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1），口罩
乌干达小面具，18*10cm，800元。白色代表死人的世界，巫师依靠面具与祖先沟通，占卜凶吉，趋利避害，也要满足祖先的各种祭祀要求。面具迷离的眼神刻画着巫师吸食大麻后的沉迷状态，嘴形点睛了部落对于巫师面部表情的审美标准。
班姆姆陶土面具，陈列用，约10*10cm，800元。具有班姆姆面具典型的大腮帮子，这种审美也许揭示了该部落在集体记忆里保留着上古时代腮腺炎频发的时光。
乌干达年轻女巫面具，约25*15cm，700元。迷离的表情耐人寻味，面部刻有写实的化妆疤痕。这些疤痕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咒语，但其意义未可知了。
复产复工初期，上班高峰期的地铁。
西方人如此抗拒口罩，该是怕了口罩的刻画。在群体意识没有改变之前，口罩给佩戴者刻画了疾病的标签。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人人敬而远之，成了单独的小群体，被排斥和隔离。
复产复工初期，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
东方人能够如此迅速地，群体性的接受口罩所刻画的可怕标签，得益于面具的另一层功效：隐藏。手术口罩过滤外界病毒能力较差，但很大限度的阻止了自己喷出的飞沫，佩戴的人多了，环境中的飞沫大大减少，病毒传播得到遏制。政府的有力宣传，使得广大民众迅速接纳了这样的常识，常识转化成“戴口罩”等同于“获得安全”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接受口罩的东方人而言，口罩阻隔了病毒，使自己隐藏在了安全的掩体背后。
复产复工之后的上班高峰期的地铁。
东方国家的政府（或许该排除印度）能够迅速的宣传和推行防疫政策，得益于东方的大政府传统。西方政治起源于希腊城邦，而东方自古便有了大帝国的传统。雅典和斯巴达与波斯帝国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有过一场战争，不谈史实的话，这场战争被视为关于“自由”的纷争。一边是分裂、贫穷，不断宣扬着自由的概念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另一边是统一、富足，实际上带来了广大和平，并打通了贸易路线的大帝国。自由本身相较于政治事实，更多的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副政治行动之前能够被利用的面具。
复产复工后的居民小区保安队长。
极端的自由，来源于丛林法则，唯一的规则只是生存法则，要么暴力，要么有毒，要么繁殖迅速，要么学会伪装。在自然界里，那些暴力稍逊的伪装高手，便是面具大戏的始作俑者，他们隐藏自己，或装得有毒。隐藏和刻画。
疫情期间地铁站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人类本质上是一种群居动物，在群体社会的极端形式里，个体完全没有了个性，成了群体的一个器官，如蜂群，蚁群。工蜂、工蚁甚至放弃了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殖自由，而蜂王、蚁后则变成了生育机器，几乎完全没了活动能力。但蜂群和蚁群不得不说仍然具备着可以识别的行动模式，抢夺资源、繁殖延续，不可说是不自由的。
疫情期间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站。
工蜂和工蚁会偷懒，会贪污。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在工业化社会初期，由城邦制发展而来的西方民众出现过“过度”渡让个人权利的困惑。工业社会的结构更像是蜂群或蚁群，能够只依靠个人完成的事情越来越少，更多的情况下，个体不得不融入集体，变成一个机构的一个螺丝钉。个体和集体的意识形态激烈的碰撞，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疏离感”。融入集体之初，自己背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了。
疫情期间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上。
不知何时“不忘初心”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的幽灵总在徘徊。东方的大帝国们真的输给了民主和自由么？14世纪文艺复兴，然而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才在东方取得了不可逆转的优势地位。正如印刷术击败了教会，击败东方帝王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工业革命。工业化进程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合作，乃至今天看似即将崩溃的🐩全球化浪潮。在这样的浪潮里，集体的重要性一再凸显，私权利对公权利的渡让越来越成为“不得不”。然而公权利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当性，也不得不尽量提高自己治下每一个个体的福祉。拒绝疏离感，不忘初心，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
疫情期间下班高峰期的路口。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自由和民主从来不是判断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准。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亚里士多德大力歌颂当时更加国富民强的，集体主义的斯巴达，而不管什么主义，国泰民安才是评价一个政府的最可靠标准。
原著武汉医疗队胜利归来的公益广告牌。
卡尔.荣格提出人格面具的概念，认为个体置于集体之中需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就需要这样一张面具。为了更大的福祉，克制私欲，扮演好社会为自己刻画好的角色，这并不可悲。
地铁站里的，戴着口罩的，小男子汉。
弗洛伊德提出个性化的过程。通过积累知识、见识，并不断训练自己的胆识，越来越多的潜意识浮上水面，成为能够为我所用的显意识，而使自我具有更强的能力，去调和超我的社会性和本我的自私性，在工业化时代中更平和的生存，去谋求更大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