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大西洋”概念的生成与演变
作者：庞乃明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20年第2期
原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11期
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图源：张西平：“泰西儒士”利玛窦《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22日 17 版））
内容提要：中文语境之大西洋概念最晚出现在明朝嘉靖时期，其意本指印度洋北部及其沿岸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半岛一带。待到耶稣会士来华后，随着利玛窦等人对中国大西洋概念的巧妙借用，以及《坤舆万国全图》等中文世界地理图书的广泛传播，先前出现的大西洋概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概言之，此后之大西洋概念已逐渐固化为三层内涵：一指欧洲大陆，二指今大西洋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以西之北大西洋局部海域，三指葡萄牙或意大利。中文大西洋概念虽由中国人自主创造，但其由明到清的内含演变却深受中欧政治、文化关系的影响。因为“大”字冠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掠骚扰，指称欧洲或具体欧洲国家的大西洋概念遭致明清保守士人的广泛质疑，且有被“西洋”二字所取代的趋势，这是大西洋概念政治化的必然结果。但作为海洋称谓的大西洋概念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其范围反而扩大到整个今大西洋海域。
关 键 词：大西洋；西洋；欧洲；葡萄牙；明清时期
中文语境中的“大西洋”概念，是伴随中外文化交流而衍生的涉外地理词汇。但它并不是译自海外的外来词汇，其出现也与Atlantic Ocean无关。有证据表明，中文“大西洋”一词是在传统词汇“西洋”“小西洋”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色的创新词汇。与“欧罗巴”“地中海”等指向西方、内涵固定的外来词汇不尽相同，“大西洋”在明清两代不同时段的不同语境中，其内涵所指颇不一致，因此给后人的解读、使用带来一些困扰。当代学者虽曾注意到明清“大西洋”概念的不同内涵，但却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门讨论，某些论断还与历史事实不甚相符。本文拟对19世纪中叶以前汉文典籍中的“大西洋”概念作一考释，溯其源流，辨其内涵，揭橥其意义所在。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一
就目前所知，中文“大西洋”一词最晚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据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的黄衷《海语》记载：“酴醾，海国所产为盛。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蛮中遇天气凄寒，零露凝结，著他草木，乃冰澌木稼，殊无香韵。惟酴醾花上琼瑶晶莹，芬芳袭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泽体发，腻香经月不灭。国人贮以铅瓶，行贩他国，暹罗尤特爱重，竞买略不论直。随舶至广，价亦腾贵。大抵用资香奁之饰耳。五代时与猛火油俱充贡，谓蔷薇水云。”这个以大西洋国所产为上品的酴醾露又名蔷薇水，五代时曾被当作贡品进献中国。查欧阳修《新五代史》，占城国在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莆诃散贡猛火油84瓶、蔷薇水15瓶，“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占城蔷薇水来自西域何处？南宋陈敬《新纂香谱》引叶庭珪语曰，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蕃将蒲诃散以十五瓶効贡，厥后罕有至者。”叶庭珪，字嗣忠，福建瓯宁人，绍兴中任泉州知州，兼市舶提举，“因蕃商之至，询究本末”，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撰成《南蕃香录》1卷，专记海外香料贸易之事，《宋史·艺文志》子类农家类著录。则叶庭硅关于蔷薇水乃“大食国花露”的论断当有所据。因此之故，陈敬《新纂香谱》又将大食国蔷薇露称为“大食水”。关于大食国产上品蔷薇水的情况，蔡绦《铁围山丛谈》亦有描述。他说：“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着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而《宋史·外国传》也把蔷薇水列为大食国输华诸贡品之一。据此，黄衷《海语》中的“大西洋国”当指今阿拉伯半岛一带。
