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述之四：停顿的“农村造屋运动”

（平山街的背影）

（续上）在黄老师家里热烈而东拉西扯地聊了约半个小时，我们重新上路。一路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地名，用普通话念起来有一种古怪的陌生感，我仿佛来到了别人的故土，却触景生情想起当年的情景。在六陈镇和大新镇，先后遇到了两起车祸，都是汽车分别与自行车和电动车相撞。中国除高速公路之外的马路，都像是田野和草原，各种车辆可以狼奔豕突，因此每次出门你只能自求多福。两起车祸耽误了近一个小时，人们仍然像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样喜欢围观，对与己无关的事异常热忱，我不知道这是否生活过于枯燥乏味的缘故，但他们只作壁上观，从不愿介入，比如伸手相救或打个电话报警。

这两起车祸让父亲感慨油生，特别是后面一起，情状十分可疑，当事者是个青年，衣衫整洁，抱头躺在马路中间，一辆电动车横在旁边，现场既没有擦痕，也没有血迹和碎片。父亲说，本地过去有句话：擦一擦，三文八；den一den，要四文（这个“den”没有现成的汉字，比“碰”程度轻，轻轻沾到的意思，跟常说的“碰掉一根毫毛”差不多），一斤米才一毛多，三文八当年是很大一笔钱了，可见文化落后的地方，人心不足十分普遍。他说起五十年代转业在福建漳州，有一次骑车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对方爬起来拍拍灰尘就走了，没叫他赔一分钱，让他很久还觉得过意不去。

从大新到镇隆的公路两旁，全是崭新的水泥楼房，几乎看不到一间过去常见的瓦房。这些楼房一幢比一幢巍峨高大，好像在开展一场“登高比赛”，一个村子就像一堵灰白色的水泥墙，矗立在平坦如垠的稻田里，或者座落在劈开的山坡上，弥漫着一股富贵逼人来的豪气。如此之多的水泥楼房，从某个角度提供了中国消耗全球六成以上水泥和一半以上钢铁的答案。而20多年前启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造屋运动，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与前几次回家不同，我很少看到正在动工兴建的楼房，这似乎证明，中国经济真的进入了从高速转中速的换档期。伴随着这些巍然大屋的是人丁稀落，越来越多的打工二代、三代不愿回到故土。因为农村留不住人，山区里这些楼房成了华丽的空巢，它们也许会比那些老屋更快地被丢置，变成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启动的二孩政策其实是振兴农村经济、拯救田园荒芜的关键招数，只是不知道能否挽住农村“空壳化”的颓势。

进入镇隆之后，父亲不时指点着他熟悉的地名。他曾在镇隆的平介村——那时候叫“平介大队”——参加过“社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周从家里骑车50多公里到平介，前后历时半年。他还记得一个姓苏的镇教育组长，像太平洋的警察，喜欢什么都管。看到青年打扑克，斥责他们好逸恶劳，有人不服顶撞他：“难道你能斗我不成？”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斗斗你怎样？”那时候批斗人就像吃饭一样平常，还真的把那个青年镇住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官员早己没有了那样的权威，一位同学曾告诉我，若干年前有位“县太爷”的车子陷在泥里，老百姓围着起哄，但谁也不愿出手帮忙把车抬出来。

父亲对这种现象尤多感慨。他认为官德与一个地方的文化沉淀有关。他转业到福建漳州时，正值饥荒时期，有位地委书记到农村检查工作，被农民骂“麻疯佬”，陪同的县领导听到后报告“长官”，提出把人捉起来，地委书记制止了他：我们工作没做好，群众想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父亲不久后回到广西，有个县委书记到了平山公社，居然叫公社干部到塘里捉鱼弄鱼生吃。须知那可是群众饿得水肿病流行的年代，吃鱼生比今天吃燕窝鱼翅还奢侈得多。

我们一路触景生情，聊着昔日的故事，不知不觉车子走不动了，前面像塞子一样把车龙堵在了平南桥头，不到两千米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夹在车流中，像一只乌龟挪动，或者说像一条虫一样蠕动。直到大桥上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我们还没有上桥。后来听说，春节期间进县城每天都这样堵车，平南简直成了北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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