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论有坟吐谷浑
——评周伟洲、仝涛两篇文章及其他
雨佳 华桑扎西
弁言
史学界人所共知，青海都兰古墓葬经三代考古工作者、近六十年的发掘研究，一直认定为吐蕃 墓葬，并由国家文物局、青海省政府、国务院多次发文公布。这本已经是定论，但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却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伟洲罔顾事实，以论代证，欲将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所有 吐蕃墓葬论定为吐谷浑墓葬。因他误导，极少数青海本地文史爱好者，凭借他的论证，怀着不同的 目的，有的先认后否，有的借此认族，有的招摇起哄，至今不闲。为正本清源，还原历史，青海藏族 研究会会刊《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和2012年第1期，组织专刊，据理反驳，并于2012年10月 底举办《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进行研讨，取得巨大成功。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所副研究员仝涛和周伟洲先后撰文，以臆断为根据，把推导当事实，继续以论代证，全面将都 兰等处吐蕃墓葬妄论为吐谷浑墓葬。既如此，我们只有直面二人之论，据理予以评驳。
近年来，我们也在深思和探讨这些问题：吐谷浑到底有没有墓葬？若有，到底是个什么情状; 若无，那又是怎么回事。探讨和研究的结果是肯定的，即：吐谷浑只有火葬而无墓葬。
周伟洲早就看准了都兰有那样多的墓葬，遂预设好将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的吐谷浑城定位于都兰， 都兰墓葬就应属于吐谷浑，且整个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所有墓葬全都是吐谷浑墓葬。为达到此 目的，多年来周伟洲和其他一些人是花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心机。他们背离事实，甚至将考古工 作者和专家学者们辛勤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一笔勾销，或作为反证的论据，为己所用，将都兰吐蕃 墓葬乃至整个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所有墓葬演绎成吐谷浑墓葬，肯定所有墓主人族属为吐谷浑 人，其最终目标是要否定青海省政府和国务院确认的文件。对这些问题，过去不少人并不在意，没 有引起过重视，更不知吐谷浑进入甘川青后的居地变迁、周边关系和活动状况。如果不弄清这些问 题，就会给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真实面貌、彻底消除多年来周伟洲们的歪理谬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带来困难。
本文针对周、仝两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研讨和评驳，并介绍与吐谷浑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国 家认定都兰古墓为吐蕃墓等诸种事实，让读者进行对比，区别真伪，辨识吐谷浑之墓在何处，周、仝之理在何处？
周伟洲为了将吐蕃墓移植到吐谷浑头上，多年来他暂次将《洛阳伽蓝记》中的吐谷浑城定位于 都兰，将白兰定位于巴隆，并从地理方位、居地位置、行动路线、时间划分等方面，做了不少文章， 本文拟对周伟洲所著《吐谷浑资料辑录》、《吐谷浑史》以及仝涛论文中涉及吐蕃的其他问题，一并 予以评驳。
一. 周伟洲、仝涛论文的主要观点、论证方法及评驳意见
1.两人论文的主要观点。
仝涛论文名为《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周伟洲论文名为《青 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两篇论文都认为柴达木东南沿所有墓葬主人是吐 谷浑人，而非吐蕃，只不过仝涛是从一号大墓说起罢了。
仝涛论文首先承认大墓的形制结构、规格和空间分布、附属遗迹等与西藏吐蕃墓葬“有许多共 同之处”，具有“明显的吐蕃文化特征”[1]。然后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从丧葬品分析确定其墓葬 所处时代；二是从有资格进入大墓的人物中，逐一排除吐蕃禄东赞等五人之后，最后剩下的大墓主 人非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一人莫属。文章提到另外两点：一是承认“白兰”在今果洛、玉树之间， 而不是在都兰巴隆；二是认为，从南北朝到隋唐初期（5世纪到7世纪上半叶），‘柴达木盆地的东南 边缘’成为西迁吐谷浑的统治范围，其政权存在了 350余年，“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 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汉文文献首次提到都兰即临近地 区”。这个临近地区指的是《洛阳伽蓝记》中的“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此‘吐谷浑城’可 能即指都兰附近 ”[2]。