以大西洋指代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印度洋北岸一带，在元朝后期或已露出端倪。有学者指出，(大德)《南海志》有“单重布啰国管大东洋”“阇婆国管大东洋”“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等条，又有“单马令国管小西洋”“三佛齐国管小西洋”专条，“大东洋”既与“小东洋”相对，则“小西洋”当与“大西洋”相对，小西洋以西当为大西洋。既然当时的小西洋在今马六甲海峡以东，那马六甲海峡以西的陆海区域应该就是大西洋。但因今存(大德)《南海志》残本缺载大西洋，使得以上推断无法坐实。待到葡萄牙商人循西南海路前来中国，人们也把佛郎机即葡萄牙看作大西洋国家。如叶权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撰《游岭南记》即称佛郎机为“大西洋之一国”，大西洋的范围似已延至印度洋以西。
以大西洋指代欧洲，始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这是明清大西洋概念的重要内涵之一。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1601年1月)，再次进京的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呈《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自称“大西洋陪臣”。“陪臣”一词本指入于天子之国的诸侯之臣，利玛窦以朝贡天子的诸侯之臣自比，就把其进献异物的个人行为提升为外藩朝贡的国家行为，于是在明朝官方文献中开始出现“大西洋”一词。如《明神宗实录》记载：“天津河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礼部题，《会典》止有琐里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无独有偶，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耶稣会士庞迪峨(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ebatino de Ursis)在奉旨翻译西文世界图志时，曾两次上疏万历皇帝，亦自称“大西洋国陪臣”。崇祯三年(1630)，由澳门进京的葡萄牙炮兵统领公沙·的西劳(Gonsales Texeira)自言为“西极欧逻巴沿海国土人”，称其地“在小西洋之西，故称曰大西洋，其总名也”。十年(1637)，艾儒略(JulioAleni)撰成《西方答问》，其《国土》篇说：“或问曰：贵邦名称，未之详闻，且不知与中国相距几何？予答曰：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相对于欧罗巴的拗口音译称谓，中国人似乎更愿意接受大西洋这个传统词汇，于是大西洋一词就逐渐演变成来华耶稣会士之西方故乡的专称，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如《明神宗实录》载：“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庞迪峨、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参互考证，固有典籍所已载者，亦有典籍所未备者，当悉译以资采用。”万历四十一年(1613)，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奏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将庞迪峨、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熊三拔、阳玛诺(Manuel Dias)等合称为“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四十五年(1617)，南京礼部会审“南京教案”之涉案教士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谢务禄(Alvaro Semedo)等，也把他们称作“大西洋人”。崇祯中成书的王英明《历体略》说：“近有欧逻巴人，挟其历自大西洋来，所论天地七政，历历示诸掌。”小注曰：“欧逻巴，国名。其地亦在赤道北，北至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实与中国东西相对……俗呼大西洋也。”大西洋成了中国对欧罗巴洲的通俗称谓。
