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枣庄黄埔人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像孙中山那样，以高远的雄韬大略、至尚的人格魅力，矢志不渝的追求和血肉之躯的代价，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和“振兴中华”的道路，并创建了名将辈出，名声显赫的黄埔军校。

在人类的军事史上，也没有一个军事院校像中国的黄埔军校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那样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时期，就有这样一群枣庄（峄县、滕县）人，怀揣报国之心，离别亲人，远赴黄埔，从笔从戎；从东征北伐，到十年内战，从抗日战争，到二次国共内战，荣辱间或，名扬齐鲁，都是国共两党历史的书写者，是鲁南人生百态的映鉴者，更是从枣庄大地上走出来的一个枭雄群体！

黄埔军校最早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因校址在广州黄埔，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后分别设立了十个分校；即潮州分校、长沙分校、洛阳分校/汉中分校（一分校）、武汉分校（二分校,后迁移至湖南武冈）、江西分校（三分校）、广州分校（四分校）、昆明分校（五分校）南宁分校（六分校）、西安分校（七分校）、湖北分校（八分校）、迪化(今乌鲁木齐)分校（九分校）、凤山（今台湾）分校（十分校）。1949年12月，解放军占领成都，黄埔军校停办，前后共开办23期。

在这前后25年的时间里，据笔者调查走访，现已了解到枣庄黄埔人物九十人 ，且有以下几个特点：

人物众多，涵盖宽泛。

涵盖了枣庄五区一市，其中滕县地区（含山亭区）二十八人，峄县地区（含韩庄、兰陵）二十一人；台儿庄区十一人，薛城区十六人，市中区十四人。

入校较早，影响巨大。

枣庄第一个黄埔军校学生是韩庄人刘安祺，他是第三期（即1924年12月进校，1926年1月毕业）学生。

刘安祺进入黄埔军校，是源于峄县第一个私立中学——峄阳中学的创始人、山阴人武璋（武学璋，字明斋，毕业于北京大学堂，日本早稻田大学，早期同盟会员，曾官至北伐军副师长，担任过山东省政府议员，1948年病逝于徐州）。虽然峄阳中学只开办了短短的一年，但通过武璋的推荐，先后有二十多人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其中，共产党方面以朱道南和孙伯龙为代表。

朱道南原名朱本邵，1902年出生，今薛城区张范乡北于村人，1922年6月到济南山东省立师范读书，1926年秋参加共青团，同年10月，受中共地方组织的委派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 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随叶剑英率领的部队离长沙到广州，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朱道南与幸存的同学追赶部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朱道南任该师第十团的排长，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牢狱之灾后，1930年夏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近两年、贫病交加的朱道南回到了家乡──山东峄县北于村。因有老师同学和亲戚的关照，朱道南回到家的第五天，就被人叫到了峄县党部，被安排到齐村小学教书；1937年秋天，朱道南又亲自组织策划著名的“邹坞暴动”，除掉了邹坞乡农学校校长汉奸王效卿；1938年4月6日，朱道南带领部队在薛城区的甘霖一带伏击了逃窜的日军，初战告捷，旗开得胜，军威大振，又截获了日军运送骨灰的牛车。用朱道南自己的话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鲁南是“第一个建军”，“第一个打鬼子”。后来朱道南又整合组建了著名的抗日武装队伍——运河支队，先后毙伤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对鲁南地区的日寇给予了沉重打击，被罗荣桓同志称之为“敢在鬼子的头上跳舞”的一支队伍。

1950年9月，朱道南调往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后按上海市副市长级待遇离休。1959年开始，朱道南发表许多革命回忆录，其著作《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书被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后，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陶铸等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关注。1985年3月1日朱道南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孙伯龙，原名孙景云，现薛城区周营镇人。1901年出生，比朱道南早一年（1921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1926年）考取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随北伐军北上到山东，在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做党务工作。随后他随后辞去职务，回峄县筹备文庙小学。1938年6月，经朱道南提议，与邻近活动的邵剑秋等部组成山外抗日军四部联合委员会，孙伯龙任该会副会长。1939年12月，经朱道南做工作，孙伯龙和邵剑秋率部参加八路军，成立了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孙伯龙任支队长。1942年1月2日拂晓，孙伯龙率领部队突围，与敌人浴血奋战，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9岁。

