你被文物的价值震撼，如果你对文物懂一点就会知道，文物的价值体现在于它的稀有，和它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古今中外没有一件可以和世间罕有的和氏璧做成的传国玉玺相提并论。
传国玉玺有多值钱？耐心看完就会知道它的价值，传国玉玺是我国古代“传国之宝”，举世无双，被尊崇为国家的象征，
先看传国玉玺这块玉材料的价值：
话说东周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见凤凰栖落青石之
和氏璧遗址
（古人曾有“凤凰不落无宝地”之说），于是他将此璞石献给楚厉王，经玉工辨识认为是石块。卞和以欺君罪被刖左足。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以前罪断去右足。至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痛哭于荆山下，哭至眼泪干涸，流出血泪。文王甚奇，便命人剖开璞石，果得宝玉，经良工雕琢成璧，人称“和氏璧”。
“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和氏璧面世后，成为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后来，楚国向赵国求婚，使和氏璧到了赵国。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国有和氏璧，提出以15座城相交换，未果，但足见和氏璧的价值。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称“始皇帝”。
命宰相李斯以和氏璧作皇帝玺，命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形同龙凤鸟之状，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湘山，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抛传国玺于湖中，祀神镇浪。8年后，使者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献上。传国玺，夫复归来。其事真假难辨，也是一千古疑案。
秦末年子婴持和氏璧向刘邦请降，玉玺归汉。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王欲胁迫孝元皇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不从，一怒之下取出玉玺摔在地上，将之摔掉一角。找来能工巧匠用黄金修补（因此后来也称金镶玉玺）。东汉末年董卓乱汉，玉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等人手里，
后来又归魏。南北朝时又辗转后赵、宋、齐、梁、陈等，之后隋统一全国传国玺遂入隋宫。隋亡，萧后携皇孙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后来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后突然与皇孙政道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唐灭后朱温得到玉玺，后朱温后梁被灭，传国玉玺又落到后唐李存勖手中。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攻陷洛阳前，他和后妃在宫里自焚，所有御用之物也同时投入火中，从此传国玉玺便不知所终。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传国玺”不断问世。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宋元国玺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咸阳县民段义在河南乡掘地得一宝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次年正月送至京师，经蔡京等辨识，确认为秦制传国玺。三十年后，金俘徽宗、钦宗二帝，宝玺也被金人掳去。
元世祖至元年间，太师国王之孙、通政院使硕得死后，妻子病重，儿子只有九岁，家境艰难，遂以家藏的一块宝玉托御史台通事阔阔术拿到市上出售，因非寻常物制，无人敢买，后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只见“乃黝玉宝符，其方四寸，螭纽交蟠，四可边际，中洞横窍，其篆画作虫鸟鱼龙之状”，经监察御史杨桓辨认，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又被确认为秦玺。但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明清国玺
明初朱元璋以布衣而得天下，他听说元朝得到过传国玺，并已被元顺帝携逃大漠以北时，便不惜遣徐达带兵数十万入漠北，以期夺回此宝。大臣解缙还为此上表请罢兵戎，以利百姓生息。后来李文忠二次远征，俘虏了元后妃和诸王，得到了一些宋元玉玺，但却未见传国玺的踪影。
某年，在漠北地带，有一位牧羊人见一只绵羊老用蹄子在地上刨。挖开一看，发现下面埋着一块晶莹碧透玉玺。他将它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也鉴定为“传国玺”。消息传到漠南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耳中，他因是成吉思汗嫡系后裔，早怀恢复祖业之志，一闻此讯，即率二十万大军来攻，经过一场血战，果然夺得玉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今户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后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后金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但皇太极得玺一看，才见上面刻的是“制诰之宝”四字。原来不是秦玺，而是汉元帝命昭君和番时送给匈奴王的一颗羊脂玉玺。可是，皇太极还是对外宣称他得了传国玺，并正式改国号为“清”。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内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玺，放在正中的一方即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宫中一直说它是传国玺。但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确定为赝品。
如果拍卖来估计市值：
清乾隆御制白玉交龙钮“自强不息”宝玺，拍卖价6670万元；
嘉庆御笔之宝“交龙钮碧玉宝玺”，拍卖价3450万元；
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
卜键
公元1635年，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这年秋，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 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皇太极择吉郊迎，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皇太极心情愉悦，一一允准。
“传国玉玺”的出现，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还原其历史本真，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当年二月出师，西渡黄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众大半降了后金，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不来归顺，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压境，务绝后患。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亦擅于用情，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营谈判，苏泰太后恸哭出见，令额哲率众出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