利玛窦（图源：张西平：“泰西儒士”利玛窦《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22日 17 版））
因为欧陆一带专用了大西洋称谓，原称“西洋”或“大西洋”的印度洋北岸一带则被改称为“小西洋”。如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小西洋”条称：“应帝亚，总名也，中国所呼小西洋。”此应帝亚即印度的另一音译。姚旅《露书》记载了一位名叫罗华宗的欧洲传教土，此人不见于费赖之(Aloysiu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华宗”或为“怀中”之讹。如此，则罗华宗当为罗怀中，即罗儒望(Joāo da Rocha)。姚旅曾向罗华宗询问西洋布是否出自他的故乡，罗华宗答云：“彼小西洋，吾所居大西洋，在京师之背，北海中，去京师不远，阻于鞑靼，不能飞越，故必至南海焉。”万历时期的江西名儒章潢，在《舆地山海全图叙》中三次提及“大西洋”，感慨舆地无垠，并将它与小西洋区别开来。他说：“自中国及小西洋，道途二万余里，使地止于兹，谓之有穷尽可也。若由小西洋以达大西洋，尚隔四万里余，矧自大西洋以达极西，不知可以里计者又当何如，谓之无穷尽也，非欤？”号称明季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在批判佛教之“六道轮回”时，称闭他卧刺(即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为“大西洋上古一士”，而称“天竺国在小西洋”。他们显然都已接受利玛窦等人的大西洋观念。
以大西洋指称欧洲的习惯也延续到了清前中期。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例，顺治十二年(1655)，利类思(Luigi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在向清廷贡献“西国方物”时，自称“大西洋耶稣会士”。康熙中，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坤舆图说》，把探寻、使用新航路的欧洲航海家称为“大西洋诸国名士”，称其“航海通游天下，周围无所不到”。乾隆中，法籍耶稣会士卜文气(Louis Porquet)在致同会戈维里神父信中写到，中文“西洋”一词，可从两个层面解读，即“小西洋”印度和“大西洋”欧罗巴，也把大西洋当作欧洲之别称。以中国士大夫为例，清初遗民魏禧《兵迹·远邦编》首列“欧罗巴”，称“欧罗巴一名大西洋，在中国西北数万里外，西儒称为宇内第二大州也”。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历学疑问》说：“回回古称西域，自明郑和奉使入洋，以其非一国，概称之曰西洋。厥后欧罗巴入中国，自称大西洋，谓又在回回西也。”康熙朝大学士张玉书《外国纪》有“西洋国”，称“西洋总名欧逻巴，在中国极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言，则又谓之大西洋”。乾隆朝考据名家江永《河洛精蕴》说：“地球分五大州，极西一州曰欧逻巴，亦谓之大西洋。”陈本礼《屈辞精义》在引利西江即利玛窦世界地图时说，舆地分为六大洲，“欧逻巴者，大西洋地也”。闵华《自鸣钟》诗有“大西洋本欧罗巴，厥初请贡来中华”等句。皆以大西洋指称欧洲。此外，如雍正帝称葡萄牙为“大西洋部多牙国”，乾隆帝称意大利为“大西洋噫咑哩哑国”，《皇清职贡图》称匈牙利为“大西洋翁加里亚国”、称波兰为“大西洋波罗泥亚国”，都把它们当作大西洋即欧罗巴洲之一部分。
《坤舆图说》（图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数据库）
