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幸赖圣帝扶人伦

自古云：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道的根本在自然，人道的根本在人伦。人伦，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古人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将处理五伦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称为“伦理”。

《管子· 八观》说：“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人伦，是人有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是中华文化诞生和形成的人文基础。相传人文始祖伏羲创立八卦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舜帝时，舜帝任命商朝始祖契为司徒，在百姓中推行“人伦”教育，民知孝悌，尊有德，中华文明从此开创了新纪元。

重视伦理道德和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1924年，文化学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书中写道：“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

人伦是人道之根，中华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宗圣人之道，学圣人之教。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是才德全尽，至善至美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

堪称中华文化经纬的，有两大圣人：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公。文圣人孔子以思想言论传世，武圣人关公以道德实践立身。一文一武，相得益彰，知行合一，教化育人，构建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基因。

文圣人孔子是儒家道德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武圣人关公不仅是儒家道德思想的践行者，也是力挽狂澜，扶持中华传统美德、人伦纲常于衰颓的守护者、支撑者。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云：“……圣帝，忠孝节烈，得统春秋，索王素臣，心源独绍，自孔孟而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

关帝是中华文化中唯一受到儒释道三教共尊、朝廷民间共仰，信仰群体跨越阶层、跨越时空、跨越族群的历史人物。关帝崇拜的形成完美融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精髓，使之由“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共同崇拜和效仿的精神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

明万历三十一年，泉州解元李光缙在涂门关帝庙碑记中，颂扬关帝在实践儒家伦理道德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典范，碑记云：“侯（关帝）始遇玄德，朋友也；约盟而后，兄弟也；及推为中山靖王裔，以主事之，则君臣父子也。平居无里之欢，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担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后臣之，间关周旋，各尽其道，此侯之所以独千古也。”

“今所为颂侯之烈，与侯所以系千百世人心者，.......今凛然如生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惟是生人五伦两仪不得以坠，二曜不得以晦，人心不得以死。”

“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纵祷于侯，侯亦必不应之。”

关帝一身正气，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以关帝的忠义精神来报效国家，可激励军民同心，保家卫国；以关帝的仁义情怀，可劝善万民，可使人心行走正道；以关帝的正直正义之心来护持人伦，可以使人心生忏悔，消除邪心杂念，重归人伦大道。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

关帝崇拜具有着广泛的包容性、融合力和普世性价值，民间对关帝的崇拜兴盛不衰，关帝的故事、显圣灵迹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因为关帝以身垂范，身体力行了“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使枯燥严肃的道德理论说教，转化为上至朝廷权贵，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能效法践行的日常行为规范，从而劝忠劝孝，淳民风，正习俗，维护了人伦秩序不被扭曲变形，保障了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