而国民党方面，以刘安祺和高魁元最具代表性。

1949年6月2日，刘安祺精心策划了十万学生、军人及家眷的大撤军行动，更重要的是，他带走了大量的物质和美元、金条银元等物品，记有细布32万余匹，美钞现金三千多万，仅在基隆三号码头卸货，就花了几天的时间；这在当时各项事业都非常薄弱的台湾，这些物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是为台湾日后的发展做了很好的人才储备。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著文说：父亲当年也是随刘安祺去台湾的，当时父母曾在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读书，父亲读的是经济系，母亲读的是化工系。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我的父亲随即加入国民党刘安祺将军的部队，他一参军即被授予上尉军衔；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

高魁元，生于1907年3月26日，薛城区邹坞镇人，其小时在邹坞街东首的东大庙读小学，而后入武璋所办的峄阳中学读书；后又转到济南，进入私立正谊中学继续读书。后经峄阳中学的同学刘安祺来信相邀，考入黄埔军校四期，与刘志丹、赵尚志、林彪、张灵甫、胡琏等是同窗同学。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时为国军第83团团长的高魁元奉命参加了后被日军称为“人肉磨坊”的罗店保卫战，最后打到全团只剩下12人；而后又相继参加了昆仑关及湘西会战等抗日战役，后累升至军长；1949年任国军十八军军长，驻守金门，因“古宁头战役”居功至伟，后升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授“一级上将”军衔，官至台湾“国防部长”。

同学亲友，相互影响。

自第三期的刘安祺伙同李大中（今贾汪区崮岘）、赵毓岭、赵逢觉等同学考入黄埔后，薛城区邹坞镇的高魁元又伙同陈敬、曹世伟、阎毓栋等四人进入黄埔，后又影响到同里胡玉庭、刘学斌、高维民、高殿元等四人考入黄埔；一个小镇能先后有十一人考入黄埔军校（后有阎毓珠、张孝先等三人），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朱道南、孙伯龙、宋东甫、黄僖堂等四人则同为黄埔六期同学。而滕县的几个黄埔四期学生也是如此，其中既有同学兄弟，又有同族叔侄；四期的陈传钊、陈传钧为同族兄弟，汤震方、汤美亭为同族叔侄关系；更为罕见的是市中区的田培相、田培桂、田培才，一门三兄弟，同入黄埔军校学习。

官阶较高，将军不少。

除了刘安祺、高魁元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之外，还有不少将军级的高官，其中既有诸多营、团以上职位，也有不少上将、中将、少将代表人物：

孙兰峰，滕县姜屯镇大彦村人，第9兵团上将司令官（黄埔军校甲级将官班）。

汤震方，滕县城北汤庄村人，福建绥靖公署中将部员（黄埔军校四期）。

李大中，滕县人，少将副司令（黄埔军校三期）。

朱兴汶，滕县南沙河镇冯庄村人，少将高参（黄埔军校四期）。

陈传钧，滕县人，少将旅长（黄埔军校五期）。

阎毓栋，薛城区邹坞镇人，少将高参（黄埔军校五期政治科）。

黄僖棠，台儿庄区马兰屯人，少将高参（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

……

同出黄埔，命运不同。

除少数黄埔人去台湾外，大多数是命运多舛，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据笔者不完全了解，枣庄籍的九十位黄埔军校学生，只有十几人去了台湾，绝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大陆。

他们当中既有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又有在抗战中光荣牺牲和不幸病逝的英雄人物；既有被共产党被俘镇压的国军将领，又有被红军打死的国军营长；既有为共产党奋斗终生的战士，又有甘为鬼子充当汉奸被八路除掉的民族败类。

......
    1949年9月9日，身为国民党兵团上将司令官的孙兰峰，向毛泽东主席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后官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7年2月27日去世，终年92岁。

而有两次起义经历的国民党陆军少将高参朱兴汶，日后的命运则坎坷许多，1950年被送到设在重庆山洞的西南军大高级研究班学习（针对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的团以上人员而设），1952年5月10日遣返至滕县冯庄的老家，直到1954年9月才被安排到兖州县苇园小学教书，1969年12月31日去世，终年62岁；现在说起朱兴汶家门的不幸，依然令人感叹；“布衣大师”刘子衡曾在给朱兴汶的来信中说：“你兄弟四人（朱兴汶行四），自参加革命后，就受到张宗昌的摧残，几乎家破人亡。你参加革命不久，你母亲便服毒死了，你三哥朱殿元在武汉分裂不久，大约被北洋残余军阀所捕，遭毒打，终至吐血而死；朱殿元之妻因家贫改嫁；你的大哥朱东渠因革命关系，遭滕县国民党的嫉顽，通过韩复渠的力量，在滕县枪毙了；你的父亲在滕县穷无立锥，连遭不同的打击，精神失常，逃亡乞食，最后得知在南京投江而死了………”