但囿于世界地理知识之不足，一些人对大西洋与欧罗巴之间的大小关系尚不十分明了。万历中，芜湖崔淐为庞迪峨《七克》作序时说：“大西洋有瓯罗巴国，从上世不通于中国，而通自近日利子玛窦始。”把欧罗巴视为大西洋中的一个国家。鄞县徐时进撰《殴罗巴国记》，将欧罗巴当作“大西洋所属三十国之一”。类似者还有谈迁、万斯同等。谈迁《北游录》称：“今天主教云出大西洋欧罗巴国，即所谓西洋诸国皆有之也，第大同小异耳。”万斯同《欧逻巴》诗序说：“欧逻巴者，大西洋中之国也，去中华十万里。”甚至还有人怀疑大西洋的客观存在，认为它是来华耶稣会士的人为捏造。崇祯中，武安林启陆撰《诛夷论略》，批判天主教“欺诳君民，毁裂学术”，怒斥“狡夷”利玛窦“诈称大西洋”，“间关八万里”。许孚远之子许大受亦撰《圣朝佐辟》，从十个方面痛批天主教为欺世盗名。他说：“彼诡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万万无大西等说，岂待智者而后知哉。”
值得一提的是，何乔远《请开海禁疏》与傅元初《请开洋禁疏》中所言之大西洋可能是个特例。何乔远奏疏上于崇祯四年(1631)三月致仕前。傅元初奏疏上于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疏中文字基本抄自何乔远。何疏说：“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查此前成书的何乔远《闽书》：“元三山吴鉴为泉守偰玉立修《清源续志》，余于友人家仅得其一本，曰《岛夷志》，志所载凡百国，皆通闽中者……夫是百国者，盖皆大西洋之国也。于今则大西洋货物尽转移至吕宋，而我往市，以故不复相通如元时矣。”《闽书》所言《岛夷志》，即汪大渊《岛夷志略》，涉及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东海岸的辽阔海域。看来何乔远与傅元初是把吕宋以西今东南亚和印度洋北岸的广大地区都当作大西洋了。这或许是站在福建出海商民的角度，把福建西南方向的陆海国家皆视为大西洋。另一位福建人陈第把费信《星槎胜览》称为《大西洋记》；同安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称“自吝因而南，至乌鬼诸国，皆为大西洋”，也把非洲视为大西洋的一部分。
二
以大西洋指称今大西洋北部或整个大西洋，是明清大西洋概念的又一内涵。最早在中文世界地图中将欧洲以西海域标注为“大西洋”的人是利玛窦。利玛窦来华后，曾多次刊印世界地图，深深影响了中文大西洋概念的发展演变。以流行最广的《坤舆万国全图》为例，“大西洋”被标注在波尔杜瓦尔即今葡萄牙以西海域，在利未亚即今非洲西北海域和北亚墨利加即今北美以东海域分别标注了“河折亚诺沧”，在福岛即今加那利群岛稍南的小片海域标注“亚大蜡海”，在赤道以南的利未亚西南海域则标注了“利未亚海”。如此，在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代表的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里，今大西洋至少包括四片海域：大西洋、河折亚诺沧、利未亚海和亚大蜡海。所谓“河折亚诺”，实即大西洋古称Oceanus Atlanticus(或Oceano Occidentale)第一个拉丁文单词的音译，“沧”乃沧海之意。所谓“利未亚”，即“Libia"之音译。古希腊人称埃及以西的非洲北部为Libia，后遂泛指非洲大陆。所谓“亚大蜡”，即“Atlas”的音译。据古希腊神话，今大西洋(Atlantic Ocean)源于希腊语词，意谓擎天巨神阿特拉斯(Atlas)之海。希腊语的拉丁化形式为Atlantis，原指直布罗陀海峡至加那利群岛之间的那片海域。所以，在利玛窦来华前后，西方概念中的狭义大西洋只是加那利群岛附近的小片海域，广义大西洋又包括了河折亚诺沧；而中文概念中的大西洋则指今葡萄牙以西海域。直到17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才把Atlantic Ocean的涵盖范围扩大到今大西洋北部，之后再延伸至整个大西洋海域。近代中国在翻译Atlantic Ocean时，检出明代“大西洋”对译之，殊不知二者之间尚有较大差异。
天启中，艾儒略撰成《职方外纪》，卷首《万国全图》在昼长线(即北回归线)以北的利未亚西北和欧罗巴以西海域标注“大西洋”，在利未亚西南海域标注“利未亚海”，而在赤道以北的北亚墨利加以东海域则标注了“大东洋”。相较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大西洋”的涵盖范围有所扩大，但以大东洋取代河折亚诺沧，表明艾儒略并没有把赤道以北的美洲东部海域视为大西洋的一部分，这反映出来华耶稣会士的大西洋概念尚未完全定型。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刊刻《坤舆全图》，在以西加尼亚即今西班牙以西海域标注“大西洋”，在利未亚西南海域标注“利未亚海”，与利玛窦世界地图一致。乾隆中，法籍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ael)撰成《地球图说》。嘉庆四年(1799)，阮元为该书补刻《坤舆全图》二幅，在包括亚西亚、欧罗巴、利未亚三洲在内的地球“上图”中，阮元将“大西洋”标注在今伊比利亚半岛西北和爱尔兰岛西南海域。