庚辰，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上达皇太极。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甚至没有直接还兵。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察哈尔的屈服，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自平鲁卫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此际竟如此不堪。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不是直接东向还兵，却要南下袭扰劫杀，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亦让人慨叹。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他决定隆重出迎，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皇太极为亲外甥，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今皇上得传国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所传，迄今两千余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蚤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 至此，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果真如此吗？不。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于政治目的，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应叫作传国玉玺。传国玺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玺，用蓝田白玉，一说用和氏璧，李斯书篆。秦亡，子婴献于刘邦，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所谓“玺剑”是也。后来此玺与时隐现，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讫，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其次，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属附会之浮辞。《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未见以“宝”名之者。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略经反复，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除神宝、受命宝之外，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降至两宋宝玺，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着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亦颇有几分可疑。《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详述八宝之排列，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其余与汉唐无异。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愿代以支撑危局，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元代设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可证其对蒙文的重视。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中有一枚“制诰之宝”，玺文结体，行款格范，与此玺颇为相似。
明朝统治仍在，明朝宝玺怎么会到了察哈尔王室？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有一些途径。皇帝亲征或出巡，例以国宝随行，以示隆重，以便钤用。而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诸宝中有些也难免流入大漠，辗转传接，最后到了一度强盛的林丹汗手中。山羊的传说果有几分实情，埋宝者或也是跟随英宗，被裹挟着在蒙古草原跑来跑去、跑了几乎一年的人。另外，明正德、嘉靖间宫中两次大火，说是御宝尽毁，或有太监乘乱下手，盗出个别御宝卖钱。明季宫禁虽严，漏洞也多多，玺印之丢失绝非一例。从宫中流出，当也有多种渠道。
象征皇权的宝玺，历来都有着明确的使用或不使用规定。皇玺系列中较晚出现的“制诰之宝”，用途主要为“一品至五品诰命”，与传国宝、受命宝诚不可相比，较之乘舆六玺的地位也差很多。然不管怎样说，它的确是一块出自皇宫的宝玺。皇太极和臣僚以此作为天命攸归的吉兆，大肆宣扬，积极筹备更新国号和改元。八个月后，皇太极更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新年号也隐隐见出“传国玉玺”的影子。崇德元年（1636）七月，清太宗册封庄妃，即钤用此宝。
越一百年有余，乾隆帝作《交泰殿宝谱序》，详细梳理此前清朝御宝的演进，保留了皇太极所用四宝，即“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上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及满文篆书“皇帝之宝”。而对其视为重宝的“制诰之宝”，却说“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为之遮掩。通晓儒家典制的乾隆帝，大约也见出这一符瑞事件中的夸饰与荒唐。
作者简介
卜键，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已出版《从祭赛到戏曲》、《传奇意绪》、《嘉靖皇帝传》、《绛树两歌》、《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等著作10余种，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等，并发表论文及其他文章百余篇。
据野史记载，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初六，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率众归附皇太极，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为此，皇太极特率众贝勒迎至盛京城外南冈，设香案拜天受之。这块传国玉玺出自汉代，后数传至元代，至元顺帝被明洪武帝所败，弃都城，曾携玉玺逃至沙漠，后死于应昌府，玉玺遂遗失。据传说二百年后，有牧羊人在一处山冈下放羊，见一头山羊三日不啮草，而不断用蹄子刨一个地方，牧羊人很奇怪，就在那块地方挖起来，发现了汉代的这块传国玉玺。后被元后裔博硕克图汗所宝藏，察哈尔林丹汗打败了博硕克图汗，传国玉玺再易其主。这块传国玉玺以璠玙为质，雕交龙纽，上有汉篆“制诰之宝”四字，并非是卞和得于荆山下的和氏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