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史
摘自拙著《发现文明》第十一章
1，国家与国际发展史
近代殖民之前的国家概念与之后的国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否则俄罗斯就不可能迅速扩展。或者说，清朝与当时的欧洲国家由于文明的巨大差距，处于“同时不同代”的显著文明劣势之中，还处于纳贡的无边界时代，而西方却已经进入近代国家边界争雄时代。近现代的国家民族意识觉醒，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而这个观念的转变很可能是与殖民扩展活动同时诞生的，毕竟都是以土地划界为主要活动，之前的国界不一定很清晰，但在此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每一次的文明突变，其实都是一种数个方面的整体共振现象，从殖民到工业化再到现代化，都是如此。近代国家性质的改变，一定是文明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共振。中国这一变化发生在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前后。以中国为例，之前大家是不太关心国家的，之后爱国主义兴起，除了一些物质条件改变之外，可能在新文明中“国家兴亡匹夫相关”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证据，比如海关越来越严格，到20世纪末期各国海关已如铁桶一般，所以，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效应在近现代越来越明显。
国家雏形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最初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今不过5千多年，最早的邦国出现于西亚的两河流域。国家之所以与之前的人类社会形态不同，是因为它打破了先前单纯以血缘纽带建立的社会，比如父系社会或母系社会，邦国形式则进入到一种更松散的族群组织结构，随时以一个强者统治而整合为一个王朝国家，有些甚至是以一个宗教为核心而成立。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这种国家形式开始发生明显改变，之前国界不是必须，只要臣属与纳贡关系清楚即可。但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国家或划界这件事情逐渐变得非常严肃。实际上国家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殖民的具体需要，更是一种新型文明体系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进入近代的民族国家形式是一个回归，因为以文化传统等为标志的民族替代了原始血缘，贡赋制则某种意义上是忽略血缘的。所以，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之下，人类的国家重新进入一种“利益共同体”。直到 20世纪下半叶，新的政治宗教再次打破这种结构，比如无产阶级国家、民主国家以及穆斯林国家等等，他们以潜在的信仰来划分利益共同体。
工业革命之后，对于国家形式，激进人士预言未来的人类社会将会瓦解国家形态，最终成为大同社会。其实，国家形态如同婚姻一样，多少都与人类的经济或利益共同体结构联系在一起。当工业化完成之后，人类的经济形态大为改观，国家政治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近代以来许多人孜孜以求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也是现代经济支撑的一个结果，婚姻也开始出现某种现代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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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
纽带 |
统治形式 |
出现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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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时期 |
血缘 |
族长 |
几万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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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时期早期 |
王朝 |
国王 |
五千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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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后期 |
议会 |
代表 |
近代 |
表：不同时代的团体形式。
从最初的原始父系或母系社会，再到邦国，一直到近代国家，再到国家消亡，反映出一种人类为基本生存所做出的社会组织调适，并且整体都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越是早期的国家，人的安全感越低，生存越困难，要求抱团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精神就越受推崇，越到近代“国家观”“民族观”就越淡漠，人们随随便便就移民，直到最后国家消亡。
瓦解国家的萌芽可能正是在发现新大陆的经济活动中开始萌芽的，这就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公司制度。其实公司这种形式比较近的源头也可以推到波罗的海周边的汉莎同盟，甚至可以从古希腊越洋商贸活动开始。就这一点而言，很可能最早瓦解国家的必然是出现在欧洲，今天的欧盟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国家的弱化，它的前提就是高度的现代化。低级文明时代是不可能弱化国家功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强烈的爱国情愫只出现于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切都是适配。
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国际间道德或规则也是如此，直接受到人类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状态的适配影响，总体落后时残酷无比，先进或富足时人们友好和平。如《文明的度量》[1]等已经肯定了人类的发展越来越“文明”，尽管杀人武器的威力或效率提高了，但人类总体的暴戾指数却持续降低，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之一。
早期的西亚小国家你死我活没有任何章法与规律，伴随着各种原始科学技术条件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帝国在西亚的邦国之后纷纷出现，这些国家最大程度地征服周边，这个局面是从古埃及帝国开始的，后来赫梯帝国崛起与埃及帝国形成了长期对峙。公元前1274年发生了著名的卡迭石大战，之后两国缔结《埃及赫梯和约》成为历史上保留至今最早的国际军事条约。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非常随意，并不讲什么道义，偶尔会有一些借口，但总体是谁实力大谁就可以称霸，应该说这种丛林法则直到今天并未彻底解除，但是情况也在逐渐发生一些显著变化，尤其是20世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即工业化完成后的现代化时代可能催生了全新的文明体系。
图：以南极为核心看世界
在东亚这样的偏远地区，文明水平在最初的三代时期处在相对彬彬有礼的阶段，最长的周朝竟然维持了八百年，并且是血缘延续的八百年。所以，中国三代时期可能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是非常特别的原始社会结构，很可能接近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最高级状态，因而不能与西部世界同日而语。一直到战国时代，东亚一直在一种类宗教神权控制之下。秦汉开始中国才比较正式地进入到国家时代或强权相争的丛林时代。
受交通通讯技术的制约，最初如赫梯帝国或古埃及帝国时代在原始宗教势力的控制下只能扩张到相对小的一个区域，到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就增大了很多，再到大航海时代英国与荷兰先后成为日不落帝国。最后的阶段里，巨额财富积累的文明突变促使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也使文明的绅士们开始反思国家国界应有全新的规则。
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变。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最先进的国家整体从地中海东部沿岸已经转移到了欧洲中西部，所以，近代的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的主导者都是西方世界。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人类残酷的丛林关系开始得以调整，从真小人的原始动物时代转化到文明的伪君子时代。
按照基辛格在《大外交》[2]中的看法，近500年国际体系的发展经历了这么五个阶段：
一，黎塞留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二，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
三，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
四，二战后的冷战格局
五，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俄、印、日六方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