在来华传教士撰写的中文地理著作中，有对海域大西洋更为具体的描述。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图说在介绍欧洲、非洲之地理四至时，提及大西洋和河折亚诺沧。他说：“若欧罗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沧。”艾儒略《职方外纪》以中国为中心列举四海，将大西洋视为西海之一。他说：“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从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尼一带为南海，近北极下为北海，而地中海附焉。”在《海名》篇中，艾儒略又把利未亚海、何折亚诺沧海、亚大蜡海、以西把尼亚海等都看作西海之一部分。以西把尼亚是西班牙的又一音译，所谓以西把尼亚海当指西班牙以西海域，亦即艾儒略所称“大西洋”的一部分。在《海状》篇中，艾儒略称“海中夷险，各处不同”，说“大西洋极深，深十余里”，又说“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风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风色便错乱不常”。南怀仁《坤舆图说》在介绍各洲之地理四至时，把“河折亚诺沧”写作“阿则亚诺海”，此“阿则亚诺”或为Oceano的另一音译。他说：“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欧逻巴，南至地中海，北至青地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共七十余国。”蒋友仁《地球图说》称：“欧逻巴州界，东至亚西亚，南至地中海，西至大西洋，北至冰海，分十二大国，不相统属。”到了道光时期，新教传教士东来中国，在他们介绍的世界地理知识中，也包括了大西洋。如由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编纂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甲午年(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卷有《地球全图之总论》，其中写到：“欧逻吧南至地中海，彼基巴峡(今译“直布罗陀海峡”)隔欧逻吧、分亚非利加，兼与亚细亚相连，北至白海并冰海，西至大西洋海”；“亚墨利加南至冰海，北至冰海，西至大洋，东至大西洋。”佚名传教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的《万国地理全图集》中称：“诸水之汇聚，称为大洋。”并把大西洋海看作仅次于太平海的天下第二大洋：“次者大西洋海，东及欧罗巴、亚非利加等地，西交亚墨利加，长二万五千二百里，阔一万六千二百里。其中大屿四散，海港繁多，为通商之大路。”至此，今大西洋已完全囊括在“大西洋海”的范围之内了。
在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下，明清图籍标注或记录海域大西洋的情况并不少见。以地图为例，章潢《图书编》有《舆地图》，在“福岛”以北海域标注“大西”二字，疑漏一“洋”字；在“福岛”以南、赤道以北的利未亚西部海域标注“河□亚诺海”，在福岛以西的小片海域标注“亚大蜡海”。成书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周于漆《三才实义》有《舆地赤道以北图》，所标与此相同，只是“河□亚诺海”之缺字已补为“折”。万历三十八年(1610)成书的程百二《方舆胜略外夷》有《山海舆地图》，在今伊比利亚半岛以西海域标注“大西洋”，在今非洲西南海域标注“利未亚海”，在今北美东南海域标注“河折亚诺沧”，在今南美东北海域标注“大东洋”。明代王圻《三才图会》、冯应京《月令广义》皆有《山海舆地全图》，都在欧罗巴西南海域标注“大西洋”，在利未亚西北海域和北亚墨利加东南海域标注“河折亚诺沧”，在利未亚西南海域标注“利未亚海”，只是《月令广义》之图被清人篡改过，原“大明国”已被改为“大清国”。熊明遇《格致草》有《坤舆万国全图》，在赤道以北的利未亚、欧罗巴和北亚墨利加、南亚墨(利加)之间的广大海域标注“大西洋海”。袁启《天文图说》有《大地圆球五州全图》，为揭暄所绘，在欧罗巴以西海域标注“大西洋”，在北亚墨利加以东海域标注“大东洋”。而揭暄《璇玑遗述》之《大地混轮五州圆球全图》只是在利未亚西北海域标注“大西洋”。