周伟洲的论文对出土文物较多的热水一号大墓、热水南岸四座墓葬和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两 座彩绘木棺墓进行分析，全面否定都兰墓葬随葬品和棺板画属于吐蕃，而是属于吐谷浑，同时，逐 一反驳几乎所有对随葬品和棺板画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是属于吐蕃的观点。他们两人在论及古墓随 葬品和棺板画时花了许多笔墨，周伟洲还在这些随葬品和棺板画应属于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方 面大做文章。周的文章也提到两点：一是对仝涛一号大墓墓主人为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འབོན་རྒྱལ་：ཁྲྀ་ཟུང）之论提出异议；二是在涉及“白兰”之地理位置时说“学术界有争议，姑且不论” 了[3]。
2.对其背离事实论证的评驳。
(1)有意缩小西藏吐蕃墓葬规模。
仝涛列表比较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与西藏的几个大墓之大小时，没有说明西藏吐蕃墓葬的整个情 况，让人觉得吐蕃时期并没有多少大墓的感觉。今统计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所列墓葬及其 数字：西藏有吐蕃墓葬上万座，墓葬群分布在9个地区，大型墓葬就有34座，其中藏王墓的数字就 有8~11座之说。霍巍书中还提到青海都兰和化隆的吐蕃墓[4][5]。就笔者所知，在青海，除热水一号 大墓之外，至少还有二座大墓，即1944年马步芳盗掘过的热水的另一座大墓和茶卡莫河的一座，莫河的规模比热水一号还要大得多。
(2 )推断一号大墓墓主人为坌达延墀松是毫无根据的臆断。
——仝涛列举的几个有资格进入大墓的人，都没能进得去，剩下的只有坌达延墀松了。不了 解情况的人，真以为如此似的。殊不知，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记’大事纪年》中，自公元 650年始至764年止的114年中，共举行议盟119次，一般一年两次，即冬会和夏会，多在不同地区召集，议盟都列有召集人名单。其中坌达延墀松（འབོན་ད་རྒྱལ：བཙན་ཟུང)和坌达延赞松（འབོན་ད་རྒྱལ：ཁྲྀ་ཟུང་)从687年到714年的27年中，只参加过11次议盟。在议盟之年还参加过一次征 费，一次出征，以后就不见坌氏的记载了。其余都是吐蕃大尚、论级别的军政官员召集，名为议盟。列出的名单中，大尚、论级别的有44人之多，还不算差不多每年召开一次（个别年份两次）多不具 名的朵思麻会议，名为会盟（注：朵思麻古亦称税思麻，在青海湖西南和青海境黄河流域一带），会 盟像是吐蕃内部的“家务会议” 一样，从无坌氏参加。这么多的尚、论及其家属不可能死后都归葬 故里，更不用说在战争中死亡的大尚论级别的官员[6]。
——关于坌氏列名在前的问题。仝涛在文中几处说到，在共同参与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吐蕃 大论’尚结息和达扎路恭，钦陵和乞力徐一直排位于吐谷浑4、王之后。坌达延墀松和钦陵，乞力徐 和坌达延赞松召集议盟时，他们之名是列于吐蕃人之前[7]。这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实权，而只是从 礼仪上给予尊重而已，有些议盟的议题是与吐谷浑有关，如大料集的征集兵马、粮草、清查户口和 出兵打仗等。实权一直掌握在吐蕃大论手中，这也是其他史料所证实了的，何况诺曷钵统治主体东 逃，留下沾亲带故、役属于吐蕃的子女们，还能做得了大事吗？这一时期，赐予一个大论职务，给一 定的实权，有时参与吐蕃重要会议，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是一家人。这里还有摆平吐谷浑旧部、 安抚原属民的作用，为吐蕃所用。
违背事实，过分夸大其吐谷浑的地位和作用，难以令人信服，所以王尧说：“如此（即吐谷浑被 灭和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成为吐蕃统治下的一个部落，编入吐蕃军旅，但吐谷浑部落始终还是一 个重要的军事力量，与吐蕃联婚，参加军事部落联盟。例如：噶尔家族似乎就有吐谷浑部落的指挥 权。公元699年，噶尔家族与赞普王室之间的权力斗争爆发后，吐谷浑人七千帐即随噶尔钦陵之子、 莽布支一道投唐”[8]，这就是灭亡后的吐谷浑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确定墓主人，仝涛毫无根据地对接母与子、父与子关系。
