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来信：中国教育的极端实用主义，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

前些日子，在b站上看过一个视频课《宇宙简史》。主讲人是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向东先生，共28讲。他提到：“在中国专门从事天文学的数量是大约2000名，跟大熊猫数量差不多。”

李老师提供的数字包括了全国的天文学教学与研究者。按专业统计，美国天文学工作者大约在7、8千左右，教授以上者在1200人左右。

其实不光天文学，但凡与找到很挣钱职业的关系不大的学科（专业），招生都特别不容易。同一个专业还得看与实用的关系疏密程度，比如纯数学，就远不如应用数学好招生。

理论物理、哲学、社会学、历史、地质（冰川冻土等）要想找收到比较理想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困难。总的来看，工科比理科好招，金融财经之类的远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好招。

上述情形恰好证明了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普遍存在的科学精神培育的缺失和实用主义教育的泛滥。

科学精神落不了地，实用主义满天飞

在百度上一搜，查到使用了“学以致用”作为校训的高校，全国使用频次上的排位在16.“创新“排在第一位。没有查到校训里有使用“自由”字眼的学校。当然，用哪些漂亮的词语作为校训是学校或者校长的事。

中小学里最常见的不管是用于校训还是其他用途的标语口号，最常见的大都与“创新”、“创造”有些干系。这至少说明搞教育的人们是懂得创新的意义和价值的。创新和创造力对现在的学生未来的成年人是不可或缺的。

最近几年，我随中小学（包括幼儿园）教师去过不少大学，尤其是综合大学参加培训。和以往比较，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中小学教师在职短期培训以前往往是去师范大学。现在更多的是去综合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复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等985高校），很少去师范大学（包括北师大之类）；二是以前愿意为中小学教师培训授课的老师大都非教学和学术骨干，而如今，动辄博导，硕导一般都不提及。

在一所全国著名综合大学遇到过我的一位哲学博导朋友来做讲座。

我问他：“你怎么也来给中小学教师上课？”

他说：“挣钱啊。”

我问：“你搞你的专业研究不挣钱吗？你不是还有国家级的课题嘛，还差钱？”

他说：“听起来光鲜，实际上经费少的可怜，穷得要命。现在讲究的是‘技术转化率’你要我哲学‘转化’成什么？钱？利润？生产

他告诉我，像他这样不那么“实用”的专业，教师们要想不被穷困压倒，只有在正常教学和科研之外另谋出路：比如受雇于某级政府，当当参谋做做讲座，又比如与地方教科院一起搞点所谓科研项目，各取所需，他们需要有博导参与的科研，可填充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我可以挣到相当可观的钱。

再比如在继续教育学院上课，他这样的博导，一上午三个小时，能挣到5千元，所以，只要在大学里混到一个博导头衔，中小学继续教育的钱特别好挣。“国家很舍得投入，地方教育局太有钱了。“他感慨道。

朦胧之中，怎么让我感觉都和那个古已有之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以致用”有“血缘关系”呢！换个说法：大学里比较有钱（有的特别有钱）的教授、教师们大致都是从事能快速或者较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变成能卖钱的产品的研发者或者仿制者，都是符合“发展就是硬道理”、“科技是是第一生产力”的。

纯理科或者人文科学学者大都穷甚至很穷。要想多挣钱，就只有牺牲学术取媚市场或者官场。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高中的“哲学与生活”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开设的，至少可以在试题和考卷中“解决”升学所需要分数的实际问题。毕竟在高考中占有100分的位置。说不定文科政治教师的“被重视感”要远超哲学博导，因为在功利性的高考面前它毕竟被定义为“学以致用”之科目。

当然教高中理科政治和历史以及地理的教师感觉就不那么妙了，因为分数“转化率”和“升学转化率不高（只有会考），所以实用性不是那么强。同理，教文科的理科（物理、化学、生物）教师感觉兴许更差。