游艺《天经或问前集》有《大地圆球诸国全图》，在欧罗巴以西的今北大西洋海域，由北向南标注有“大海”“大西洋”；在利未亚以西今南大西洋海域，由北向南标注有“河折亚诺沧”“大海”，在今几内亚湾及其以南海域标注“利未亚海”，在今中美洲以东海域也标注了“河折亚诺沧海”。张雍敬《定历玉衡》有《大地图》，粗具亚、非、欧三洲之雏形，并在非洲西北、欧洲西南海域标注“大西洋”。以文字为例，程百二《方舆胜略外夷》、王圻《三才图会》、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所介绍的欧洲、非洲地理四至，都提到欧罗巴西至大西洋、利未亚西至河折亚诺沧；方以智《通雅》、陆耀《切问斋集》将“河折亚诺沧”写作“河折亚诺苍”，“苍”“沧”读音虽同，字义则大相径庭，看来二人尚未弄清“河折亚诺沧”的正真含义。在《物理小识》中，方以智称“大西洋海极深，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风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风则变乱倐忽，更二十四向”。汤彝《盾墨》亦云：“海中夷险不同……大西洋极深，深十余里，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风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风色便错乱不常。”这些知识来自《职方外纪》。陆凤藻《小知录》把大西洋海、利未亚海、何折亚诺沧海、亚大蜡海都看作西海之一部分，其知识也来自《职方外纪》。而艾儒略《万国全图》把北美以东海域标注为“大东洋”的做法，或来自于《方舆胜略外夷》。这反映了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的相互影响。
三
将大西洋指定为某一欧洲国家，是明清大西洋概念的第三个内涵。除极少数表达所指不明外，具体国家意义上的大西洋一般指向两个国家：一指葡萄牙，一指意大利。
以大西洋指称葡萄牙，始见于康熙九年(1670)。是年六月，葡萄牙印度总督以国王阿丰肃六世(Don Afanso VI)名义派遣玛讷撒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出使中国。《清圣祖实录》记载此事称：“西洋国王阿丰肃遣使玛讷撒尔达聂等进贡。得旨，西洋国地居极远，初次进贡，著从优赏赉。”当年十月，玛讷撒尔达聂在返国途中病逝于山阳，《清圣祖实录》又云：“大西洋国正贡使玛讷撤(撒)尔达聂，道经山阳县病故，命江南布政使致祭。”同一部《清圣祖实录》在叙述同一件葡使来华事件时，先用西洋国，后用大西洋国，说明当时人们已用大西洋国指称葡萄牙。康熙十七年(1678)，葡印总督再以阿丰素六世的名义派遣本多白垒拉(Bento Pereirade Faria)来华，《清圣祖实录》称“西洋国主阿丰素遣陪臣本多白垒拉进表贡狮子”。远隔数万里外的葡萄牙人“进表贡狮”，被视为圣朝盛事，文人诗赋贺盛，感时纪事，如王士祯有《大西洋贡师子歌应制》、蒋士铨有《为陈约堂题大西洋师子图》、徐嘉炎有《大西洋国贡狮子赋》。陆震《狮塜》诗序说：“大西洋国进黄狮，词臣献赋。未几死，葬于南苑，友各赋诗”，自己也即兴和诗一首。皆称葡萄牙为大西洋。
在此后的官方文书中，清人常以大西洋指称葡萄牙。以奏折为例，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两广总督阿里衮奏报大西洋波尔都噶尔使臣巴这哥(又作“巴哲哥”，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抵达澳门，随来西洋技艺人汤德徽等愿进京效力。八月，广东巡抚苏昌奏报同一件事情，并特别提到：“大西洋国为海外诸番之雄长，远距中华数万余里，梯航而至，非数月不能抵粤，往返甚难，是以向来不在常贡之例。”这里的“大西洋国”即大西洋波尔都噶尔国，所指为葡萄牙。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在奏准法籍耶稣会士邓类斯(Joseph Louis LeFebvre)居住广州的一份奏折中，两广总督李侍尧查明了澳门葡人拒绝邓类斯在澳居住的原因，称在澳寄居者，“惟大西洋国夷人居多，该国派有夷目在澳管束”。在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的另一奏疏中，李侍尧又说：“臣查澳门夷人始于前明嘉靖年间，为大西洋寄居，并无他国夷人杂处。”此大西洋显指葡萄牙。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以防范法军入侵澳门为借口，派兵强入澳门。同年九月，两广总督吴熊光上《奏报英兵借词擅入澳门业经查禁等情折》，奏陈事件原委：“据称，大西洋国地方近为囒哂恃强占踞，西洋国王播迁他徙。