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蓝||王晓丹的《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人的故事》王晓丹著

邹蓝/文，图

虽然这书封底印着“非出版物，友情赠送”几个字，表明这是一件印刷品，我还是将之看作是一本书。如果出版方便的话，这确实就应该是一本书。

这书是50后贵阳老知青出身的退休机关干部王晓丹搜集了自己追忆少年，青年，盛年和退休后的一些发表过和未刊发的文章而成，有一些发表在《贵阳文史》杂志上。

依我看，全家福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个家庭的几段悲欢历史的精练写照。而写到缅甸去体验他外公与父亲当年在滇缅远征军戴安澜将军麾下的200师作战环境的事，其文笔现实与历史的切换，犹如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王晓丹几乎是新政权的同龄人。文革启动时16岁。这个年龄段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同龄人的十年坎坷，王晓丹也不例外。1960年饿肚子，参与文革，上山下乡，回城打散工待业，参加工作，业余和脱产补上学习读书这一课，直到退休。略有不同的是，闹文革他没起哄，当逍遥派，串联则游山玩水。因为外公曾是国军军官，而父亲也是国军军官而以起义身份进入新朝军队。转业后1960年被翻老账莫名其妙给劳教三年。如此家庭出身文革不受打击就算上上大吉，遑论积极闹腾。文革后与外婆家族亲戚联系上才发现，外婆方面他家则是浏阳老红军烈士。

406页的这本书，我通读下来，感觉最有价值的是第三辑的退休写作，记忆岳英，知青轶事，我家的老照片，苦迹等。这不是说其他部分不精彩，而是说，这些部分除了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更具有公共意义。因为这些文章，从作者个人的观察和记忆，再现了当时的所住街道的居民和遭遇，尤其是文革中人们命运若翻烙饼的那段时间的情况，还有下乡知青的艰辛，以及观察到乡村的苦难和民俗人情。

岳英街几篇，我觉得堪称贵阳一条街道的五六十年代的人物和生活以及建筑模样的实录。套用高云览小说《小城春秋》的书名，我觉得这几篇称得上是《小街春秋》，留住了贵阳人的记忆。

知青轶事，我看过不少全国各地知青的回忆录。但是，记忆中上海知青在贵州的，只看过叶辛的。叶辛插队地方距离上海固然远，但是距离省城不远。贵州知青回忆在贵州农村的事，王晓丹的四篇文章，是第一次深入看。而且岑巩县远离省城，在湘黔边境线上。知青探亲后回岑巩，省城到县城的11元多路费都舍不得花而要设法搭便车。而号称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深山农村民众的贫困更是可想而知。

而全家福五张，则将1951年到1981年的那段家族史，如同放大镜一样，连细节都描绘得一清二楚。一个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家庭，如何在时代的几阵狂飙中遭遇到无情的冲击，无助的挣扎中一个个都遍体鳞伤。这还是小民家庭。目标大的人物如丁玲，艾青，反右就倒霉。而到文革时，马思聪，傅雷，老舍等在劫难逃，而政界高层一些人更惨。因此王晓丹的观察回忆就是时代的断面记录。

一文章中，一个邻居的小孩，在粮食短缺时代，因为丢了全家的购粮本而如遭雷击。老外婆如何在城市里养鸡养鹅养猪帮补家庭生计。而鹅蛋又如何受到小学怀孕老师的欢迎而用鸡蛋交换。主人公本身会裁缝和木工，由此也能对家庭有不小的帮补。狂飙初起，就有人陷害街坊邻居中住房宽裕人家的大人，然后自己搬了进去。这些事，没人记录的话，过几十年就会忘光。而这些都给一个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写在笔下。

票证记忆和剧场记忆。对于贵阳的经济史研究者，以及文化史研究者，具有第一手回忆的价值。

苦迹几篇，则是记录了自己与熟人朋友的一些苦涩的往事。贵阳方言一些特点以及在黔任过职的湘军名将胡林翼，也都在王晓丹的笔下。这也证明了王晓丹的文史爱好和兴趣。

第一辑中，月夜一篇是小说，似乎是有所本的知青回贵阳死在路上的悲惨故事，估计里头有贵阳知青实际际遇的影子。

书的最后作者放了两篇自己作为税务工作者撰写的专业研究报告。税收是一门学问，外头人不懂。但是作者里头的思路，税务要为纳税人服务，为民众服务这个观点，是读者观察得到的。

这本书拿到后，在江南的初冬里连续读几天，406页的书读完。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我直觉，以后研究贵阳现代史的学者，可以当参考书。

20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