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受过的伤，并不妨碍我们拥有美好的人生

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

——东野圭吾

2008年,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成立,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究孝道的社会,小组的诞生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父母皆祸害小组引起了激烈争议,同时也将对原生家庭的讨论推向了高潮。2016年,电视剧《欢乐颂》热播,再到今年的《都挺好》,每一次都能掀起一场关于原生家庭的大讨论。

这些年,原生家庭从一个心理学上的专业词汇变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大众词汇。

在一次次的讨论中,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亲子关系,尝试着从原生家庭寻找性格的起点,但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的人生之所以如此糟糕,都是因为儿时的创伤。”

“我现在这样xxx,都是因为原生家庭xxxxx……”

然而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真的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吗？

当遇到糟糕的原生家庭,我们该如何走出过去的创伤呢？

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梅格.杰伊的《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一书中,也许你能给你新的启发。

完美的家庭并不存在

在父母皆祸害小组中,成员们把代际间的伤害分为直接肉体伤害、间接人格伤害、家庭状况造成的情感伤害、试图控制孩子的人生等。

除此之外,影响更深刻的原生家庭创伤还包括父母离异、血亲去世、血亲猥亵或犯罪、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等等。

20世纪中叶，有心理学家提出，正常的成长发生在一种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关爱、足够的和平、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监护、足够的约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认为的这种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既不普通,也不可预期。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25%的成年人在儿童期遭受过言语虐待,15%遭受过身体虐待,10%遭受过性虐待,大约30%的人目睹了父母离婚,30%的人生活在滥用毒品或酒精的家庭环境中,5%的人在父母入狱的环境中长大。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所谓“足够好”的成长环境并不多见,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家长是完美的。

但事实情况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平安健康地长大了,甚至许多在极端的问题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依然收获了幸福的人生。

1955年,心理学家埃米.维尔纳和露丝.史密斯发起了一场研究计划,研究的主题是早期逆境对人生毁灭性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698名婴儿,这些婴儿大多来自极端的问题家庭,他们的父母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部分家庭还面临着家庭成员酗酒和患有精神疾病等问题。

698名婴儿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10岁时开始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或学习问题,18岁时,部分孩子开始出现犯罪行为或精神疾病。

但这其中仍旧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即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着高风险因素,但最终却成为了有能力、有爱心的成年人,他们找到了比父辈更好的工作,并组建了温馨的再生家庭。

这个结果令研究人员有些意外,并促使他们改变了研究方向,把目光对准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孩子,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十年“复原力”研究计划。

停止向外归因,对缺陷人生负责

复原力的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人们在逆境中表现得比预期要好,在遭遇许多不利因素时,这些人总能朝着好的方向努力。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拥有复原力,能够从原生家庭创伤中复原?

在《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中,梅格.杰伊给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分享秘密”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事实上,那些在不幸环境中长大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同,但内心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人们在遭遇某个问题时往往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觉得自己的问题与众不同,但太多人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孤独。

这就是在许多心理治疗中会有治疗小组的原因,团体能够让每个成员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的。

有研究表明,在经历了早期逆境后,依然能在成年后感觉良好的最有力因素之一就是能够主动把秘密分享给别人。

许多人把创伤深埋于心,任负面情绪发酵,担心遭受偏见,但就像《本质》杂志创始人爱德华.刘易斯所说:“正常人能够根据我们最好的经历,而不是最糟糕的经历来定义我们。”

再比如“从受害者变成英雄”

书中有一个例子,戴维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抑郁症,在他的童年回忆中,母亲很少微笑,沉默寡言,容易发怒,他常常看到母亲在哭泣。

戴维在家庭中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为了让妈妈开心,他经常在家里讲笑话,在学校努力取得好成绩,他很注重照顾母亲的感受,时不时称赞母亲的厨艺。因为儿时的经历,戴维长大后还成了一名帮助他人的社会工作者。

有研究证实,当有压力时,为别人做善事可以降低一个人的心率与血压,积极照顾生病的亲友可以给自己带来更积极的感受,并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

其实戴维不是个例,在许多问题家庭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扮演“家庭英雄”角色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同时也在英雄的角色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第三，是重启

如果说,童年创伤的本质是“过去总是存在”,即昨天发生的事情永远侵入今天的思想,那么将过去与现在分离,就是一种治愈创伤的有力措施。

书中的安东,父亲因偷盗入狱,囚犯儿子的标签让他在生活的城市备受歧视,安东一直也觉得自己就像个囚犯。后来,安东从美国的东南部搬到了西北部,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他如释重负,开始了新的生活。

重启能给人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尽管这样的重启有点像逃避,但有时候,逃避虽可耻却有用。

比起物理空间的重启,更有效的是心理的重启。

我们在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从学生变为工作者,从子女成为伴侣与父母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第二次机会”,让你远离过去的创伤。比如我们会遇到善意的同事,积极向上的朋友,倾心相待的伴侣等等。

在《都挺好》中,苏明玉的“第二次机会”是他的师傅,他在苏明玉的生活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给予了她认可与关怀,帮助她成为女强人,完成了经济独立,远离原生家庭的控制。

改变的措施很多,但一切的前提是“愿意改变”。

许多经历创伤的人一味沉溺于过去的伤痛,将所有原因归结于原生家庭,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我很糟、我很惨,我无法改变。

然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而是有自我意识的成年人,要打破轮回,就必须停止向外归因,对自己的缺陷人生负起责任。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

重要的是拥有多少爱,不是没有多少爱

1938年,哈佛大学的医生兼研究员阿伦.博克开始了对幸福感的研究,这是历史上针对幸福感开展的持续时间最久的研究项目。

他们跟随研究对象从青年到老年,最终发现,影响一个人生活是否美满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财富与地位,而是:爱。

一位朋友8岁丧父,当母亲告诉她:“你以后再也没有爸爸时”,她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她给自己贴了一个受害者的标签,暗示自己不被爱,不配拥有爱,认为自己没有父爱,同样也握不住友情与爱情。

在人际交往中,她始终对人保持警惕,将他人拒于心门之外。从小学到大学,她几乎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但在大学毕业时,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进入了现在这家公司,遇到了一群如家人一般关爱她的同事,帮助她走出自卑封闭的怪圈。

这位朋友曾经埋怨过父亲,恨他这么早离开人世,抛下他们母女不管。但现在的她感恩父亲,感谢他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了自己足够的爱。

因为父亲的去世,她深感健康的重要性,她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帮助别人拥有健康与幸福。

她说:“曾经我是一个缺乏爱,只知道索取爱的人,而现在,我学会去付出爱,去温暖别人,给别人力量。”

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们还发现,到了后半生,很少会有老人跟他们谈论童年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童年生活的质量对其人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小。就像老话所说,三十岁前看家庭,三十岁后看自己。

人生很长,像这位朋友一样,我们的生命中,会出现许多积极的人或事,而积极事物产生的影响要比消极事物产生的影响更大。

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哪些爱,而不是没有哪些爱。

这位朋友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慢慢走出原生家庭的创伤,这个过程很艰难,但她说,只要有爱的力量,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与伤痛依然会时不时爬上小洁的心头,给她带来困扰,但她现在已经足够强大,懂得用理性去克服。

人很难完全治愈原生家庭的创伤,可真实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带着缺陷与不完美前进,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搏斗。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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