对吐蕃与吐谷浑联姻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夏吾李加从古藏文文献方面作了详尽 介绍（后述）。在此，拟从另一角度，即从仝涛所谓赞蒙墀邦（བཙན་མོ་ཁྲྀ་བངས）嫁的是吐谷浑王坌 达延墀松这一点讲，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大事纪年》的相关记载：公元675年春，赞普（指芒 松芒赞，系松赞干布之孙）至“谐辛”，“赞蒙（吐蕃公主）墀玛伦（བཙན་མོ་ཁྲྀ་མོ་ལན）举行盛大宴 请。坌达延墀松献金鼎。” 688年冬，“坌达延墀松于‘晓’之‘粗垅’集会议盟。赞蒙墀姆顿 (བཙན་མོ་ཁྲྀ་མོ་སྟེངས）去做达布王妃”； 689年，“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694年，“达延（墀松） 逝” [9]。这里没有指明“赞蒙（吐蕃公主）墀玛伦和坌达延墀松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688年冬，赞 蒙墀姆顿去做王妃的达布是什么人”，689年，“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这个吐谷浑王是谁？也没有指明。从《大事纪年》分析，仝涛将吐蕃公主赞蒙墀邦设定为坌达延墀松之夫人，继而又把坌 达延赞松当作坌达延墀松之子。这种无据无凭、人为地强行对接的做法于理不通，与事不属。
对仝涛的推断，连周伟洲也感到不好接受。周在其《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 残卷的研究》一文中说：“坌达延墀松很可能是自称‘外甥’的吐谷浑王族。他是否即吐蕃所立之吐 谷浑可汗（王）呢？目前还没有确切资料证明此点。而《大事纪年》公元689年记载：赞蒙墀邦嫁 吐谷浑王为妻，此吐谷浑王是否就是坌达延墀松，亦不得而知”[10][11]。周在本次的论文中，又重申了这个意见。
(3)出土随葬品、棺板画不能证明属于吐谷浑。
都兰古墓葬中出土有极为丰富的随葬品，虽多数已遭破坏，但面目可辨，还有多种物体上的古 藏文，大都完整可读，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问题在于这些随葬品和棺板画是出自吐 蕃墓葬还是吐谷浑墓葬。罗世平、许新国、霍巍等专家、学者和瑞士藏学家阿米' 海勒等从吐蕃人 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对外交派、周边关系等不同方面、以大量的实物资料研究证明它 们是出自吐蕃墓葬而非吐谷浑墓葬[12][13]。
而几处墓葬板画、壁画都出现赭面形象，这是不可妄加解释和否认的吐蕃特点，更不用说在都 兰、新疆、甘肃等地多处出土的各种物体上的古藏文了。至于白居易诗《时世妆》中唐长安城妇女 喜欢“赭面”，那无疑是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所致，与都兰古墓中出现的“赭面”是两回事。所有这一 切均证明墓葬是属于吐蕃而非吐谷浑[14]。
仝涛论文中所标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的金带饰图案[15]，其式样、纹饰，至今可在青海牧 区青年妇女的腰带上，特别是在玉树，几种不同式样的带饰上随处可见，与出土文物难分两样，只 不过质地多为铁铜制品罢了，也有银质和少数镀金的（老百姓哪能做得起纯金的），一千四百多年过 去，还能保留下来这种饰物形式，真令人叹为观止。
—民族之间的文化、商贸交流自从古有之。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生产商品、文化习俗相互 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实属正常，不足为奇，在边境犬牙交错之地尤其如 此。在此，笔者可举例说明这种情况：我省东部农业区不少藏族，百多年来由火葬转而实行土葬， 也请汉族画匠画寿材（棺），前档头画有死者牌位（汉文），两侧是汉族的童男童女，条件好的人家， 在寿材两侧还要彩绘龙凤，让其腾飞。在互助北山，藏族和土族的丧葬习俗基本相同，均实行火葬。 有人曾应泰国寺院之请，介绍我省化隆、贵德藏族画匠和湟中汉族画匠去泰国寺院作画3~4年。汉 族画道教的赵公元帅，藏族画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等故事。泰国的寺院里画有中国汉人和藏人的宗 教画，难道千百年后泰国寺院就成了中国的不成！吐蕃灭吐谷浑后周边的情况是，河西走廊、敦煌 (沙洲）、湟河流域多有汉人，西域四镇有吐蕃人和汉人。退一步讲，如果吐蕃人请汉人作画，出现 内陆汉族北魏之绘画形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因藏人的棺椁中出现其他民族之形象，藏人就成了 其他民族。因为还有其他资料，即居住环境、墓葬形制、服饰、时间等可证。
