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流寇人生
原载：《贵阳文史》2008年第2、3期
作者：李建华
古话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可能是地域、物产和人的性格等诸多因素，使四川在历史上曾遭到过多次野蛮的大屠戮。如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两万余起兵反晋，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李雄粗鄙无文，杀人作恶不自知，四川血雨腥风长达50年。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两度攻陷成都，每次都进行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蒙古人杀人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终元一朝，成都残破，始终无起色。明末清初张献忠剿四川，真是鸡犬不留。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
张献忠，延安人，粗识文字，雅号静轩，曾在延安府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当了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主动要为他到总兵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未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张献忠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明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饥民发动起义。张献忠也趁势在米脂聚众而起，自号八大王。第二年，张献忠率部参加王嘉乱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因为英勇善战，张献忠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
王嘉胤死后，张献忠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1635年，荥阳之会后，张献忠与高迎祥等一同进兵东部地区。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进攻长江流域，李自成则在黄河流域活动。
崇祯九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刘国能）历来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追杀自己。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谷城，授与副将。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首领，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不久张献忠养好了伤，缓足了气，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也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1639年，张献忠因对明朝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深感不满，加之受到李白成的影响，再次起兵反叛，于5月采用“避实击虚”、“以走致辞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转战各地，使明军疲于奔命。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下了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长江。随即强迫武昌城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湫，浮尸蔽江。
张献忠、李白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据当时人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14年。10多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几省间来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定一地。流动的目的：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二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乎，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寇”，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从唐末黄巢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专门占据一块领土）为？”张献忠似乎从未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张献忠部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张献忠陷庐州纪》中记述的那样，他们主要的搜掠目标是骡马，这是因为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个搜掠的目标是金银。不过张部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个搜掠的目标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只有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是他的烧杀抢掠。史书这样对比他和李白成：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他的下风（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然而，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李白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才过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的最有优势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现在，他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挥师入川前的14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大名的卓越军事家。
张献忠天资非凡，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史书说张“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西方传教士在《圣教人川记》中记载，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这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在崇祯十六年以前，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白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崇祯帝屡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国里最恐怖的字眼，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丢官落职，或者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14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令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有过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的困窘，也有过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的辉煌。飘荡如旋风的不停息的流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也渐渐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经接近四十岁，已经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这样的日子，何是个尽头？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长性。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不能再这样沉溺于打打杀杀了。“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也指日可待，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白成的卧榻，以待将来。崇祯十七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1644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人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几十万义军队伍攻入城内，巡抚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兵当了俘虏。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正确的。短短一年之内，除了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十几年来头一次，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前无劲敌，后无追兵。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就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据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急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还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也许并不过分。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杀人”自命并自诩的。张献忠性凶戾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也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在今四川西充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攻重庆时“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这些当有过甚之辞。但张献忠这种“除城尽剿”的政策，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另外，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蜀难叙略》云：“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献忠）悉诱之杀之。”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白成的四川人。清军入关以后，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外有强邻压境”，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历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锐减归咎于张献忠，说他是杀星下界，杀人如麻。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过张献忠的杀人问题：“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张献忠的统治使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从而有从清初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
~~~~参考阅读~~~~
李自成、张献忠：
你死我活的“革命战友”
原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
作者：聂作平
有句著名的话，叫“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说明了人们在试图抵达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时面临的艰难和尴尬。由于立场、视角和目的千差万别，哪怕是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也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历史结论。更何况，一旦抱定了“古为今用”这种类似于“六经注我”的理念，那就更可能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夸大，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近乎南辕北辙的结论。对历史的误读即由此产生。长久以来，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领袖关系的研究堪称功利主义之下的误读典型。
