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七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红雨》，是反映当时农村赤脚医生的经典影片，那个故事或许在许多中老年人的脑海里还残存着记忆的碎片。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描绘了赤脚医生的生存状态，讴歌了赤脚医生的精神风貌：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星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文革期间的文艺作品毕竟有“高、大、全”的通病，但在当时的农村，“赤脚医生”的确是老百姓最亲切的称呼，最令人尊敬的职业。
“赤脚医生”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来说熟悉而遥远。我小时候常常为此纳闷，明明赤脚医生也和我们一样穿着鞋，可为什么还说他们赤脚呢？其实这是个通俗形象的称呼，即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老百姓就将那些光着脚下田种地的医生创造性地称呼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文革中期开始出现的新名词。从1968年正式见诸报端，到此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为流行，直至1985年卫生部决定改“赤脚医生”为“乡村医生”，“赤脚医生”们在广袤的田野里度过了将近20年的时光，他们那一双双沾满泥水的大脚，走出了一串串闪光的印记……
民间记忆中，有关于赤脚医生更丰富翔实的内容：
赤脚医生出现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是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最重要的一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现出大批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赤脚医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时的赤脚医生，主要任务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当时政府挑选赤脚医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来自医学世家者，二是高中毕业生且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他们会被集中送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进行短期培训，结业后回到乡村，即成为赤脚医生。他们都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
我清晰地记得，曾经生我养我的村子里就有一个合作医疗室，村里人一律叫它“合作医院”。合作医院里配一男一女两位赤脚医生，男的叫汉华，我叫阿舅，女的叫梅清，我叫姨娘，似乎我们小孩都这么叫。清晨，村里人听号子下田干活了，他们却背着枣红色药箱去村医疗室，坐堂为村民看病。傍晚，村民们从生产队收工回家，他们就背着枣红色药箱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老百姓什么时候得病是说不准的，有时夜半三更的，那未断根的老毛病说患就患了，怀孕的女人也总赶巧在半夜里临盆，于是家人最初的反应就是急忙去叫赤脚医生，披着月色，惊起狗吠，到最近的那位赤脚医生家里敲门，速速地赶到床前，或打针，或吃药，或吊瓶，或接生……
赤脚医生与那个枣红色药箱总是形影不离。枣红色的药箱，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息，里面装有常用的普通的几盒药片，治痛的、止泻的、打蛔虫的，饭盒一样的不锈钢盒子里是几管针筒、几根针头、一把镊子，打开来常弄得叮叮当当响，还有碘酒、酒精、红药水、蓝药水，还有几块纱布、一个听诊器、一支温度计、一个血压仪，以及一些怪模怪样的我尚不知的玩意。药箱外面还画着个白色的圆圈，里面卧着个红色的“十”字。怕打针的小孩只要一看见这个标记，比看见咬人的狗还要怕，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以致哇哇嚎叫不停，那是因为打针的痛苦记忆卷土重来了。
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少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毛小病。虽然是小病，但能及时治疗，就大大方便了老百姓。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们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当赤脚医生的人看起来挺风光，但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在那个时代里，根本改善不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有时不得不赤脚参加生产队劳动。 尽管艰苦，但赤脚医生却是尽职尽责，随叫随到，满腔热情地为老百姓服务。有时他们正在吃饭，有时正在菜园种菜，有时晚上正睡得香喷喷的，只要有人来喊，他们都会及时出诊。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大医院治。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会千方百计哄骗，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或是保证一定把针打得最轻，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如此这般，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躲到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肩上的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但是不少人认为，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了，但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赤脚医生”，怀念那个身背药箱半夜进门的身影。
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记，怀念“赤脚医生”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对我国过去有效的农村医疗方式的肯定和呼唤。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官员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即使在今天，“赤脚医生”模式也仍有借鉴意义。
赤脚医生真正的优势并不在于他们有多高的医术，而在于他们紧紧地贴近群众，能及时提供医疗帮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天天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们是医生中的农民，又是农民中的医生。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现在的医院，病房越来越豪华，设备越来越先进，收费也越来越昂贵，每到医院，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医生精心设计的“十面埋伏”：小病说成大病，无病说成有病，说到底，无非是为了让你多掏出钱来。
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挖掘其价值内核，借鉴其普适性和组织模式，建立切合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赤脚医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与政府正致力完善农村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举措正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