从这点看，中学普遍存在的“文不学理“”理不学文“，与之相对应的”理敷衍教文“、”文敷衍教理“都与把”学以致用“推向极端有直接的关系。

中小学教师整体待遇的确较低，以前有的学科可以补课创收，现在不仅不许，还有丢掉饭碗的可能。

所以只能盼着政府提高待遇。但其中 极少一部分教师也还是可以挣钱，甚至挣大钱。比如在官方评价中收获（带头人、特级、正高级、全国优秀班主任等）“名师”头衔，就可以头顶这些头衔到处做指导、作报告、弄课题，据说能挣不少钱。

实事求是地说，官方评定的这些“名师”也还是有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不过沽名钓誉、滥竽充数者并不在少数，若干年基本不上课之后才评上“名师”的也大有人在。别问我为什么，是个教师都知道的事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最终，实用主义或者“学以致用”不管在大学还是在中学都完胜“科学精神”。当然，若有人非要把“学以致用”和实用主义说成是科学精神，那我也没有办法。

极端的学以致用是科学精神的敌人

当然我不是说“学以致用”这个学习观本身有什么大问题，而是说无条件地把“学以致用”搞到极致的地步，恐怕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自古以来，读书求学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求知欲，满足人类对认识自我，认识我与世界的关系、宇宙的关系，满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为了求功名，有了功名才有的官做做。

如今公开宣称为了做官求学的人几乎没有，为了挣大钱求学似乎还勉强可以。如今求学除了为做官发财、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养家糊口，还有为国争光、建设强国、科技兴国等等，总之必须要有某种很现实的需要或者名誉荣誉上的需要，还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目的“功“或者”名“。

就中小学这个基础教育领域来说，主张“学以致用”还是有些道理的，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今天，强调“学以致用”没有问题。

这个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直接相关，更和我们近代三百年历史相关，千百年来，我们的读书学习都与“家国情怀”密切相连。如果有谁说我求学就是为了“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奇，或者好玩，我知道了就感觉快乐，那是要遭人耻笑的。

但了现当代社会，就有些让人心生疑窦了。（科学精神与原创力、创新能力的关系----否则，永远都在别人屁股后面赶和超。而这个“超“仅仅是某项具体的技术，超也是暂时的个别的）

我们强调我们教育正确的时候，往往说：“基础知识和基本功要扎实，我们的教育强调”打好基础“，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础呢？是“学以致用”还是“科学精神？

“学以致用“讲究的是不管学什么，都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比如为考分、为升学、为以后找个能挣钱的工作，为做官，为父母争气、为衣锦还乡，为强国、为荣誉、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等等等等而学习。

《论语》中<子路第十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诗经，在孔子看来，远非用来审美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用途的，比如常被国与国打交道时用作外交辞令，“以展示所依据的权威和规范”（李泽厚语）。

如果孔子的学生们只为欣赏文学美而习诗三百的话，是会遭到孔老夫子严厉斥责的。以后中国在“科技”发展的两千多年里直到今日，一直走的是技术发展路子。我这里不是要讨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让学者们去研究吧。

我只是想说，当我们在中小学教育中，无论让学生学什么都要讲个有什么用（实际应用）的话，很有可能极大地伤害中小学生天然的单纯的求知欲望，会有悖于人类认识自我和周围世界的那种被叫做天性的东西，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探究事物的本质，学习某种知识，可能就是“想知道”，渴望明白，甚至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这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随着他们的成长，最终可能导致科学理想的消磨殆尽，走向极致的急功近利。

实用主义的“学以致用”遮蔽了想象力，更遮蔽了理想

我从教几十年，目睹了太多的高考高分（尤其是所谓理科生）获得者选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基本上都循着“好就业”，“能挣钱”的专业或者学科。

鲜有凭对科学的热情和理想做出选择的。而围绕在包括状元在内的高考优胜者身边的那些志愿填报指导者们也大都以“就业前景”、“学科或者专业在市场供求关系中的地位等等为准则进行指导。