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导致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家里几代人一直以养马为生。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又回到陕西做驿卒。崇祯裁撤了全国驿站，驿卒李自成下岗，只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对一个生逢乱世、不事稼穑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这样，李自成于崇祯三年加入到了造反者行列。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他和李自成有着诸多共同点：同乡（陕西定边人）、同龄、同样当过兵，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后又成为明末农民领袖中一时之瑜亮式的大佬。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他自号“八大王”，又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后来自成一军。
尽管后来李自成的名头比张献忠更响，势力也比张献忠更强，但追根溯源，在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张献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高。明末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时，张献忠已是与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礼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不过，李自成凭借个人素质和才能，很快便脱颖而出。
明末农民军初起之时，多数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队伍，基本没有远大的政治诉求，一般只是攻城略地，把粮食吃光了或是围剿的官军来了就往山里跑，偶尔也打几仗。由于破产的农民持续增加，这些队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继续跟进，因此才会出现朝廷对农民军进剿得越厉害，农民军反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进了这样的怪圈。如前所述，如同过江之鲫的农民军，相互间大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相对独立状态。官军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使得农民军在崇祯七年前后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
如何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成为各路农民军首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会上，十三家领袖议而不决，拿不出一个能够让众人信服、切实可行的办法。李自成以一个级别低下的闯将身份发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奋臂一拼，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部队相当于官军的十倍，哪怕是守卫辽东的关宁铁骑赶来，也不怕它。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兵出击，各自开拓一片天地，至于成与否，那就听天命吧。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首肯。就在这次会议上，农民军作了战区划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官军；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高迎祥和张献忠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李自成的另一建议也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认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荥阳大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凤阳。朱元璋家的祖坟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庙被毁，大批官员和富人被处死。消息传来，朝廷震恐，崇祯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也就在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发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冲突：两位农民领袖因为争夺战利品——主要是乐工和乐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西进。两年后，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继承其衣钵，正式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
在十三家领导人中，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紧随其后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复，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随着时局的发展，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朝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将有重大意义。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他们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从史料记载看，二人联手的业绩不错：李、罗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要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支戏班子。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的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床上。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这家曾经业绩不错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独吞全部投资及收益告终。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火并罗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者则莫过于“一山不纳二虎”的思想作祟。当时河南一位叫郑廉的士大夫评论此事说：“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李罗从合作到谋杀的嬗变，如果说其中掺杂了李自成对罗汝才个人品行的不满的话，那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对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其实质则是互相提防、敌视乃至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的山路间逃脱，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
此仇李自成当然不会忘掉。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落魄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招待很不客气，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处于危险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的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时，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心里很不快，他派人以贺喜为名赶到武昌，警告张献忠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杀，下一个就轮到收拾你了。这不算，李还公开张贴告示，宣布“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张献忠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对手，只得放弃刚到手的武昌及周边县份，率军进入湖南以图发展。后来，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地更广，兵更精，名更著，粮更多；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依据时间推算，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身死的消息。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远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就差不多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领袖一跃而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的自暴自弃。
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攻占成都后，派出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倒霉的四川民众成为了可怜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导致了张献忠某种程度上的自暴自弃，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鲁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精辟地总结道：“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大体能洞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真实而耐人玩味的关系。他们的确曾是合作伙伴，但更多时候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和自己的敌人——大明王朝——之间的矛盾更缓和。关于李张之间这种关系的转换，笔者曾总结过：“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作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这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令人惊讶的是，数十年来对李张关系的主流定论，是将他们定位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在G70高速（即福州至银川高速公路）湖北十堰谷城出口处，挺立着高达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雕塑，即取材于前面讲过的李自成差点丢了性命的谷城之会。在现代语境里，谷城相会时的险恶被着意隐去了，向我们传达的是另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所谓双雄会。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和《谷城会献》两部影片中，李张二人虽有些小矛盾，却是坦诚相见的农民领袖，在中间作祟的只是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两位农民领袖如同亲密的战友，在谷城这个偏远的地方，结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如果说《李自成》和《双雄会》是艺术作品，不能算作严肃历史的话（其实对一般民众而言，这种艺术品对他们的影响远甚于严肃的历史著作），那么在严肃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关于李张关系的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鲜见揭示。有意无意中，给我们传递的仍然是艺术作品粉饰的革命战友和革命友谊。
“革命战友”这根绳子，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只蚂蚱强行拴在了一起。顺理成章的是，革命战友之间的明争与暗斗，必须被忽略、被遮蔽、被避讳，在实用主义的需求下，它们因为不合时宜而“读者不宜”。至于如此一来，历史会被怎样误读，显然，便不是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要关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