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三星堆以外古蜀文化的第二个证明——金沙遗址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这样描述古蜀国的历史：“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三星堆未被发掘之前，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一直就是古蜀国历史的全部。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市区西北部金沙村的施工中大量发现了象牙、铜器、玉器、石器等，将古蜀文明都带入到了新的篇章——金沙文明被发现了。
在遗址的中部，有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的人工卵石设施。乱石设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用卵石和红烧土铺成的活动面；二是用卵石砌成的沟状遗迹，间距约2米，已暴露的长度约为150余米，由西北向东南呈弧形环绕卵石活动大型建筑区。
大型建筑区位于遗址东北部，建筑面积约一千余平方米，布局规整，呈“回”字形结构。房址均为长方形排房，长度都在20米以上，其中最大的建筑房屋长达50余米，宽近8米，有6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
房屋的建造形式是木竹骨泥墙式，这种房屋的修筑方法是先在地上挖出房屋的基槽，然后把小圆木或小圆竹按一定距离竖立在基槽内形成墙体，然后再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的烘烤就形成了墙面。这是继承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房屋建筑的传统修筑方式。这些大型房屋建筑不是一般人所能建造和使用的，很可能是宫殿区所在地。
从整个遗址布局上看，卵石设施的西北是宫殿区，东南是祭祀区，西南是墓地，在遗址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其上没有发现建筑遗迹，很可能是一处大型公共活动场所。
这一处大型的祭祀活动场所，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已出土了300余件造型别致的文物外，还发现了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17处。祭祀区规模宏大，出土珍贵文物数量之多，祭祀方式之独特，全国罕见。遗址中显示的该文化的祭祀内涵丰富，针对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祭祀物品。
祭祀用的象牙属于亚洲象，保存较好，颜色润泽鲜艳，堆放密集，极有规律地放在一起。有的象牙还被整齐地割过，其上还有人工刻画的图案，其中最大的象牙长达1.5米。祭祀用的野猪獠牙和鹿角堆放面积近50平方米，獠牙无一例外都是选择的野猪的下犬齿。祭祀用的石器，倾斜摆放，层层叠压，成片分布。祭祀用的卜甲均为龟腹甲，上有密集的灼痕，其中最大的一块卜甲长达59厘米，是中华卜甲之最。
在金沙遗址各个发掘地点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是陶器类，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还有一些泥质黑皮陶。制陶方法多为轮制，少量手制，其区分方式主要依靠手制的器物不太规整。陶器以素面为主，装饰较少，通常以绳纹、弦纹为主，还有的使用了镂空技法。
器型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高柄杯形器、高颈罐、圈足罐、尖底盏、尖底杯、瓮等，其中尖底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金沙遗址的陶器一方面反映出它的文化与三星堆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另一方面又有自身的特点。除了陶器以外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工具，有斧、凿和纺轮等，石质工具制作较为精细，器表光滑。
金沙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成都作为都邑并不始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时期蜀开明王第九世君王，它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成为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此推测，成都的城市最初是在今市区的西北，后由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和发展，到了唐代末期才发展到两江交汇处。
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建城史推前3000年前，极大地丰富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金沙遗址的发现对于建立和完善先秦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系列，深入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