身为少将副司令的黄埔三期学生李大中，在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只有短暂的三十岁。黄埔四期的陈敬，在1937年11月的太原保卫战中，对日浴血奋战，后不幸身染肺病，英年早逝。还有黄埔11期的张扬和马镇，在1944年的洛阳保卫战中一个被日军击中眼睛，一个被打出了肠子，壮烈殉国；更有前文提到的黄埔六期的运河支队队长孙伯龙，浴血抗日……

而黄埔五期的陈传钧，曾任过滕县公安局长，后随张灵甫的国军整编第74师，任51旅少将旅长，在19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被俘，镇反时被政府镇压。

还有一个在山东党史上有较高地位的黄埔人物汤美亭，下场也是令人唏嘘感叹。1927年2月经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邓演达介绍，汤美亭以山东农民代表的资格，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训练班，又经邓恩铭介绍加入共产党。1930年9月，被选送到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任青岛市委书记，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变节，而后入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九期高教班学习，并留校任教，1951年12月，成都镇反开始，汤美亭被枪决。

黄埔四期的范锦员，时为国军第十四军第十师二十八旅57团1营营长，在1932年10月19日的湖北枣阳新集乌头战役中，被徐向前的红军击中腹部阵亡，时年26岁。最令人不齿的是黄埔四期的曹世伟，丧失民族气节，日伪时期任甘霖乡乡长，在北于村（今属薛城区张范乡）的大坑边看玩龙时，被八路军一枪击毙，可谓是罪有应得。

被滕县百姓称为一代乡贤的黄埔四期学生汤震方，一心报国，矢志革命；反蒋十年，九死一生；在福州即将解放的前几天，汤震方退出部队，全家搬到厦门鼓浪屿经商。1952年夏天把家搬到西安后，在第二年秋末，汤震方被俘获解往老家滕县，作为战犯关押，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后任西安市政协委员。1981年7月28日，82岁的曾经的国军陆军中将汤震方，在落寞中悄然去世。

纵观枣庄黄埔人物，大多人物已经故去，目前笔者唯见到两位健在者，黄埔十六期第二分部的峄县人尤广才，和韩庄人孙晋良老人，二人今年均为93岁；1943年，尤广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54军50师特务连连长，在西保战役中荣立战功，辽沈战役中被俘，也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的厄运，从牢狱之灾到“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直到1980年才得以翻身。同为远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兰陵的黄埔军校学生王毓珍，则是一生的悲情；1935年，王毓珍考入南京的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国军炮兵部队的团长；内战时，他看清了人心向背，不忍见同室操戈，兄弟相残，毅然舍弃高官厚禄，于1946年2月向军队请了长假，经武汉到贵阳，再至呈贡，最后回到抗战时他曾驻军的云南省呈贡县的洛羊堡村隐居，一九五六年肃反时，遭他人诬陷，判刑入狱20年，直到1976 年刑满释放；1984年元月6日蒙冤多年的王毓珍含着一腔悲怨去世，其侄儿旅美的著名华人作家王鼎钧曾在其回忆录《怒目少年》中著有相关章节，并连续多年给其五叔鸣冤叫屈，呼唤正义，直到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给王毓珍平反昭雪。

而十六期的黄埔人孙晋良，高小毕业后考入滋阳乡村师范学校（即今日曲阜师范学校），“7.7事变”后已没法毕业，便于1937年11月，18岁的孙晋良南下南京，经历了南京屠城期间的九死一生；1938年10月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六期被分到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一总队炮兵二队，后又参加了1944年5月22日的洛阳保卫战，是1.8万国军浴血拼杀日军5万人，苦苦支撑二十一天仅存的2000余人之一。与王毓珍一样，孙晋良也从心底厌恶这场同胞之间的内战，便要求回老家务农。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大背景下，“文革”期间孙晋良，戴高帽子游街，跪舞台上挨斗，甚至连儿子都找不上对象，最后只好采用农村最愚昧、最无奈的“转亲”才得以成家……

世事如烟，乱云遮目。

无论是与非，功与过，一切都如过眼云；无论荣与辱，成与败，都叹时局太弄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这些一言难尽的枣庄黄埔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敬畏与悲悯，还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文：王功彬     微游枣庄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