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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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背后藏着的——史上最神秘的特工（三）
■文|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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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这就是《北平无战事》里小蒋的金融改革。为什么要换钱呢？
一是因为抗日胜利后中国的货币不统一。有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称法币），有东北日本人发行的东北流通券（称伪币），也有汪伪政府发行货币，还有日本人为了搞乱中国经济印的假币。所以统一货币成了当务之急。
二是老蒋感觉大势不妙，想通过印纸票子回收真正的硬通货——黄金、白银、外币。这一点当时还血气方刚蒋经国也不知道，才有了后来的失败。
二是法币超发得太多了，通胀压力太大。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1937年的时候100法币可以买两头牛，到了1947年100法币只能买一小块煤，到了1949年100法币只能买一张纸。
可以说币改是非常必要的，想稳定一个国家，就先要稳定经济秩序。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换币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搞不好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造成金融体系崩溃。
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我们也看到蒋经国在这方面的多种担心和小心。
这样，冀朝鼎作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就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的具体作法当然很难说清，概括地讲就是通过币改，搞乱民国政府的经济体系，使民国政府的金融体系崩溃。
1948年以后，如果说是国民党败在了战场上，不如说是先败在了经济上，经济上的失败是这次世界最大币改——金圆券改革引发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没出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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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冀朝鼎在内战中的作为充满愤怒。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门用一节写冀朝鼎，题目是：“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向孔祥熙说：“冀朝鼎可能是共产党。”但孔祥熙说：“我看不像。”陈立夫在回忆录中控诉：“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所指最为重要的“坏主意”就是导致国民党人心尽失的两项政策：一是在沦陷区接收时，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令老百姓吃大亏；二是导致最后国统区金融崩溃的金圆券，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让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中上层阶级对国民党的支持化为乌有。
一个政府想抢老百姓的钱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不合实际地超发货币。钱本身没有价值，政府可用自己印的钱抢走老百姓手里的东西，无论多贵都没关系，可以再印。
一个政府的真正权力是发币权。所以老罗斯柴尔德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另一种是换币，把原来的货币作废，重新发行新币，通过换率把百姓手里的钱抢走。这种事干的国家不多，两朝鲜都干过。朴槿惠他爹朴正熙，推行军事手段推行新币，在韩华人对换的比率比本国人少三分之一，最后乱局不断，用军事手段镇压，最后自己被杀。
冀朝鼎参与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形成“与民争利”局面，最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这两项政策“失误”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损伤极大，失天下先失民心，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然后才是军事上的失败。
这是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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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冀朝鼎的功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换币也是正确的，只是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问题。冀朝鼎的功劳更准确地说是抓住了国民党内部官员，特别是利用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财阀贪财的心理，让金圆券无限地超发。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
一麻袋钱只能买半麻袋纸，上坟不用烧纸了，直接烧钱就行了。
国民党很快地失去大陆都是金圆券惹的祸。当时毛主席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毛主席到西柏坡时还说，我们用八年时间打跑了日本人，我们再用八年的时间打败老蒋。
利用孔、宋，大量超发金元券，搞垮国民经济，产生一面倒的民意，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冀朝鼎这位经济学家特工最大的做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说他“一人可抵十万大军”的原因。
这样的政策，从短期的影响看，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产生了“民不聊生”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永远写不到历史里面去”。从革命的角度说，他是好人，从民生的角度说，他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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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也受到过怀疑，如我们前面说的陈立夫说他是共产党，这从生活作风就能看得出来。
据冀朝鼎后来回忆，那时重庆官场的风气已经相当腐败，以他的“高官”身份如果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就会引起怀疑，“一看就是个共产党”。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为此特地请示了组织，组织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冀朝鼎当然不能嫖妓、养外室、包二奶，只好想出一个办法，“捧女戏子”——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冀朝鼎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张扬地到处送票，圈里人都知道他在捧“×老板”，这才“有点像国民党官的样子”。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一方面看他这是为自己脱身，另一方面也是受我党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可以看出《北平无战事》的剧情从很大的程度是从这方面出发的。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因为这一点，当时没人能做到。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工作。由于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消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冀朝鼎同志逝世。消息说，冀朝鼎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是陈毅。
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这就是冀朝鼎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潜伏者。
他的父亲冀贡泉后来认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而他的弟弟冀朝铸为周恩来总理做了17年的翻译，亲历中国国内以及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变故，并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外交家。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在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