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仁学术思想与“新安学派”章真如
先师许公寿仁先生（1904—1970年），原籍安徽歙县，青年时代受业于江西鄱阳县名医江仲孙（皖歙人），三年结业，尽得其传。1929年悬壶于南昌市原“安徽会馆”旧址，不久名噪洪都。许公一贯好学多思，广交益友，经常与皖歙同道、故知书函往来，切磋医术。许公常提到上海名医王仲奇先生（1881—1945年）亦皖歙人，以同乡关系通信探讨学术，备受教益。安徽歙县，地处皖南，属徽州专区。徽州下辖休宁、祁门、歙县等县，古称“新安郡”。该地明、清以来，医风鼎盛，名家辈出，大有人杰地灵之胜，为著名的新安医家发祥地。考其历史与地理原因，新安与浙江省山水相连，气候、风俗及人体素质与地理原因基本相同。元代浙江著名医家朱丹溪学术思想很快流入新安。如明成化年间，休宁汊口的程充，私淑朱丹溪学术，成为一代名医，并重定《丹溪心法》。嘉靖年间，休宁的方广，继程充之后，发挥自己的学说，著《丹溪心法附余》。宣德年间，祁门的汪渭和其子汪机，皆私淑丹溪学说，均有专著问世。尔后有祁门的徐春甫、休宁的孙一奎、歙县的程敬通等，不断弘扬“丹溪之学”，发挥各自的见解，自成一家。迨至清代，在学术理论上更有发展，如康熙年间，歙县岭南的吴澄，究心虚损，颇有所得，著《不居集》。
他说：“气下陷而不能升降者，当用东垣之法为先，火上升而不能降者，则用丹溪之法莫缓……合二公之法而参之，则无一偏之弊耳。”雍正年间，歙县，程国彭，幼年多疾，立志学医，潜心研究历代名医著述，博采众长，对朱丹溪学说尤有深考，医名大噪，晚年至天都普陀寺修行，法号“普明子”，以其毕生治学经验，历三十载，著成《医学心悟》一书。程氏学术思想渊源《内》、《难》，师法仲景、融汇、折中、金元四大医家之学，以偏概全，且治法灵活，疗效卓著，程氏在四家之中，尤多与丹溪学说脉络相承，足见丹溪学说对程氏医学思想、医疗实践影响极大。新安地区名家云集，层出不穷，学术相通，揆其源流，实乃“丹溪之学”之一支，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均有所发展。其中对东垣学说亦有所宗，诚如方广在《丹溪心法附余》中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症，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丹溪实贯通于诸君子，犹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这个学派影响实深，波及面广，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许公生长其地，感染深刻。尤受业师江仲孙老先生之熏陶。江老先生出生于皖歙，立业于赣都，皖南赣北，一湖之隔，与浙江亦为紧邻，江老先生无疑亦为“新安学派”之传人，对程国彭学术深有研究。因而许公衣钵相承，相得益彰。许公治学严谨，博古鉴今，以《内》、《难》、《伤寒》、《金匮》为基，以金元四家名著为轴，以《医学心悟》为用，孜孜汲汲，未肯少懈，诊余之暇，尝语门人曰：“医者非精诚不可言学，学者非精心不可言悟。”许公言传身教，事事处处均以《医学心悟》为执医临证准则，程氏《医中百误歌》成为许公口头禅。许公生平乐于教学传艺，桃李满门，而且诊务过忙，未暇著述，诚为憾事。笔者追随许公十余载，朝夕侍诊，耳濡目染，教诲良多，兹就回忆所及，略记一二。
夜阑深静，静心参禅许公平日诊务甚忙，尤以筹办“江西中医学校”期间，教务诊务，日夜辛劳。每当夜深人静，闭户盘膝而坐，两目微合，时而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喉间辘辘有声，门人辈奇而问之，许公严肃诲之曰：“我耽心禅学，效法普明子（指程国彭），既可清心，亦可健身。人的世务操劳，必然耗伤真阴，真阴亏则不能制火，以致心火上炎，火旺必然克肺金。肾阴亏则水不涵木，肝阳亦亢，阳亢又能克伐脾土，恶性循环，五脏俱伤。余学普明子'治阴虚无上妙方’。'人参果’法静心养性，吞津咽液，引华池之水，敷布五脏，洒陈六腑，其方法是：子夜之时，常以舌抵上腭，令华池之水，充满口中，乃正体舒气，以意目力送至丹田，口复一口，数十乃止，此所谓以真水补真阴，同气相求，必然之理也，较之依赖于药物，更胜一筹耳。”许公又谓：“这种方法早在《内经》就有记载，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又如清代汪昂（1615—1695年），新安郡人，著《医方集解·勿药元铨》有调息法。