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 | 每逢佳节思远人 但闻暗香忆前尘——冯其庸先生侧记
冯其庸先生
又逢春节。今年春节是父亲虚岁九十九岁冥寿，此时此刻身处异乡的我看到姐姐发来的摆放在盛开的水仙花旁边的父亲肖像，那些独特的场景一下子把我带回到旧日里父亲健在时的春节，脑海里呈现出他坐在芳草园家中客厅里说话的景象：他那带着无锡乡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的声音，以及客厅里水仙花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的气味……春节是中国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不知从何时起，我家春节的小年夜变得比大年三十更重要，只因为每逢此日我们都要给父亲祝寿。而2017年父亲离世时离春节只差5天，更使之后我们全家每年的春节多了一份特别的怀念。
我的父亲冯其庸出生于1924年2月3日，农历癸亥年腊月廿九。父亲按照无锡老家的算法，通常只报他的虚龄。只是他的虚龄与常人不同，比实际年龄虚出两岁，我曾经就此问过他，为什么他的虚龄会多一岁，父亲似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讲从小在老家时就这样算。今年我终于想透彻了，按旧时算法，出生就是一岁开始，在老家过年不管生日到否，就是年长一岁，而他出生后两天就是年，自然春节过后就虚了两岁。父亲去世四年有余，安葬在无锡老家。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全家本应去年清明节回去祭奠父亲，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让全世界陆续进入停摆状态，同样也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和安排，令我至今有家难回，让亲人们天各一方。无奈之下，我只好以文字来追记以往家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思念在停滞的时空中自由飘逸，以此来缅怀他老人家。
说到父亲冯其庸，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与他不可分割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1周年。回首往事，父亲自1973年8月下旬被借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红楼梦》评论写作组，从此开启了他一生的《红楼梦》研究之旅。1979年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成立；同年5月，《红楼梦学刊》创刊；转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从此，红楼梦研究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独立学科，未艾方兴，蓬勃发展，享誉海内外。1986年8月，父亲正式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到1996年11月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离休，他的一生与《红楼梦》结缘半世。而在红学研究之外，他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癖好呢？
我父亲冯其庸是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父亲曾在江西干校学做木工，他干一行爱一行，虽未见得做出实用的木器，却看他做了若干堪称艺术品的木工工具刨子。初步做好后，用砂纸从粗到细一遍遍抛光，精雕细磨，最后用蜡打光，摆放在他的书柜上观赏。现在这几件刨子被当作文物捐赠给了无锡老家的冯其庸学术馆。
大约在1972年10月，父亲结束了江西“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返回北京。由于暂时没有工作安排，相对闲暇，每日除读书写作外，他时常拜访住在隔壁院子中的无锡籍老画家张正宇先生。那时，张老先生家像个文艺沙龙，不时有许麟庐、黄永玉、黄胄、叶浅予、关良等先生造访，而我父亲则因近水楼台，在那里经常得机会去看这些老画家绘画和书写，这也是他离开家乡、不惑之年后自学国画的又一机缘。印象中最深的是，父亲去拜访张正宇先生，却总赶上他家有客人造访，父亲每每到晚饭时还不回家，母亲就遣我前去寻他。我到了张先生家，见一众大人们都是谈兴甚欢，父亲流连忘返，我也凑在一旁听他们聊着山南海北。这样的日子因父亲的工作或密或疏，一直持续到1976年张正宇先生离世。这期间，父亲曾于1973年8月下旬被借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红楼梦》评论写作组开始《红楼梦》研究，彼时他才从江西干校返京，不久又驻香山宏光寺写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这段时间并不长，留下的只有他带着姐姐和我去香山看红叶、爬“鬼见愁”的印象，这似乎也是我对香山的唯一一次记忆。
