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二战引发对癌战争》｜化疗的“毒”历史
Jennet Conant在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对癌症治疗的寻找。
作者：Heidi Ledford
翻译：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
1943年12月2日，德军袭击了意大利港口城市巴里。这次袭击至少造成了1000人死亡，并击沉了17艘船。其中一艘船装载了2000枚装有致命芥子气的炸弹。
这种气体——实际上是液态的——与沉没的油轮上的油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致命的漂浮物——紧紧贴在向安全地带游去的水手们的皮肤上。许多水手最后来到了当地医院，被人用毛毯裹住浸透了毒物的衣服。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他们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几个小时或几天后，痛苦就开始了。惊魂未定的护士们发现病房里满是肿胀、起泡、暂时失明的病人。
相关图书《绝密：二战引发对癌战争》
（The Great Secret: The Classified World War II Disaster that Launched the War on Cancer）
作者：Jennet Conant
出版社：W. W. Norton (2020)
《绝密》将那个惨痛的夜晚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的故事追随着那位为揭开化学武器真相而奋斗的军医的脚步。作家 Jennet Conant 在她最新的战时科学史中写道，他的努力为化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至今主导药物发现的癌症研究主体播下了种子。
这位勤奋而出色的医生是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之一。Stewart Alexander 是一位美国化学武器专家，他被请来解释困扰巴里幸存者的神秘病症。种种可能性让读者领略到二十世纪初的化学军备竞赛有多残酷。会不会是氯气或芥子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化学大屠杀的原因？或者是刘易斯毒气，一种能迅速渗透皮肤的水泡剂？或者是一种新的混合物，如“Winterlost”——一种氮芥和刘易斯毒气的混合物？其特点是冰点低，以确保能在寒冷的俄罗斯前线起效。
化学秘密
巴里港口的这批致命货物本来是个不让外人知道的秘密。《日内瓦公约》在 1925 年禁止使用化学战，但这批货物是为了报复而准备的——如果希特勒使用化学武器的话。Alexander 一边努力治疗痛苦的病人，一边与打算对该事件保密的军方官员斗智斗勇。
这种芥子油混合物对病人白血球的破坏，让 Alexander 感到震惊。他紧急从不同医院提供的不同治疗数据中寻找线索，这些医院具有不同的护理标准，而且没有对照组。（这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头几个月里一连串无法解释的观察性研究和无对照的临床试验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Alexander 在战前的动物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毒剂的类似效果。这些研究让人产生了希望，或许这些化学品可以用来控制白血病和淋巴瘤中的癌性血细胞。理论上，用有毒物质充斥身体，疾病就能被消灭或至少被击退。Alexander 在巴里的发现的详细报告最初是保密的，但在一些军方研究人员中流传，推动人们去寻找癌症的化学疗法。
在这一点上，Conant 要费尽心思去将各种零零碎碎拼凑起来。化疗的灵感并非来自巴里。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1942 年首次用氮芥治疗癌症；在德军袭击意大利港口的前一年，病人死于淋巴肉瘤。但 Conant 认为，Alexander的观察报告有助于说服研究人员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和可靠性。
这本书的第二位主角是医生 Cornelius ‘Dusty’ Rhoads。他比较难让人喜欢。带着对治疗癌症的满腔热情，Rhoads 高估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贸然进行临床试验。战前，Rhoads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工作，他曾前往波多黎各研究贫血和热带口炎性腹泻等病症。在那里，他写了一封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信件——虽然没有寄出，但被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现了——声称已将癌细胞移植到健康的波多黎各人身上；他把波多黎各人比作动物。Rhoads 后来说，那只是个玩笑；后续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进行了这种“实验”。
不过，Rhoads 继续在军事界和学术界发挥着重要影响。他将这种影响力全力应用于寻找化学疗法上。来自其他医生的质疑声不绝于耳。Conant 提醒我们，自从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370 年)为癌症命名并宣称“药物无法治愈的疾病，刀子可以”以来，癌症疗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外科手术和放射疗法几乎是仅有的选择，而且癌症极其致命且被污名化，因此病人往往不被告知他们的诊断结果。
希望和心碎
Conant 说，战后 Rhoads 大力倡导化疗——部分是受 Alexande r报告的启发。在 Rhoads 的领导和积极筹款下，到了 50 年代中期，首次开始大规模地筛选新的癌症药物并在人身上测试有希望的候选药物。Conant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有第一批患者对化疗产生反应时医生们的欣喜和希望，也有刚开始成功了几周或几个月后，又因癌症复发而令人心痛的失望。
反对者对化疗的毒性感到恐惧，对大多数化疗提供的短暂缓和无动于衷。美国医生 William Woglom 意识到了这一挑战：“这种难度，虽不完全是，但几乎就像要找到一种药可以溶解掉左耳，但让右耳安然无恙；癌细胞与其正常祖先细胞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小。”
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但 Rhoads 还是为延续至今的癌症研究事业播下了种子。现在有大量的DNA 序列数据，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左耳和右耳”之间的遗传差异。药物筛选工作更加精细，他们所检索的化学库也更大、更复杂。
对于一个热衷于科学的读者来说，《绝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名人和部队调动挖掘得有点多。我渴望得到更多有关实验和治疗之间的伦理界限的发展，这些界限在癌症研究中仍然是模糊的。但本书作为一部化疗的起源史是成功的。
今天，化疗已经取得了进步；一些药物的毒性和给药剂量都降低了，或是效果更有针对性了。但这种受益往往太过短暂。“在短时间内，病人很高兴。”第一项芥子气化疗试验的一位研究人员说，“但那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
原文以 The poisonous history of chemotherapy 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9月14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0-0260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