咭唎因与大西洋邻封素好，特派兵前往保护，并恐澳门西洋人微弱，被囒哂欺侵，阻其贸易，复遣夷目带领兵船前来澳门，帮同防护。”次年二月，暂署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韩崶在《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中写到：“臣随查得，澳门现在并无咭唎夷人在内，其大西洋自前明嘉靖年间即寄居此地，迨我国朝已有二百余年。”结合欧洲近代历史，二人所言之大西洋都是葡萄牙。道光三年(1823)六月，两广总督阮元《奏陈饬谕小西洋人嗣后无须带领多船来粤片》说：“澳门地方，在省城之南二百余里，系明代租给大西洋夷人居住贸易，岁收地租五百余两……小西洋在中国之西，距广东路程约三个月，自小西洋至大西洋又四个月。”折中之大西洋指葡萄牙，小西洋指印度。
除奏折外，以大西洋指称葡萄牙的其他文献亦不胜枚举。如《皇清职贡图》有小西洋国夷人、夷妇图，图后文字说：“小西洋去中土万里，属于大西洋，遣夷目守之，衣冠状貌，与大西洋略同。”这是说印度一些地方属于葡萄牙，葡萄牙国王置官守之，故其形貌、服饰与葡萄牙略同。魏源《海国图志》引《皇清四裔考》称，博尔都噶国，即布路亚国，“一作葡萄亚，即住澳之大西洋国也”。作为乾嘉时期中国人的海外见闻录，谢清高《海录》记录了很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大西洋国”。从长达1800多字的文字介绍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又名布路叽士”的大西洋国就是葡萄牙。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河萧枚生撰《记英吉利求澳始末》，记述英国侵占澳门经过，称外番商舶来粤贸易，其驻泊之地，“一为番禺之黄埔，一为香山之澳门”。其中，英吉利、佛兰西、荷兰、米利坚及港脚诸船进泊黄埔，大西洋、哥斯达诸船寄泊澳门。“澳门本前明濠镜地，嘉靖中西洋岁输租银五百，得入居之，历国朝不改。”此大西洋又作西洋，亦即葡萄牙。梁廷枏《粤海关志》记载道光元年(1821)十月，两广总督阮元、粤海关监督达三奉命调查广东鸦片之来源，称鸦片烟来路有三，一自大西洋，一自英吉利，一自米利坚，并说：“大西洋住居澳门，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此大西洋指葡萄牙。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在介绍布路亚国时特别注明，布路亚即葡萄亚，“一作博都尔噶亚，即住澳门之夷，明以来所谓大西洋国也。”郭实腊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卷，有《大西洋即葡萄库耳国事》，(88)也以中国习惯称葡萄牙为大西洋。
以大西洋指称意大利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乾隆以后。《明史·佛郎机传》写到，嘉靖中，“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万历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已把佛郎机与大西洋并列为两个国家。因为意大利人利玛窦曾自称大西洋人，且由澳门进入内陆，这就为以大西洋指称意大利提供了可能。在乾隆十六年(1751)成书的《澳门记略》里，印光任、张汝霖就说：“先是，有利玛窦者，自称大西洋人，居澳门二十年，其徒来者日众，至国初已尽易西洋人，无复所为佛郎机者。”又说，佛郎机“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明季大西洋人故得入居澳中，后竟为所有云。”认为后来之意大利人取代了先前的葡萄牙人，成为澳门的长住客。既有这种认识，所以在意大里亚传里，印光任、张汝霖就将明末耶稣会士与清初葡萄牙诸事统统混入其中。以进贡狮子为例，本是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人的行为，他们却把王鸿绪《西洋国进狮子恭纪诗》、李澄中《狮子来歌》、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等编入意大里亚传中；甚至还把康熙九年(1670)玛讷撒尔达聂、雍正五年(1727)麦德乐的所谓大西洋朝贡行为记在意大里亚项下，并说“其居香山澳者，自明万历迄今凡二百年，悉长子孙”；又说“其国上世有历山王，又号古总王。今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谨，澳寺蕃僧皆教化类；夷人贸易者则治世类，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澳素饶富。