1975年3月，父亲被正式借调到文化部参加整理校订新版《红楼梦》的工作。围绕这项工作，父亲每日清早便离家上班，他的生活似乎变得非常紧凑。那时我家住在张自忠路3号。因为工作，父亲和袁水拍、吴恩裕、周汝昌等老先生过往密切，几乎隔三岔五就有信件往来，为了节省邮递时间，姐姐和我经常会被父亲差遣送信，成为他的信使。时至今日，当年袁水拍先生身着灰色哔叽风衣登门造访我父亲，以及吴恩裕先生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来我家和父亲结伴去首图查清史档案等场景，还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同一时期和父亲一起工作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所的元老们更是频繁地出入我家，与父亲共同探讨红学研究诸事，而姐姐和我则每每负责为来客沏茶送水。
那时候，父亲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除了每日工作，业余爱好繁多。因无锡画家周怀民老先生居所距离恭王府非常近，因此父亲经常工作之余就会顺道拜访周先生，而周先生也会来我家看望父亲。画家刘海粟和朱屺瞻先生更是每到京城必会事先通知我父亲，以期会晤。
大家记忆中的冯其庸大多是不苟言笑的学者和教书先生，但实际生活中，他几乎感兴趣于样样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是热衷。
父亲喜欢篆刻，“文革”前和“文革”中后期从江西干校返京后，读书写作闲暇之余，他会左手紧握一枚金石，右手持刻刀，抿嘴屏气，用力刻划出一枚枚方章。那时候，他的书桌写字台右手的第一个抽屉里通常横放着一柄柄粗细长短不均的长柱形不锈钢刻刀，为了用起来不硌手，每一柄刻刀都被他用细棉绳缠绕得仔仔细细。偶尔，他兴致好时，会一边刻一边向一旁观看的我解释，刻的是什么篆字，而且还许愿，要给我刻一方名章。看他专注做事的样子，令我觉得篆刻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文革”结束后，安徽的金石书画家王少石先生经常来我家，与父亲对坐书房，相谈甚欢。他们纵横天下，攀今吊古，谈诗论画，自然少不了金石。每每兴致淋漓，谈论酣畅至深夜，少石先生就下榻父亲书房，在小钢丝床上过夜。我曾戏说，家中父亲书房那只钢丝小床，曾有多少文人过客下榻，今后有时间一定好好追忆一下。父亲和少石先生谈论篆刻，我夹在其中，听他们高谈阔论，忽然想到父亲许诺给我刻的名章还没兑现，趁兴跟他提起，不想打扰了他谈话的思路和兴致，令其不悦，让我不要插话。一旁坐的少石先生，连忙解围接过话：“别烦你爸，我给你刻。”不想，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少石先生赠予的一枚精致名章，一款不规则的方章，玉石中带粉红絮丝，下呈方形，上现自然山石状，圆润小巧，让我惊喜之余爱不释手，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枚印章，保存至今。
父亲也喜欢烹饪，因为爱美食所以喜欢自己下厨。一直以来，来过家中的朋友都知道我母亲做得一手好无锡菜，特别是她的红烧蹄膀，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然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做饭的手艺丝毫不逊色于母亲。“文革”时期父亲曾从干校返京探亲，带回一只汽锅，从小生长在北方的姐姐和我，从未见过这种外面刻花、中间凸起锥形，还带有汽眼的砂制器皿，不知做何用，以为是花盆，问过父亲后才知道这叫汽锅，可还是不会用。父亲在闲暇之际，买了活鸡，收拾干净，给我们全家示范做汽锅鸡，用香菇和金华火腿当佐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道菜是相当考究的家肴了。后来，父亲从干校回京尚未分配具体工作，闲在家中时偶尔兴致所至，会给我们改善生活，做些好吃的菜，诸如用面粉和鸡蛋做辅料的软炸酥肉，还有从朝内菜市场买来野山鸡，用韭黄春笋炒鸡丝。野公鸡的尾毛非常漂亮，父亲喜欢把它收拾干净插在花瓶中欣赏。还有件趣事，父亲有位吴姓香港朋友，是纪录片《万紫千红》的摄影师，这部电影讲的是1973年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盛况，那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一次盛事，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外交的辉煌成果。这位吴姓朋友是广东人，做粤菜，那段时间父亲相对闲暇，专注钻研摄影，父亲在跟他请教摄影之余还学了做凤爪，用砂锅煨，那时有票证限制，凤爪不在肉食限制之中，是可口佐餐。后来父亲工作忙了，也就无暇关注烹饪之事了，可说起美食却一直乐此不疲。
日常生活中，父亲还喜欢种花养草。我年幼时，张自忠路家中窗台边小书架上常年摆放着一盆镶边吊兰，每到春季就绽放出白色小花。有一阵子，父亲养了一颗紫罗兰，紫色的叶子配上绽放的浅粉色小花优雅而别致，给平日肃静的书房平添了无限生机和温馨。父亲喜欢南方的竹子和芭蕉，我们住在铁一号时，家在5层，父亲从江西干校带回南方的竹子和芭蕉，给住在一层的时万贤老先生，请他种在单元门口，从此丁组前面竹子和芭蕉郁郁葱葱，竟有了江南之意境。每到夏日骄阳似火，蝉声不绝，回家时穿过那一小段阴郁幽静的竹径，焦躁的心就能享受到片刻安静。后来，我们搬到红庙北里，因为住在一层，父亲在公寓前的院子里也种了竹子、芭蕉和牡丹，也就是那一阶段，芭蕉和牡丹经常入他的画卷，偶尔他也画画竹子。而最特别的是，每逢春节前夕，父亲都会亲自精选两盆福建漳州水仙，买好后择时栽培，控水控温，悉心养育，保证它们在春节假日叶茂花肥地盛开，这习惯从我们住在张自忠路人大宿舍一直保持到移居通州芳草园后。在芳草园，父亲因养水仙令姐姐和我晒花，也正因此水仙花香成为我们对春节特殊的记忆。
