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高伟云等：中国社会的平台化：基础设施、治理与实践

基本信息

文献来源：

Jeroen de Kloet, Thomas Poell, Zeng Guohua & Chow Yiu Fai (2019)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249-256, DOI:10.1080/17544750.2019.1644008

作者简介：

Jeroen de Kloet

（高伟云）

Thomas Poell

曾国华

周耀辉

导读：

“数字化生存”的预言正不断趋于实现，基础设施化的平台已然成为政经结构鼎革的关键力量与日常生活展演的重要领域。在甘甜芳香的互联网“奶酪”之外，批判传播学者立足政治经济学深厚根基，洞察数字化、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历史进程以及蕴藏其中的数字拜物教、数字劳工、情感异化等议题。然而，“化学”研究在聚焦制度、结构迁演之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基于时空、文化等多重规定下的多元实践，遮蔽了参与者丰富多彩的主体性经验。

高伟云等四位学者均拥有在传播学重镇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学或研究经历，他们秉持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在香港《中国传播学报》2019年第3期组织专刊，基于七大案例的经验材料讨论中国社会的平台化。“中国社会的平台化：基础设施、治理与实践”是高伟云等联袂撰写的总括性文章，沿着基础设施、治理、实践的论证脉络，多重参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被整合进这一新框架，不同平台与用户间基于竞争、交互而时刻处于动态进程中的在地化、时代化发展轨迹，正以“平台化”之名向我们舒展开来。

一、 引言

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Airbnb、Uber等协作消费平台，正在成为颠覆传统经济部门的新生力量。互联网平台曾被期许为参与式社会和共享经济的载体，但事实很快证明，它们远非当初所想的那样富有解放功能。它们通过收集、算法处理、流通和销售用户数据，使所有社会关系数据化、商品化，而远非仅仅促进公民参与和企业家精神。此外，平台公司巧妙地规避了国家劳动法和工会，加剧了劳工的不稳定，并破坏了现有的，在既有监管框架下运营的，诸如报纸、酒店和出租车公司等企业与机构。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见证了关注平台化危险后果的批判性学术和流行话语的快速增长。

对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宽泛定义如下：数字平台的经济、治理和基础设施的扩展对网络和应用程序生态系统的渗透。上述定义是由制度层面着手的，而针对平台化的研究需要面向社会和文化领域。我们将以中国为纲探索这一主题。

通过采用整体的视角，一些学者呼吁政府和其他监管机构对新兴平台社会加以干预，而非任由市场动力决定其发展。尽管这种加强监管的呼吁在美国和欧洲尤其受欢迎，但在中国语境下，这似乎成了问题，如果不是讽刺的话。我们正在见证中国社会快速的平台化进程。然而，在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监管和干预下，平台化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的问题。

同样，我们需要批判性地质疑平台社会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看似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被理论化为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中国是平台资本主义中一个古怪的案例，因为很难将其视作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将中国案例作为一种方法来批判性地介入中国社会的平台化的讨论中去，从而质疑、复杂化和补充目前关于平台社会全球崛起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问题：平台社会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对于平台社会的研究有何助益？

当然，抛出上述问题存在风险。首先，它倾向于再生产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几乎每一篇研究中国互联网的论文的开头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国互联网体量庞大，花样层出，殊异于其他地方的互联网”。甚而十大最具价值品牌已由中美瓜分，其中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以及8家美国公司。

其次，它可能导致过度归纳，将多样差异转化成假定的文化和政治差异，明确映射到民族国家这一范畴，仿佛中国或美国是一个固定的同质实体。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探索重叠和相似性而不忘差异性，同时聚焦矛盾和联系，切盼致力于详细的、地方性的、实证的分析。换言之，对平台化制度层面的研究需要与参与式文化实践研究系统地加以整合。

在本期特刊导论的剩余篇幅内，我们将提出三大维度：基础设施、治理与实践，以构连（articulation）平台化过程的制度与文化分析。本文的目标是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平台化的在地性经验。