近代张锡纯（1860—1933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治遗精有'运气法’等，皆有相同之处。”吾辈始恍然大悟先生参禅之秘，正所以继普明子养生之诀以及发扬《内经》精神，亦即后来“气功家”所谓“小周天”之意也。预防为主，重在摄生许公对《内经》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与程国彭之“保生四要”极为重视，反复琢磨，在课徒时尝谓：“人之一生，五谷为养，但思虑劳其神，劳累伤其身，外邪侵其形，色欲耗其精，未有不生病者。”因此，程国彭告诫后世要注意摄生，做到“慎风寒，节饮食，戒慎怒，惜精神”十二字诀，即“保生四要”。并解释说：“一年四季，气候变化无常，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寒暖适宜；不要贪图口腹，膏粱厚味，酒肉膻腥，过则足以伤人；情绪要稳定，忧思喜怒，必然伤身；要爱惜精神，节制房劳。人之有生，唯'精、气、神’，精神不惫，四体长春。因此不要无故残害身体，保护精气，注意养神，唯在藏精。此为摄生保健要法，前贤之言，不可忽视。”许公经常向患者宣传程氏“保生四要”，强调预防为主，要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并向患者介绍“食治”和“自治”方法，如“葱豉汤”治风寒感冒，优于“麻黄汤”。冬瓜皮、西瓜皮、绿豆衣是防暑解暑良药。鲜辣椒、蔬菜、苋菜等可祛湿、清热、通便、利尿。莴苣、苦菜泻火。萝卜、梨子解燥。籼谷壳可治高血压等，如此种种。许多患者为了防病“自治”，经常登门求教，许公不厌其烦。医贵其全，而责其偏许公一贯认为医学要掌握全面，不能一知半解，不能持有偏见。他尝举程国彭之训告诫门人，程氏曰：“医道自《灵》、《素》、《难经》而下，首推仲景，以其制方之祖也。然仲景论伤寒，而湿热、瘟疫之旨有未畅。河间论湿热及瘟疫，而于内伤有未备，东垣详论内伤，发补中枳术等论，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四子（指金元四大家）之书，合则见其全，分之则见其偏……”由于许公治学面广，对《伤寒》、《金匮》、《局方》以及金元四大名家之立法处方，临床常多采用，但不拘泥一家之言，而是灵活应用。他赞许程国彭学术思想，博采众家之言。许公亦尝谓：“仲景之书有法有方，示人以规范，金元四大家之学各有所长，分而读之，似有所偏，辨证用之，则全面矣。吾人临证，应全面分析，分别采纳可耳，程氏《医学心悟》确是较全面之书，综各家所长，言简意赅，知识广泛，通俗易懂，切合实用。”许公临证常用仲景之方，唯独发汗解表不用“麻黄汤”，尝谓此方不宜于东南，适用于西北，西北之人禀质纯厚，风气刚劲，必须此方开发，乃可疏通。东南之人体质薄弱，阴虚湿热为患较多，不宜温散。因此麻黄多用于哮喘和水肿患者。许公常用方剂还有《局方》，金元四大家所制各方以及清末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薛雪、王孟英等所制各方，亦多采用。但许公应用古方，并不和盘托出，照抄古方，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有增有损，或宗其意，或采其法。
诊脉侧重“胃、神、根”许公临证诊脉，往往预测疾病预后，有一定准确性，除常规区分为浮、沉、迟、数等28种脉象外。指下浮、中、沉三部取法，判定“胃、神、根”三气，确定体质强弱，病情深浅。预后良否，得心应手。许公临证课徒时尝说：“脉学虽难，其关键是'胃、神、根’三气，此点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言之甚详，宜深究之。”许公又说：“所谓'胃脉’亦称'胃气’，即平和之脉，浮取得之，脉来有和缓悠扬之象，四季平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均应出现胃气，无胃气则死，故'胃气’不仅仅是指'食欲’，亦指脉象。所谓'神脉’即'神气’，诊脉时，脉象中侯有力，说明'正气存内’，外邪尚未侵入，抗病能力较强，或邪袪较易。所谓'根脉’，亦称'根气’，即沉取重按，有力鼓指，病将近愈。所以医者临证切脉，只要掌握'胃、神、根’三气，无论表现何种常见脉象，对测知疾病预后如何，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这种切脉以“胃、神、根”三气作为判定疾病预后，是“新安医家”的一个特点，程国彭氏阐发于前，许公弘扬于后，是对脉象发展的一大贡献。
