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秩序与长篇小说的经典化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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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都有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焦虑情结存在，似乎不创作出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便难以在文坛立足，更遑论文学史地位的确立。长篇小说的优先地位似乎已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于是乎很多作家纷纷扬短避长，放弃他们原本特别擅长的中短篇小说领域，转而倾力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其结果并不总如人意。有的看似长篇，其实是中短篇的集锦；有的要么就是中篇的加长版。每年都有大量的长篇失败之作。这方面，有很多经验需要总结，其中，关于长篇小说的经典化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应该说，经典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各种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但真正从长篇小说的角度展开思考的，却并不多见。巴赫金在其《长篇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等文中有过系统的思考。在他看来，长篇小说不同于其他体裁特别是中短篇小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杂语体，集中表现了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物的声音。如果说杂语性是长篇小说的重要特征的话，这显然是就其反映的生活面的深广度而言的。长篇小说格外为文学史家所钟爱，其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即在于此。
固然，长篇小说可以作为一个个闪耀的点散布于文学史的脉络中，其本身就体现着某种价值或标准，但终究，要想被纳入到文学史秩序中去，有些基本指标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的文学史面临着不断重写的冲动，但其基本的框架是不变的。这一基本指标和基本框架，就是长篇小说的代表性程度。长篇小说之所以既能代表一个作家的成就，也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文学成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代表性程度。优秀的长篇小说，其本身就可以成为现象甚至潮流。比如说《红楼梦》，其既自成一格，又承前启后。
虽然说文学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和主义，但文学反映现实（主观现实或客观现实）却似乎是一个真理，对长篇小说来说，尤其如此。在加洛蒂看来，这更是一个“哲学”命题而非“美学的要求”。下面这段话应该可以看成长篇小说经典化的重要依据：“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部作品反映全部现实、描绘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不是美学的要求。”（《无边的现实主义》，17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其实是提出了长篇小说的代表性程度问题。一部长篇小说，其“反映全部现实、描绘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的程度越高，其经典性无疑就越强。文学史秩序如果意在揭示文学历时发展的脉络、线索和规律的话，优秀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其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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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所引加洛蒂的话有其合理性的成分在，长篇小说的代表性程度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三个方面的结合程度越高、表现力越强，长篇小说的经典程度某种程度上也就越高。
首先是反映生活的深广度。长篇小说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与作家们的生活观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现实生活观，就有什么样的现实表现。小说中的生活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本质生活观。此一生活观认为，看似琐碎的现实生活背后，隐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或规律存在，长篇小说的任务就在于要从这纷乱的庞大的现实生活中，努力把这一历史的规律或趋势揭示出来。这样一种本质生活观，其所凸显的是宏大叙事（或重要主题的地位），和与之相关的题材的价值的区分，大凡与历史的必然或内在规律无关的题材常常都被作为次要题材区别看待。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总是与重要题材息息相关。这就要求长篇小说作家们学会对生活的取舍和辨别，学会透过迷雾一样的现象看本质，要学会把现实生活置于宏阔的时空和宽广的视野下把握，要学会从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去展开，否则也很难成为经典。与这一本质生活观对应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传统或浪漫主义传统。二是现象生活观。这里所说的现象生活观，指向的是那些针对批判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其提倡一种反本质主义，拒绝现象背后有本质的存在，它们追求的是到现象为止。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简单堆积和叠加，其看似凌乱的、毫无逻辑的生活如果只是标签式的或碎片化的存在，这样的长篇小说也是很难显示出生活的深广度的。现象生活观所拒绝的只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并不反对其叙事的连贯性和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它也并不反对意义，也不拒绝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三是隐喻生活观。此一生活观认为，生活只是隐喻或象征，因而可以变形、扭曲、夸张或放大；或者只表现生活的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或者把现实生活的某个侧面置于一种极限或荒诞的角度加以表现。简言之，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也并不具有日常生活的连贯性或逻辑性。但这样的现实生活，也同样需要反映或表现的深广度，比如说加缪的《鼠疫》，其看似荒谬的现实背后有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其次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完成度。这同样也与我们对“人”的形象的理解有关。对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而言，其对“人”的理解越深刻越具有代表性，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完成度就越高。在作家们那里，有本质真实的人、丰富立体的人和符号化的人的区别。不论我们对“人”或人性有多么不同的理解，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完成的。即是说，每一种理解下的“人”的形象，都必须具备高度的完成度。完成度指的是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在其身上必须是统一的整体，既不是简单的堆积，也不是片面的凸显。比如说，漫画化或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如果只有某些突出的特征，而无其余性格特征的补充或映衬，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是不完整的或完成度不高的。而即使是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的长篇小说，其人物形象也必须是完成度很高的。比如说卡夫卡《城堡》中的K，其看似具有符号化的倾向，但并不苍白，相反，仍旧给人一种“这一个”的感觉，辨识度很高。
第三是时代精神的关联度。优秀的长篇小说必须学会处理好与自己所属时代的关系问题；任何脱离时代的长篇小说写作，都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但关联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不是时代的任何重大事件总要对应主人公的命运变迁或心灵波动；关联度是一种辩证关系的体现。即是说，时代的变迁在主人公们的命运中有其投影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主人公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亦有自己主动自觉的理解、思考和表现；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和彼此影响的关系。这就需要作家们处理好永恒主题与特定时代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必须处理好时代精神的表现问题。这一时代精神，可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比如说50-70年代的革命激情，80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90年代以来的反腐主题，或最近几年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等等；还可以以超越作者所属时代的形态表现出来。比如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揭示出来的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主题就是一种超越作者所属时代的时代主题。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构成了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的核心：“同时代性”意味着同自己所属时代保持持续的、全面的和深刻的审视对话关系。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对“同时代性”理解越是深刻全面和独到，其经典性程度也就越高。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等奖项多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专著四部。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