国初洋禁严，诸蕃率借其名号以入市，酬之多金，财货盈溢。今诸蕃俱得自市，又澳舶日少，富庶非昔比。大西洋去中国远，三年始至。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土万里，大西洋遣酋守之。澳门头目悉禀小西洋令，岁轮一舶往，有大事则附小西洋以闻，不能自达也。有地满，在南海中，水土恶毒，人黝黑，无所主，大西洋与红毛分据其地，有兵头镇戍，三年一更，遣自小西洋。”所言或意大利史事，或葡萄牙史事。道光中，梁廷枏撰成《粤海关志》，在意达里亚国传中，他也记录了康熙九年(1670)六月玛讷撒尔逵聂、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本多白垒拉的朝贡事件，并说：“查《明史》，嘉靖年间，有番人佛郎机入香山濠镜澳为市。天启元年，大西洋来中国，亦居此澳。终明之世，未尝为变，即今之澳夷也。”也把葡萄牙与意大利混为一谈，并指意大里亚为大西洋。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曾对大西洋内涵进行考证。魏源认为，利玛窦来华后虽自称“大西洋之意大里亚人”，但他“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佛郎机虽曾在澳门筑城营室，但旋即离去，亦非今日澳门之大西洋；“澳门大西洋者，明末布路亚人，以历法闻于中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奏用其法，并居其人于澳门，至今相沿，呼澳夷为大西洋国。”在魏源看来，具体国家之当称大西洋者，只有布路亚即葡萄牙，意大里亚或法兰西皆不足以当之。但因大西洋为欧洲各国之通称，“澳夷特其一隅，不得独擅也”。以偏处一隅之葡萄牙独当大西洋称谓，亦有以偏概全、以小称大之嫌疑。魏源之论颇有道理。
四
综上可知，明清中国之“大西洋”是一个陆海兼具的涉外地理概念，其意既可指欧洲大洲或葡萄牙、意大利等具体欧洲国家，也可指今北大西洋局部海域或整个大西洋。此一概念虽由明代中国人独自创造，但其由明到清的内涵演变却深受中西文化交流乃至中西政治关系的影响。因受传统的中国独尊观念制约，一些人对“西洋”之前加一“大”字、把大西洋当作与中国对等政治实体的做法颇难接受。在明末“南京教案”中，南礼部侍郎沈就曾严厉抨击利玛窦等自称大西洋人的做法，他说：“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对此，庞迪峨、熊三拔出面辩解说：“大西洋者，对小西洋而言。海有大小，非国大小，舆地图可按也。间称泰西，或太西，犹言极西耳，以自别于回回之西域也。又见中国郡邑，亦有系以大字者，并无妨碍，辇毂之下，邑有大兴，郡有大名，其余大同、大足、泰安、泰和等，乃至附近小国，亦不闻禁称大食、大琉球等，是以不识忌讳。”意在说明以“大”字冠首的大西洋称谓绝无弦外之音，但未消除一些人的误解和疑虑。所以到崇祯时期，瓯宁李王庭再一次指出：“我太祖高皇定鼎胡元，从古得天下之正，未有匹之者也，故建号大明，名称实也。何物幺麽，辄命名大西，抑思域中有两大否？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旋于大字下，以西字续之，隐寄西为金方兵戈之象，则其思逞不轨潜谋之素矣。抱忠君爱国之心者，可不寒心哉。”鉴于大西洋称谓的一定敏感性，“大西洋”一词在明清之际有被“西洋”所取代的趋势，“西洋”二字开始具有“大西洋”的某些内涵，这是中国古代西洋概念的又一重大转变。如徐光启《辨学章疏》在言及欧洲诸国时，即以“西洋邻近三十余国”称之；体现清朝官方思想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全以“西洋”替代大西洋。而作为海洋称谓的大西洋概念却未受到任何影响，不仅西方世界的大西洋内涵完全被中国人吸纳，Atlantic Ocean也被中国人翻译成了大西洋。明清中国对西方学术的人为区隔与选择性认同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庞乃明 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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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8 来源：环球视野-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庞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