辨证求因，重在“气、血、痰、郁”“气、血、痰、郁”是朱丹溪治疗杂病辨证求因的四大准则。“新安医家”起而继承和发扬之，许公临床以内科杂病为主，因此他的辨证多从“气、血、痰、郁”着手。
许公常语门人曰：“丹溪治疗杂病，唯气、血、痰、郁，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程国彭发扬之，气虚用四君辈，气实用香苏、平胃之类。血虚用四物辈，血实则用手拈、失笑之类。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症，自非滚痰这类不济也。些小之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以致腹胀肿满，二便不通者，自非神佑，承气之类弗济也。程氏在虚实、轻重辨证用药，较之丹溪治法，又有发展，值得效法。
”许公在气血痰郁基础上，亦有新的见解。他常说：“气血应含有阴阳，痰郁应含有湿、热、风、火、淤、积，因此除有气血虚实外，还有阴阳虚实。阴阳转化，痰郁变化尤大，如湿土生痰，痰能生热，热能化火，火能生风。痰能致淤，痰淤成积。湿、热、风、火、痰、淤相互转化，为害尤烈。”许公对气、血、痰、郁解释更为全面。许公论“气”，着重调气，在治疗肝胃病，注意理气，
他说：“肝病多气郁，胃病多气滞，治疗应理气。”治疗心肾气虚者，注意补气，
他说：“心气常不足，命门多火衰，治法应补气，气复心肾强。”
治疗老年病，亦应注意益气，他说：“老年人固多肝肾阴虚，气虚的亦不少，中风半身不遂，为气虚于一侧。
老人癃闭为中气不足和肾气虚弱，老人健忘为脑气虚弱，心慌怔忡为心气虚弱，动则气喘为肺肾气虚，食少纳滞为脾气虚弱，失眠多梦为心肝气虚，大便秘结为肠气虚弱。”许公还谆谆告诫：“滋补之品，可以补其虚，亦易滞其气……必须补中有行气，补而不滞。”“阴虚之人，津液枯涸，阳气亢盛，必须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切莫耗伤阴气。”许公论“血”，着重是“调肝益血”和“补气益血”，
他对治妇女病素有专长，曾制有“女宝丸”、“白带球”二药，风行海内。他认为妇女以肝为先天，以血为后天，而血又离不开心、肝、脾、肾。妇女“有余于气，不足于血”，“肝藏血，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任冲两脉，均隶属于肝，肝经环阴器。所以妇女病多属肝经。肝性刚，喜条达。妇女具有经、带、胎、产的特点。其情绪易于波动，故易致肝气郁结，导致疏泄失职，气血不畅，冲任失调，则经带胎产诸病生焉”。
许公订有调肝十法，即“疏肝解郁，疏肝理脾，疏肝软坚，疏肝化淤，疏肝泻火，疏肝和胃，疏肝通络，疏肝养血，肝肾两补，泻肝利湿”。此十法统治妇女诸病。
另外，“补气益血”则常用归脾、八珍等方。
许公论“痰”，主要是根据丹溪“百病中多有兼痰者”和程国彭“凡病未有不生痰者”的理论。他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贮于肺，或停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其发病为咳嗽，为呕吐，为眩晕，为痞膈，为壅塞，肠间辘辘有声，或四肢麻木不仁……诸般杂症，多与痰有关。其治法着重肺、脾、肾。肺为贮痰之器，风、寒、湿、热、燥、火均能生痰致咳，应分别治之；脾为生痰之源，以痰生于湿土，土旺则能胜湿，治痰须先理脾；若肾虚水泛为痰，必先治肾。另有浊痰，顽痰，流痰，痰饮以攻逐法治之。
许公论“郁”，重点是在“血郁”，即血淤。他非常赞赏王清任淤血学说，根据“淤血”理论，治愈不少重症、怪症。许公最得心应手的是治小儿淤血发热，用“血府逐淤汤”往往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临证善用程氏验方《医学心悟》中，程氏自制验方颇多，许公临证多采用之，
如治咳嗽用“止咳散”，治眩晕头痛用“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癫痫用“定痫丸”，治阴虚劳热用“月华丸”，治妇女月经不调用“益母胜金丹”等。
上述方剂，解释程氏创制名方，后世方书多转载之，许公更是善学活用，不囿古方，发挥己见，辨证加减。
如运用“止嗽散”，
风寒咳嗽加杏仁、苏叶，风热咳嗽加桑叶、杏仁、玄参、麦冬、牛蒡子。燥咳去陈皮、荆芥，加桑白皮、黄芩、大贝、芦根、杏仁，久咳去陈皮、荆芥，加川贝、玄参、麦冬、沙参、马兜铃。
