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统治者青睐黄老之学，仅是因为它主张“清静无为”吗？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可见经过暴秦苛政峻法的统治和秦末的战争，汉王朝草创之时社会经济民生的破坏程度已然是满目狼藉，民不聊生。而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说法——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历史教训，为了让老百姓有更多喘息的空间，因此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推崇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这似乎已然成为一种定论，不过此说确如其实乎？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家是否还有其它因素呢？

越剧《老子》剧照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黄老之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黄老道家的概括性陈述，说黄老家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所谓“黄老”，“黄”是指黄帝，而“老”自是指老子，可见黄老之学实是脱胎于先秦道家。在汉朝人眼里，黄老之学仍是对道家学术的统称。《汉书·儒林传》称“窦太后好黄老术”，又说“窦太后喜老子言”，“窦太后好《老子》书”等，也可看出“黄老术”与“老子言”，“《老子》书”之间是等价的概念。

笔者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喜读《老子》，其实不求甚解，读来在同学间卖弄而已。稍长便有点明白过来了，老子通篇所讲如果从治道而言不过愚民之术，也有人称之为“君王南面之术”或“牧民之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明白地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王南面之术也。”

试举《老子》中的一些言论，什么“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老子是主张“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如果说，他所言之“愚”还带有返璞归真之意，那么，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到战国末期，法家开始攀附老子，对老子的思想解读就越来越权谋化了。以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法家的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黄老”。所以司马迁才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同列一传。他认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属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史记》

再如《管子》这本书，《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道家，而《隋书·经籍志》则把它列为法家著作。这也说明了，道法两家的思想渊源要比我们以为的深。如果去了解一下黄老之学的思想，便知它在汉初受到统治者青睐，绝非单纯因为它主张“清静无为”。

《黄帝四经·成法》：“黄帝问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将生，妄辩用知（智），不可法组。吾恐或用之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黄帝这里问力黑的问题，就是在问一统天下的君王如何应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力黑的回答是要借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所谓“道一”，也就是绝对真理。那谁能掌握绝对真理呢？力黑说“夫非正人，孰能治此？”那谁又是“正人” ？当然是指人君。力黑回答黄帝问題的答案，讲得明白点无非就是主张君主把道统与政统相结合，最终集于一身。

黄老之学是主张严禁诤谏的，他们说：“得道之君，邦出乎一道，制命在主，下不憋党，邦无私门，诤理皆塞。”他们最忌讳君王大权旁落，“主之臣成党于下，与主分权，是故臣获邦之半，主亦获其半，则危。”又说“专授（君主把权柄下放给臣子），失道之君也；专授，失政之君也。”这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简直就像是同一个人说的。所以不要天真地以为汉初统治者青睐黄老之学，真是仅仅为了要与民休息。

汉高祖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一场黄老家与儒家的著名辩论，很能说明问题。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以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

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汉景帝

这场辩论非常直观和清晰地让我们得以一窥黄老家的思想主张。黄生即《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习道论于黄子”的那个黄子，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汤武受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上，黄生比喻说帽子再破也是戴脑袋上的，鞋子再新也是穿脚上的，君上而臣下，君尊而臣卑，汤、武身为臣子不能正言匡过，反而取而代之，在黄生看来这是弑君无疑。而辕固生作为儒家弟子，自然秉承了孟子“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的看法。最后他还使出了一招“杀手锏”，反问黄生：“要是如你所说，那高祖刘邦代秦而立算什么？”这显然把黄生给噎住了，还是景帝出来打圆场才结束了这一话题。景帝说：“不吃马肝的人，也不妨碍他成为美食家；学者不谈论汤武受命，也不表明是无知。”其实景帝说是打圆场，其实是在拉偏架，很显然他是更认同黄生的。景帝和刘邦不一样，刘邦是开国之君，他可以借“汤武受命说”来寻求举大业的合法性；但景帝是守成之君，他当然不能认同支持造反之说。

后来儒家取代黄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虽然也试图用“天人感应说”来约束君权，但此时的儒家也已经相当程度上法家化了。

董仲舒

最早提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其实是民国学者易白沙。实际上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的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里的六艺指的是六经，而不是“礼、乐、射、御、数、书”。董仲舒此话所指的是太学制度，而非主张借用政府力量禁止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而六经作为“圣典”是春秋时期贵族教育的基本读物，也并非儒家独有，孔子的功劳在于传承和整理，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叫“述而不作”。易白沙也只是说独尊儒术，而不是独存。而余英时先生说作为“私家言论”的“儒”，也是百家中的一家，也在“罢黜”之列，也就是说同样不被列为国家意识形态。

《觉醒年代》易白沙剧照

汉宣帝的太子曾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宣帝则明白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今人讲两千年之制，实则是“外儒内法”，此说自是卓有见地。然“外儒”也不是仅仅缘饰那么简单，在帝王手中儒、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用法以杀人，用儒以诛心。

古往今来的帝王哪怕摆出一副“言者无罪”的姿态，也千万别天真地觉得君王会喜欢敢触龙颜的人。君王最喜欢的故事永远都是“介子推割股啖君”、“卫弘演剖腹葬肝”；最喜欢听的话是“皇上圣明，臣罪当诛”。

所谓帝王之术，无非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感谢余少镭老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

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

张富祥：《黄老之学、道法家与韩非的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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