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走，向东走

向西走，顺水顺风又顺路；向东走，有亲情、友情与乡情，我要向东走，而且要坚持下去。

晚上，七点半，我们要回南桥了。跨出客堂门，走上场地，坐上迈腾，开车，出围墙，车子就向西开了。向西走，好哎。一是开出场外时不需要倒车，倒车的话，要倒二十米左右，门前路偏窄，稍不留心车子会擦碰。二是向西走，路程近了二三百米，省点油钱。第三个原因，我没有说，说了觉得惭愧，不说觉得更惭愧。

这已经是第二次向西走了，向西走，顺水顺风，但心里一点儿不自在，一路到南桥，一路不说话。到了南桥后，灯下读书，脑子一盆浆，混沌，还是混沌，心心念念：下次回家，应该向东走。

向东走，除了倒车，更重要的是，我必须与老家的一群人打个招呼。

老家挨着海边村的中心大道。

以往的每个周末，周末的每一个夜晚时分，我都是倒车到中心大道，扭过方向盘就到了大道地下垄沟的闸口。闸口露出地面六十厘米高，水泥砌成的，呈四方形，一面可坐三四人。每日的黄昏后，村上的七八个长辈，有时是十来个，都会准时集中在闸口那里。这些人，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我管他们叫叔叔、婶母。他们聚齐后，有的坐在闸口上，有的立在闸边上，散散乱乱，坐坐立立，说说笑笑，笑笑说说。一年四季，四季一年，几乎是天天，几乎是每晚，都会在这里闲坐一个多小时，风雨无阻，冷热无关。他们把每晚的碰头当作了功课，当作了一项使命，认真地履行着。

我每次回南桥，车倒到那儿，扭过车头后，就刹车，就按下车窗，开始打招呼，习惯性地拿出香烟来，抽出来分给在场的男人，一人一支。男的用那粗糙的手，接过香烟，点头说谢谢，一副谦卑而又喜悦的样子；女的伸头探颈，手扒在车窗上，问我回来了几个人。他们中有人叫我明昌，有人喊我弟弟，他们都说我回家看老娘做得好，都说回家要注意安全。我估计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四分钟。过后，我就一路向北回到南桥，到家后，还沉浸在被人喊明昌、喊弟弟的快乐里。那个晚上，自得裹身，随便读什么书，都记得住，我以为这是向东走带给我的好处。

妻子多次表扬我，说长辈们习惯好、心态好。一个村子里的人，到了老家看见长辈，应该打招呼。她补充说，村上人有钱也不抽红中华，给他们抽自是欢天喜地。说话的口气里，无意中看高了自己。而在我看来，香烟不重要，我们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这群人集合后，会今晚这几个，明晚那几个，分批次地到我们家里絮叨家常，他们在替我们陪着我们的双亲，短暂，却很宝贵。2017年父亲查出患了大疾，回家养病，他们总是趁着机会，假装走过路过，与父亲说农事，说庄稼，说鱼虾，给父亲带来了不少快活。我的车停一停；窗开一开；说几句话；发几支香烟，既是感谢，也是人情。这样想：我就感觉到了向东走，方向完全正确。

四年来，我在方向正确的做法里，感受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父亲去世四年后的头一个月里，我突然向西走了，而且已经走了两次了。

我不知道第一次向西走是如何走法的，总觉得开路顺当是个原因，但也与一群人、一包烟有点关系。一包烟，六七十元，一周一次，或者两次，买得起是真的，分得起也是真的。但我后来还是买了三四次硬中华，也买过一两次22元的红双喜。在我眼里和心里，慢慢地生成了一个看法：在海边村的村庄里，在垄沟的闸门地方，在这么的一群人里，这样的烟，发了没有错，不发也对。况且我每次发烟时，长辈们也说，弟弟开走，别发烟了，我们是不抽中华牌的，我们没有事情做，到这里碰头也是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听后心中一惊。

上个星期，我们回南桥时，我们向东走了，当打开灯光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慢慢地站了起来，眼睛盯着我车子的屁股，看着车灯红光逼近。我的车开到了他们面前，我开了车窗，说声好，顺手拿烟。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摁住我的手说，不要分烟了，人见了，头碰了，就可以了。其中一个婶母凑到窗前对我说：弟弟，你要常回来，你妈老了。有个叔叔跷起大拇指对说：这是我晚上看到的最开心的事情。

我的车向北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在挥手，那样子像极了父亲送我的情景。我内心翻卷，真想说声谢谢，但我感觉说不出来，妻子也一声不响。是的，我们一起亲身经历了一个没有杂念，只是因为乡邻而应该经常照面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里，乡邻们看到的是孝顺，是乡情，是道义，是善良；而我一个读书又是教书的人，看到的则是身份、地位、相貌，甚至是几根香烟——这是我最近几天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我以为向西走是我的罪过，所以今晚起，我又要向东走了，而且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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