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中国递交的首份正式国书，内容狂妄至极，险些招致亡国之祸
文/格瓦拉同志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的交往史极为悠久，但直到隋炀帝在位时期，日本才向中国递交首份正式国书。然而，由于这封国书辞语悖慢、狂妄至极，因而引起隋炀帝的愤怒，险些招致灭国之祸。那么，这封国书到底有多无礼？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摆脱亡国之祸？
01 隋朝之前的中日关系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许多小国家，便开始向汉朝称臣纳贡（“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见《汉书·地理志》）。等到汉武帝消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后，向汉朝纳贡的日本小国一下子激增到30多个（“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见《后汉书·东夷传》），由此可见中日交往的盛况。
日本政治中心变迁图
不过，日本在西汉年间尚处在小国林立的状态，始终没有建立起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的，往往是不入流的小国，因此中日两国的交往并不正规。直到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日本列岛最强大的政权-倭国国王遣使朝贡，才标志着中日之间建立起正式交往关系。
在这次交往中，光武帝满足倭国国王的请求，正式册封他为“委奴王”（在古代，委通倭），并赐予“汉委奴国王印”。此后500余年间，日本始终保持着中国藩属国的地位（注：汉帝对他国颁赐印玺时，如果在君主名称前不加“汉”字，说明是将它视为平等国家；如果君主名称前加“汉”字，则视其为属国），而“倭奴”、“倭”作为日本的国名，更是一直延续到唐朝。
“汉倭奴国王印”
汉朝结束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往来依旧密切，并且其作为中原王朝属国的角色更加明显，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隋朝建立前。例如，在三国时期，倭国国君卑弥呼曾被魏明帝曹叡封为“亲魏倭王”，可见两国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而在南朝时期，日本不仅继续接受中国的“倭奴国王”封号，而且还被授予中原的官爵（如使持节、安东将军等）。
02 小野妹子访华
就在中国结束300余年的动乱、重新统一之际，日本也迎来一场大变革。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继位后，将朝政交给圣德太子，由他主持各项改革事宜。圣德太子执政30年，建立冠位十二阶制，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并依据中国的儒法佛三家思想制定《十七条宪法》，改革力度相当大。
圣德太子画像
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圣德太子面对的压力越发强大、经验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汲取中华文化的“营养”。与此同时，圣德太子希望摆脱对中国的附庸国地位，想用这项“不世之功”，来增强本人在国内的权威性，以便顺利地推动改革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国派出大使、递交要求平等交往的国书，便成为题中之义。
遣隋使船队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在筹划多年后，推古天皇在圣德太子的建议下，正式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注：小野妹子是男性，汉名为苏因高），同行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留学僧。在海上航行数月后，小野妹子终于抵达中国，并被地方官护送至隋朝的东都洛阳。对于小野妹子的访华，隋炀帝起初相当高兴，但随后的发生的事件，却让他勃然大怒。
03 隋炀帝的愤怒
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喜欢体验“万国来朝”的感觉，因此每当周边小国前来称臣纳贡时，他必然会隆重接待，并厚赏该国使者。按照隋炀帝的设想，作为中国数百年的臣属，日本使者在拜见他时必定是一种万分惶恐之状，而递交上来的国书也必然充满谦卑、称颂之词，为此才能取悦“天朝上国”。
隋炀帝画像
出乎隋炀帝意料的是，小野妹子在拜见他时态度不卑不亢，而推古天皇写给他的国书更是狂妄至极，在开头处便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在隋炀帝看来，作为全天下至高无上的主人，唯有中国的皇帝才能使用“天子”的称号，作为蛮夷番邦的日本也配自称“天子”？如此赤裸裸的挑战天朝上国的权威，实在是无礼至极。
隋炀帝是个非常好面子的皇帝，岂肯忍受蕞尔小国的羞辱，因此情绪一激动，便想着派大军渡海征讨日本。然而，此时隋朝正在向吐谷浑、契丹、流求等地用兵，如果再向日本开战，必然会陷入多线作战的窘境当中。为此，在群臣的劝谏下，隋炀帝只能饶恕日本的冒犯举动。不过，作为对日本的惩罚，隋炀帝拒绝给推古天皇回复国书。
隋朝时中日形势图
大业五年（609年），小野妹子奉命再度访华，并向隋炀帝呈递第二封国书。这封国书吸取先前的教训，抬头处不敢再用天子的名义，而是使用“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说法。这种做法不仅让隋炀帝略为满意，还巧妙地避开中日两国间的主从关系问题，从形式上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详情见《隋书·卷四十六》）。
结语
虽然经历不愉快的“国书事件”，但日本不仅成功地提升本国在对华交往中的地位，并且由此开启“全盘吸收”中华文化的阶段，对于改造落后、保守的日本社会裨益良多。诚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从小野妹子两次访华开始，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
参考书目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范晔（刘宋）：《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魏征（唐）：《隋书》，中华书局2018年版。
李延寿（唐）：《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
井上清（日）：《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