又如运用“半夏白术天麻汤”（本方是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化裁而来）治眩晕头痛，以痰厥头痛最为适宜。如属于肝阳上亢者，可去陈皮、半夏加石决明、白蒺藜、桑叶、杭菊、钩藤、石斛；如属于风火上逆者，可去陈皮、半夏，加生石膏、白芷、细辛、黄芩、蔓京子、麦冬等。
又如运用“月华丸”治阴虚劳热，很少用獭肝，因其药不易得。咳嗽甚去三七、阿胶，加桔梗、紫苑；咯血或咯血者加仙鹤草、白芨；低烧不退者加玉竹、白薇、地骨皮等。
又如“益母胜金丹”对于妇女月经不调、痛经、闭经等都可运用。
月经量少者加红鸡冠花、月季花；月经量多者去丹参，加阿胶、艾叶炭、茜草炭；闭经者加泽兰、柴胡；痛经者加玄胡、川楝子等。
但也有不加减者，如定痫丸，一般按原方制成丸剂，颇为有效。
许公自制定验方有：
“退热汤”（秦艽、薄荷、桑叶、钩藤、通草、大豆卷、芦根、青蒿、杭菊、大贝母、郁金、薏仁）治高热不退，
“退肿汤”（麻黄、桂枝、白术、黄芪、薏仁、通草、茯苓皮、赤小豆、冬瓜皮、广木香、陈皮、独活）治肾性水肿，
“滋肾养肝汤”（女贞子、旱莲草、熟地、当归、白芍、玄参、麦冬、生龙骨、生牡蛎、草决明、白蒺藜、何首乌）治肝肾两亏所致的各种疾患，
“四物疏肝散”（熟地、当归、白芍、川芎、柴胡、香附、郁金）治妇女月经病，
“疏肝消核丸”（柴胡、枳壳、香附、青皮、全瓜蒌、昆布、海藻、川楝子）治妇女乳核等。
小结许公学术思想，由于受地区与师承的影响，成为“新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特别对程国彭学术，竭力发扬，不遗余力。本文是专门叙述许公学术思想与“新安学派”的关系，并侧重讨论许公继承程国彭学术的收获，其他方面从略。如上所述，许公学术是全面的，例如在20世纪世纪初叶，欧风东渐，西方医学逐步渗入我国，中医界持保守者有之，抱抵制态度者有之，20世纪30年代的许公，英华正茂，主张弘扬旧学，汲取新知，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极力赞扬当时四川唐容川“中西医学汇通”和河北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的治学态度。因此在诊病时，除“望闻问切”四诊外，还要求听心脏，测体温，量血压以及血液、二便检查，帮助诊断，中法辨证与西法辨病结合，颇受群众好评。由此可知许公学术思想极为进步，反对封建保守，故步自封，不拘泥一己之见，择其善者而从之，此种远见卓识，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继承，因此随笔附及。（原载《章真如中医临床经验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3年版）附：章真如医师简介章真如主任医师，1924年9月11日生，原籍江西南昌县剑霞乡瀚头章村。章氏幼年丧父，祖父月樵公，为农村“土郎中”，在当地颇有名气，生前有章氏继承祖业的愿望。章有同胞姐弟共四人，其排行老二，幼年体弱多病，七岁入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幼学琼林》等，14岁因避难辍学。1938年日寇侵华，章母携孤儿逃难到吉安，靠母亲纺织度日。时值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与贫病交加，生活几近绝境。一日，章氏在街上发现一张用毛笔书写的招生广告，内容是由南昌避难来吉安的中医师许寿仁医师诊所招收学徒，协助诊务。冥冥之中，天赐良机，报名仅二人，录取唯章一人，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千古有奇缘。从此章承其祖学医遗训，涉足杏林，如鱼得水，发奋自强，立志学好医术，为民治病。寒暑三易，在许公的指导下，不到一年，基本能背诵《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内科心法》、《温病条辨》、《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书，跟师前后近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章氏北上武汉，投身党的中医事业，迄今业医五十余年，治病救人，德业兼优，学验俱丰，硕果累累。许公寿仁先生，原籍安徽省歙县人，青年时代受业于江西省鄱阳县名医江仲孙老先生门下，嗣后在江西南昌市悬壶问世，声望颇高。其学术渊源于“新安医学”。许公出生于皖歙，地处皖南，与祁门、休宁等县，为古“新安郡”。该地明清以来，医风鼎盛，名家辈出，大有“人杰地灵”之胜，为著名“新安学派”发祥地。