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之争：谈古代军事（中）
长城是个好办法
既然是防御为主旋律，那么其核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选择一条什么位置和走向的防线，这显然是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但原则是共通的：这条防线必然尽量沿着适宜农耕的气候区来走，例外当然会有，比如一个地区虽然超出了农耕文明区但却卡主了重要的交通要道或者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支撑点，那么如果可能就必须拿下并守住，从而大大减轻后方的军事压力。而如果一个地区虽然适宜耕种但却突出于适合防御的地形之外，那么如果外部军事压力太大，也就只能不得不放弃。
当然，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交界线附近的牧场，农耕文明帝国也需要骑兵部队，而为这些骑兵配备足够的战马就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农耕帝国内部的平原地区生存密度往往很大，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不可能搞出广大的牧场来放养马匹，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沿着边境线占据一些可农可牧的地区安置军马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马场，那么战马的主要来源就只能是通过和游牧民族的边境互市来进口，很显然这种模式相当不靠谱，游牧民族知道战马是自己最主要的优势所在，他们所拿来交易的马匹不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不可能满足农耕帝国的军事需求。中国古代帝国里施行马政最典型的是在唐代，唐初太宗至高宗麟德年间，唐朝的马场“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此时的唐朝绵延千里的边境牧场有70多万匹马，这些马支撑起了威风八面的大唐骑兵部队，保障了唐初农耕帝国对周边民族的军事优势。
不过因为这些牧场沿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分布，极不稳定，最容易形成马太效应，也就是农耕帝国强盛时就有更多的马场和战马，这些资源更加强化其军事优势，这时就是良性循环。可是一旦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内乱而失去这些马场，那么就会导致军事的衰败，进而失去更多的马场和要地，造成更大的军事劣势，形成恶性循环。而且不幸的是，边境牧场在地理上是和北方的草原带连为一体的，基本都是无险可守，因此受到游牧民族军事袭击的可能性很高，也很难抵御，一旦边境军事局面恶化，很容易损失大批马匹并导致马政衰败。
接着我们说回到防线问题，在选定了位置之后，接下来就是以什么方式来守卫，假如地形非常好，都是连绵的险峻山脉，只有零星的山口可供通行，或者是一条宽阔汹涌的大河作为天然防线，只有少数渡口适合横渡，那自然是没的说，只用修几个要塞卡住这些点就行了，这样的防御是最节省成本也最为稳固的。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官都会梦寐以求这种态势，但现实中往往并没有这么理想，那就需要防御者投入人力物力去将防线补齐和加强，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帝国，其在条顿堡森林之战后，北部边界放弃了将易北河作为防线，而是向西后退到了莱茵河，而其东北部的防线则是沿多瑙河，两条大河之间有一个大约几百千米宽的缺口，因此罗马人修建了一道长墙作为防线的主轴，可见，修“长城”是古典世界再自然不过的军事选择。
当然，罗马人修造的长墙不止这一处，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哈德良长城位于英格兰北部靠近苏格兰的地方，因为是皇帝哈德良主持修建而得名，长城包括城墙、瞭望塔、里堡和城堡等，完整地代表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戍边系统。而且这道117千米长的长城是用石块建造，总共使用了75万立方米的石料，工程量惊人，但却只是动用了边疆的3个军团为主的力量来修建，是罗马人工程能力的又一个集中体现。
这道坚固的防线其实十分生动地说明了笔者前述的文明帝国的尴尬——这道长城北面的苏格兰地区其实并不大，只有不到8万平方千米，直到今天其总人口也不过500多万，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的皮克特人肯定十分稀少，但罗马帝国仍然选择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一道高墙将其屏蔽在外，而不是动员国力军力出击以灭之，因为两者比起来显然还是前者更省心省力。原因就是笔者所说，出击这些苦寒蛮荒之地，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效费比极低。
曾经有不少论调认为中国古代修建长城是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保守乃至懦弱，那纯属拍脑袋联想下的胡扯。建造和维持一个稳固的防线是一个文明军事帝国必然的举措，只不过不同国家根据各自的条件，选择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罢了。中国古代的长城也只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这个防御体系包括自然的山体河流、驻扎军队的边镇关隘、前出的哨所、烽火台等，是一个有耳目、有纵深、有支撑点的带状而非线状的防御态势。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一道墙绝不会是牢不可破的，一支大军集中兵力于一点突破这道长城不是难事，那么修造这样的长墙的意义何在？答案是意义很大，正是因为边境线太过漫长，那么依靠兵力平均分配以将敌人拒之门外是不现实的，而游牧民族因为拥有战略机动力的优势和选择行动时间及袭击地点的主动，农耕民族要想依靠侦知敌情后筹备物资、集结兵力后再出击的模式，是注定无法满足军事需求的。因为集结的兵力少就无法正面战胜大批前来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而集结过多则根本赶不上时间。但有一堵高墙就不同了，有了城墙、箭楼、堡垒的体系，少量兵力就可以抵抗很多袭扰，而游牧民族想集结更多的兵力就需要广泛的串联调动和集结，这样一来，态势优劣的天平就向农耕文明倾斜了。进一步来看，假设游牧民族突破了一点，可以穿过这里南下，他们也失去了随意选择从其它地点撤退和再进入的可能，其后援和补给也同样被限制在了这一条通道上，战略机动的选择大大减少。甚至于他们即使想拆掉长城，都是极其困难乃至无法完成的任务，假设城墙高5米宽3米，那么仅仅是拆掉20米长的城墙来拓宽通道，都牵涉到六七百吨的土方工作量，这对于只是随身携带基本打猎器具和弓矢刀枪的牧民来说，是想想都头痛的任务。一支汉人步兵分队赶到一处关隘就可以立即组织起有效防御，而牧民占据这样的一段城墙或一座堡垒却意义不大，因此长城对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价值意义是不对等的，它只要存在，就天然利好于农耕文明。有句话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对农耕文明而言是再贴切不过了，农耕文明在平时调动稠密的人力物力去修筑起城墙，才可以避免危机来临时防无可防的窘境。
当然，只是修墙是不能保证边境安全的，真正的防御主力还是军队，可前文笔者也分析过，对于把农民从其家乡的土地上征发走，安置到苦寒的北部边境地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件成本高昂的任务，至于要把这个农民训练成一名善于在马上生活和作战的合格骑兵，需要的成本就更大，时间也更长。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本民族内部想办法，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利用内附的蛮族。
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 蛮族”，那只是农耕文明帝国对生产和文明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的蔑称，而这些民族又是互不统属的部族组成，这些部族里的人首要任务也是满足自己和家庭对安全和舒适的需求，因此他们中的个人或部族乃至整个民族投靠依附文明帝国的行为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像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就以日耳曼人组成的雇佣军为主，而阿拉伯帝国在后期也变成以突厥人为主的雇佣军来保护。可是这种做法真的牢靠么？很多人研究历史后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