二、 基础设施

作为基础设施维度的构成部分，端口、算法和数据流有助于厘定平台间的异同。从支付宝信用支付体系的发展，到打车应用滴滴出行的流行，再到微信小程序的崛起，我们见证了中国基础设施平台化和平台基础设施化的飞速进程。随着平台与公共基础设施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前者越发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与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跃进现代化的雄心是一致的。虽然类似变化也出现在欧美，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强度均更甚前者。例如，微信支付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中的一个共享基础设施，几近淘汰实体货币，并裨补功能失调的银行体系。

除却概念分歧，平台运营方式在每一个地域、每一位用户——城乡、劳力与劳心、男女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技术也可以被挪用和调整。例如，快递工人受到百度等平台算法的操纵的同时也仰赖算法而在工作中实现自我持存。这一发现使关于“平台算法施加累加控制”的观念变得更为复杂。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纠缠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平台化殊异于欧美。例如，支付宝信用系统的算法具有监视用户，从而划分其三六九等的能力。吊诡的是，用户对此心知肚明，却因为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而认为没什么好隐瞒的。

三、 治理

文化科技公司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政府干预的多寡。但是，中国的每家大企业都需要同政府部门对接，以协调企业与政府间关系，然则各家企业之间有何差异？中国政府如何卷入企业等级序列和公民数据提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财务又何以彼此交缠？上述疑惑隐约指向了对数据所有权的讨论，并引出关于数据监视、控制和交易的问题。

中文修辞“平台”的隐喻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一个邀请人们聚集、行动、工作和表达观点的讲台、舞台或空中悬阁。此隐喻恰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主流路线遥想辉映——新技术有望增强自由。然而，国家和技术的彼此缠绕导向了一个远为复杂的情境。当下的平台治理模式克制了政府对敏感政治问题意义的直接控制，并促进了在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多方合作和参与。官方行动者在设置话语边界方面掌握主导权，但允许不同的行动者协商确切含义。

四、 实践

基础设施与治理涉及到人员和实践，制度和文化不可分割。如同基础设施和治理形态各异，用户实践也因时空而不同。研究表明，平台化同时具有赋权、劳动和玩耍的可供性（affordance）。

例如，微信中动图和迷因（meme）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交流，扩大了非语言表达各种情感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寻乐与嘲讽的空间。平台的视觉界面通常是可爱的、卡通化的，甚至是狂欢化的，这为日常生活注入一种幼稚的天真感。

微信裨补农村妇女用户的知识建构、商业头脑、情感交通和自我觉醒。与此同时，微信也是文化治理和促进特定理想型女性气质的工具。

平台化不可避免地与平台劳动范畴相构连，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妇女群体通过微信经营小本生意。关于平台劳动的非中国语境研究认为，平台劳动采用更严格的（平台）零责任（参与者）点对点模型，利用软件以最大化劳动的弹性、可延展性、可追踪性与碎片化。这些研究批评日益显现的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ur）现象。

然而，不稳定劳动的概念并不完全贴合中国语境。在中国，“铁饭碗”一词勾起人们对集体主义、一穷二白的消极历史记忆。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者注意到本国经验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主张用更具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和洞烛幽微的笔法对不稳定性加以观瞻。

直播是研究平台劳动的一个适当案例。虚拟礼物的不断货币化排除了赋权的可能性，加剧了平台剥削和不平等。相较于社群主义和互惠关系的可能性，主播更关心赚钱。然而，快手主播在深深卷入平台的算法和资本逻辑之中的同时，激发了草根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并为后者提供创业机遇。我们再次看到剥削和赋权的同步推进。

五、 结论：平台社会将临

在引言中我们曾发问：对于平台社会研究，中国居诸何处？如何重新调整平台研究这一新兴领域，以冀对特定的文化实践和在地语境更加适切？

我们的结论有些老套：平台化并非统一的过程，而是沿着基础设施、治理和实践的脉络，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然而，这些轨迹绝非相互孤立，因为平台正不断地复制其他平台的特性，用户正不断地采用其他用户的实践和语言。平台化同时是一个在地化和时代化的过程。

同质的平台社会（the platform society，原文中定冠词为斜体）并不存在。平台化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人们可以畅想替代性的连接、聚集和未来。平台化之外，去平台化（deplatformization）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关键在于觑破特定主体间的联盟与共谋，庶几人类的未来能够驶向他方。

本期译者：杨拓

责编：肖由、白山

排版：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