考其历史与地理原因，新安与浙江山水相连，气候、风俗及人体素质基本相同，元代浙江义乌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学术思想，很快流入新安。章氏1942年至1952年追随许公十载，师生情感笃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临床运用之中，深思熟虑，章氏通过研究“新安学派”上溯到研究金元医学家朱丹溪学说，他以《内经》阴阳学说为主导，着重对“阴”的研究，精读勤研前贤朱丹溪的著作《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旁及诸子百家及近代名医的真知灼见，积多年读书与临床体会，顿悟“阳有余而阴不足”、“相火论”是朱学的精髓，朱氏是滋阴学说的奠基者。章氏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的临证经验，颇有发展，创著《滋阴论》；丹溪在临床重点发挥气、血、痰、淤四伤学说，分别著有《调气经》、《痰证论》、《淤证论》；丹溪认为，血虚生热，热生风，章则作《风证论》；丹溪认为“湿热相火为患最多”，章则作《湿热论》、《火证论》；丹溪曾有《养老论》，开老年医学的先河，章则继丹溪之志，略事发挥重著《养老论》；丹溪重视肝肾辨证，章则遵其旨，著有《肝胆论》、《肾学论》。以上共约80余万字，合编为《章真如医学十论》，已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章氏发表的“滋阴疗法及其有关几个问题”一文，不仅在国内产生良好影响，而且在日本神户中医药研究会编纂的《中医临床讲座》第一辑予以译载。此外，他为研究朱丹溪全面历史和学术价值，著述《朱丹溪学术考论》一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于此可知，章氏作为朱丹溪学说继承和发扬者，是当之无愧的。章氏主要学术思想，重点研究“阴”，其基本点在“阴虚”，认为“阴精为人身之本”、“阴虚为百病之因与果”、“滋阴为临床常用手段”。阴虚导致的疾病，临床屡见不鲜，如高血压、冠心病、慢性肝病、慢性胃病、糖尿病、慢性气管炎、肺结核、慢性肾炎等。辨证为阴虚者拟定养阴二十法借以通常达变，布施于临床各科，且按脏腑辨证组成养阴系列方药。
章氏常以三子养阴汤养心阴，以加味一贯煎养肝阴，以香砂益胃汤养脾（胃）阴，以养阴清肺汤等养肺阴，以知柏地黄汤等养肾阴；另如滋肾养肝汤治疗肝肾阴虚的疾病，以滋阴养液汤治阴虚热痹等。
以上方剂属滋阴法的基本方，应用恰当则临床效果颇著。章氏数十年临床经验摸索出的一整套滋阴法则及方药，成为章氏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贡献。章氏因少时体弱多病，尽其所能，笔墨成为他的良好伴侣。他尤爱书法，以临摹颜真卿、钱南园字帖为多，写字成为他的生活必修课、消遣之主要方法。特别在晚间睡眠前要写一个小时楷书，悬腕，两脚站立，写完后身体很舒适，睡眠也安定，很快就能入寐。如果因故一天未能写字，就会有失落感。章氏的字笔力苍劲，气势宏伟，一手好颜体字，实为老中医中鲜见者。章氏认为写字对身体健康有益，可以锻炼身体，振奋精神，增强毅力，陶冶情操，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几十年来，章氏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对衣食住行“简字当头”，粗茶淡饭是他久已养成的习惯，一生心血全用在医学临床、教学、科研上，他名重不自持，一如既往地坐拥书城，被后学戏称为“活字典”、“真正的图书管理员”。他潜心医学，默默贡献，不喜张扬，心境淡泊，专心致志做学问，他以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医术，为人民健康造福，成绩斐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倾注于他执著追求的事业中，病人第一，事业为重，名利淡如水，赢得人民群众和同道的尊重。（章真如医师简介原载：“二十世纪中医之精华”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章真如医家小传；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武汉市中医医院章真如学术研究室；郑翔章汉民韩乐兵刘惠武编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