晚年的父亲住在芳草园，因为有了自己的院子，他侍花弄草的爱好得以施展，而养花、观花、赏花、画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爱画梅花，园中自然不能少了梅树。父亲在院子里栽了红梅、白梅、腊梅，还有西府海棠、玉兰、石榴、银杏、黄栌和松柏，他还种了牡丹和芍药，搭了紫藤架，竹子当然更是不能缺席。院子里东西两边耸立的两尊巨石，和散置在园中的经柱、石雕、木化石相互呼应，平添了园中的文化氛围。每到春天，生机勃发，花开花落，此起彼伏；隆冬时节，满园萧素，时有白雪笼罩，又是一副静谧的景色。因此，父亲也常在芳草园抒怀，留下了多首与之相关的诗词，这里仅引一首，以略窥一斑。《题园中初发海棠》：“初发海棠嫩燕支，娇红一点惹人思。徐熙落墨天下少，怎及春风澹荡时。我家庭院好风月，每到春来燕支雪。携酒独坐海棠下，忽忆东坡定惠日。斯人斯花不可见，空对嫣红坐太息。君不闻，抽刀断水水更流，莫对今花发古愁。不如更学东坡老，一花一饮消百忧。”从他的诗句里，不难感悟到他咏史怀古的文人情怀。
父亲更喜欢石头，父亲的石癖不知是否因《石头记》起，但无论如何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使其对石头更加乐此不疲。在我记忆中，每次出差回京，他总会带石头回家。小时候父亲带姐姐和我去京郊十渡郊游，看到色泽漂亮、形状独特的石头会随手拣回一两块。带我们去黄山玩，看到好看的石头也会带回家中。去西北考察，走在旱季干涸的黄河边，看到纹理、色泽特别异样的黄河石，他爱不释手，带回一旅行袋。他的石头形色各异，质地不同。后来，他的这一嗜好远近闻名，不少他的朋友投其所好，以至他收藏的石头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父亲在无锡国专的老师王蘧常先生曾在他的《十八贴》之《运天贴》中，专门提及父亲的石癖，称之为“米癖”，只因宋代书画名家米芾喜好奇石，父亲与其同好。
离休后，父亲移居通州张家湾。记得2008年夏天我探亲回家，忽见园中耸立一块巨石，问其由来，得知是他的学生纪峰的朋友因拆迁所弃，纪峰帮助斡旋购得。为使那整块巨石能落座我家园中，父亲请工人挖地基，灌注水泥底座，因巨石体大，无法迁入园中，只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工程队用吊车将其吊入院墙内。那一天的工程，令我母亲心惊胆颤，事后想起都心有余悸，而父亲则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为巨石命名“天惊峰”，并题字“石破天惊”，撰诗“天惊石破落园中，排闥送青万象通。扑面奇峰迎雅客，方知此老是颠翁”。转年，父亲再度撰诗《题天惊峰兼怀曹雪芹》：“拔地参天第一峰，崩云坠石落凡庸。天惊石破人何识，百代沧桑一梦中。”当我静思回想时，真不知他老人家这辈子是因“梦”结石，还是因石结“梦”，无论如何，石和梦总能带给他无限的遐思和快乐！
父亲在临终前的日子里，还满怀深情地向我娓娓道来芳草园中每一尊石头的典故。记得他告诉我，那块树立在东边园中的巨石叫思乡石，因为右侧看它像个妇人在“举头望明月”；而左侧看它，则像个蓄须的老翁在“低头思故乡”。那一时刻，我恍惚间感到父亲已知天命，那思乡的老翁正是他内心深处对无锡老家眷恋的真实写照。
尽管父亲有这许许多多的嗜好，离休后的他却并未间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与关注，最终在芳草园居所完成了1700万字、汇聚他毕生学术研究之大成的《瓜饭楼丛稿》，其中《冯其庸评批集》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主要版本文字内容及艺术特点撰写批语、进行评述的编集，共计10卷，囊括《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庚辰本〈石头记〉》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如果说我父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造就了红楼梦研究学科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那么更是“红学”研究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成就了我的父亲。正因如此，离休后的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充满了感情，时刻关注着艺研院的成长与发展。
自我父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直到他离休后，无论顺利还是坎坷，父亲几乎很少在家中谈及他工作上的人与事，但见证他一路走来，看他曾历经风雨更见彩虹，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就如同电影画面般纷至沓来。斯人已去，父亲带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从容地离开了我们。每当我想起他，总感到他老人家依然陪伴在我身边，他的身影时常伴随着我的记忆逗留在瓜饭楼和芳草园中。前年离京时正值隆冬季节，冬季的芳草园凋零萧素，唯有几块巨石依然耸立园中诉说着它往日的兴隆。而当下，大地回春，万物复苏，芳草园应是梅花含苞待放，生机盎然，它们令我深深地向往，魂牵梦萦般地思念。我期盼着疫情快快过去，能早日回到那日思夜想的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