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中国地缘政治的优点究竟在哪里
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开始正文之前，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上次文章正文中的第一张阶梯图片中标注的阶梯顺序与下文描述的正好相反，属于我校对不仔细所致。很多朋友眼睛都很尖啊，纷纷指出了这个错误。表示感谢的同时更要表示敬意。以后我尽量注意。只能是尽量哈，个人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嘛！
正确的标注顺序如下图：
中国地缘政治的优点在哪里？
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西陡东缓，以高海拔山地为主。若以东径110°为中线，西部与中亚高原相接，西南与印度板块的形成对垒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6000~7000米以上，由于迎面印度洋西南季风，降水充沛，山上雪线较低。这在中印之间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带直与大海衔接。
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古代如远征至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历山大，近代如英国殖民者 ，他们均有力量占领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他们却没有力量占领中国西藏。与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结果一样，假设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那这些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古希腊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
在中国东部，大海对古代中国也是一道天然的护屏，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技术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由于没有征服爱琴海而不能能征服希腊一样，横扫欧亚大陆忽必烈，其远征日本的大军只能无奈地折戟于日本海。
正因为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中国的地缘政治多宥于陆权说，翻开“武经七书” ，无不以陆权学说为主题。这样的地理形势反使古代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海岸地，就算它们中间有一条河做联系，差不多始终和内陆各国（确切地说应译为“各城邦”——笔者）相分离。
直到近代，面对敌人的海上入侵，中国人还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时修长城的方法对付敌人。这种情况到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转。此后，海权（包括制海权）成了认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视角。
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但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都知道如较终不以问鼎中原为结果，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
另一面看，中原那一边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反使其在中国成了较易被攻陷的地区，与此相应，极为丰富的资源势必也成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据势力“ 逐鹿”的目标。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10的平原地区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角逐中原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搏杀后留下的力量较强的一方，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较终成了较有实力——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的北周，还有20世纪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岭里发展起来，后又北上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等——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书中的“中原”有时还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含今“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别只是前者不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分裂时期，常以“中原”和“江东”（长江以南芜湖以下地区）等词对称。故而中原与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围常常混用。这种概念潜移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中心从东向西、国都从长安向洛阳继而向北京移动的历史过程。
但是，随时间推移，当占据中原的王朝力量腐败衰弱后，从中国中西部高地积聚起的新力量又会崛起并再次进驻中原，造成中国新一轮的统一。与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诸区域比较，崛起于中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其作战所据的开阔地带具有南方崇山峻岭无法比拟的扩张优势，因而，分布于这一带的割据力量具有更为优越的问鼎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地理条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 。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 “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
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亚较大的国家，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印度版图从喜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区，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与中国比较，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 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 。2000年我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较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这样富饶且以平缓地带为主的地貌，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存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长期具有与欧洲同样的对称型分裂的特征。
在印度访学期间，我注意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有护城圈护。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过是英国为占据印度洋的需要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而已。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说：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
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积广大（约有260平方公里），多为大漠连天的平缓地带，占据着这一地区的战略力量长期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且极少形成这一地区的长期统一，古有“胡虏无百年之运” 之说大概是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感性认识；而占据着面积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国总面积不足1/3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华北平原）的政治集团则西有险塞以固存、东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护，其防御能力却远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狭小的中原面积不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共存，因而从中原地带胜出的政治集团反而——即使有长江的阻隔——能实现中国的较终统一。
同样的道理，平原面积过少而山地过多的国家，由于山隘险阻过大过多、交通极为不便，其间的割据力量在获得较好的偏安条件的同时，却难于形成有规模的攻势和全国性的跨区横向联系遑论统一。清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据险自守，但当起兵反清需要进攻时，却没能走出湖南；同样的道理，蒙古铁骑虽可横扫欧亚平原，但在进攻南宋、兵至川黔时，其势在万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平原地区若以黄河北南划分，黄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穷则独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据，“达则兼善天下” 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在中国山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山地的割据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难以被铲除，也难以坐大。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的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 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欧洲较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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