偶尔有依据兴趣、热情和理想不顾未来就业前景和获利多寡而填报志愿的，不仅会遭到家长的反对（甚至是激烈的反对），还会面对老师们的“规劝”。

“学以致用”与“科学精神”在我看来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很大的区别。“学以致用”被推到极致（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它的育人指向是工具、机器的人，集体的人，国家的人；“科学精神”（当然必须区别开“科学主义”）更有利于张扬“个体生命，发展个性，最终也更有利于民族和国家。

当然不能将“学以致用”和“科学精神”的区别做绝对化理解，但重视它们之间的质的不同还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的教育，资本与技术的支撑必不可少，尤其是实用性教育。但教育的技术化、资本化也愈来愈将人机器化、工具化，人越来越成为庞大数据链中不起眼的微小的节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人，尤其是90后、00后，又有一种摆脱技术、资本束缚，回归人性、张扬个性的强烈愿望。教育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而不是相反。

坦率地说，今天越来越被强化的实用主义（学以致用的极致）教育及大地促成人的异化，使得我们的青少年在最需要想象力的时候，在实用主义的教育下缺失了想象力，使得学习过程中宝贵的愉悦和快乐在实用主义的教育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理想被遮蔽，尽管今天的教育特别喜欢高唱理想的颂歌，学习上的压力感、压抑感、彷徨苦闷感反而倍增。

极端的“学以致用”教育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自由的伤害。我这里说的自由，首先就是中小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发展天性的自由，犯错误的自由，思想（思考）的自由。

而这些对于人的成长是极其宝贵的。学校是用来干什么的？教师是用来干什么的？在我看来，都是用来保护未成年学生“犯错误”的港湾。使他们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的地盘，是他们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创新力萌芽生长的地方。

未成年人完全有权利对老师说：“我就是出于好奇心而学习，”“我就是想知道，知道了我就快乐了，没有别的目的，可以吗？”

去年，我参加了一次89届高中毕业三十年同学的聚会。之后我对一位已经成为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在我国泌尿系统医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同学说：“作为你当年的高中老师，我为你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骄傲。

她认真地回应：“如果说我今天在医学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和老师你当年在我心田里播下第一颗学术种子分不开。”

我把这话视为对身为教师的我最高的奖赏。我认真想了想，一个高中老师为学生播下的学术种子应该是什么？那就是不问功利，敢于质疑，思想自由、独立意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我是文科教师，而我这位学生是“理科”班的，我的课堂对学生来说，是思想自由的天堂，是保护学生犯错试错权力的港湾。

她的话让我想起来，在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我的课堂上，常常能看见她对我所讲内容或者命题的毫不避讳的质疑，反驳，甚至要求到讲台上阐明她的观点。

必须提及的是：她提出的问题，都与考分这个高中生最大的现实功利没有直接关系。她在高考中获得的分数并非最高，但她的分数里思想、文化、潜力含量却是最高的。如果不是“一分压死一堆人”的考试录取制度，有她进不去的大学吗？

今天的教育，必须面对这样急功近利的“学以致用”导致的违背教育本质的的问题。

哈弗大学客座教授，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曾说：“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经济上的全球化浪潮兴起，技能的半衰期不断缩短，意思是不管你今天拥有什么技术，它淘汰的速度都越来越快。”

今天，需要的不只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发现问题的人。”也就是对艺术、文学、科学、人类学等等有广泛兴趣的人，他们能在人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之前找到人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作用是培养年轻人的好奇心和热情，让他们成为做自我教育主人翁的终身学习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语）而实用主义的“学以致用”是支撑不起“终身学习的。

今天的中学课堂上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主动提出有思考价值讨论（辩论）价值的问题，无所顾忌地质疑和否定早已成为极其稀罕的事，直接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极端的“学以致用”实用主义导向、功利主义导向的结果，也是科学精神、科学素养除了口号外，早已在课堂教育中荡然无存的结果，尽管“教育科学”、“科学教育”常被挂在嘴边。

我的结论是：在中小学里，是否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放在极端重要位置上，竭力减轻“学以致用”对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伤害，将决定教育的最终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