一般情况下，民族间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并不能说明这个民族被同化。但在另一种情 况下，即人口极少的民族在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环境里往往会被同化，如一个人口极少的吐谷浑在350 多年里一直处在众羌的环境里，自然会被同化，况且自有其被同化的内在因素。而北魏则是鲜卑族处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是由其灭族统治者强制本族同化，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被汉化了。仝涛 和周伟洲拿当时已被汉化了的北魏彩棺来说郭里木棺板画，还有什么意义[16]，更何况棺板画所反映 的内容都是吐蕃人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宗教信仰和与外族的往来，仝涛拿几件外来面料、物品来说 明，能有多少说服力？
(4)周伟洲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并不存在。
周在论文中多次提到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并通过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将吐谷浑在 青海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阐述每个阶段的吐谷浑本源文化：第一阶段为663年前，是吐谷浑本源文 化。说吐谷浑进入青海等地，与羌融合，文化形态以鲜卑和羌族文化为主；第二阶段是在663年被吐 蕃灭亡后，吐谷浑成了吐蕃统治下的一个邦国。本源文化被“吐蕃化了”，包括语言文字、政治制 度、习惯服饰、丧葬仪轨等。认为多种文化影响下的吐谷浑本源文化仍然占主要地位。第三阶段是 在842年吐蕃瓦解后，吐谷浑独立，部分人融入藏族中，内部的“吐蕃化”继续进行。除了保持着 东北游牧民族吐谷浑鲜卑文化和当地羌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初期吐谷浑本源文化之外，还受到内陆汉 族即隋唐南北朝的影响、政治风俗和道教文化、中西亚粟特、波斯、印度佛教文化因素等多元文化 的影响[17]。
论文在列述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时，逐一指名点姓，反驳在随葬品和彩画上所有持吐蕃观点的 人，尽管他们经过多年细心研究，成果累累，如许新国、罗世平、林梅村、霍巍、马冬和藏族学者宗喀 ·漾正岗布、阿顿'华多太等。
周伟洲认为“他们在阐释木棺彩画及出土时，几乎都是从‘吐蕃文化’的视角进行阐释”[18]。
研读周伟洲的论文，给人的深刻印象恰恰是他们在从吐谷浑文化的视角进行阐释的。周一见到 有“吐蕃论”（包括对这些随葬品的理解上），第一反应就是一概从“吐谷浑文化”的视角予以反驳 和否定。这也难怪，由于立场不同，视角当然迥异。华裔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讲过考古方法论中的 几个重要概念：“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他说：“理论则不同，不同的考古工作者因 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常有不同的立场。同时，技术和方法与理论之间的关 系也有所不同。技术不受理论支配，而方法则常常与理论相配合。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方法是可以 无限发展的，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也可以反驳不同的理论，但实际上，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同 方法的目的，是常常受到理论立场的左右的”[19]。周提出别人的“视角”问题，正是在他身上存在 的问题，正如张光直说的，是“理论立场”有问题。自从周提出“吐谷浑城”在都兰后，用“无限 发展”的方法，反驳所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他们研究得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就一概而论地用几 句简单之话否定之，这是典型的以论代证，且是世间少有的极为简单的论证方法，他已经是脱离正 确的“理论立场”轨道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周从棺板画所体现的时代上去强调吐谷浑本源文化的。但他总是肯定不了，时而说 这是融合氐羌文化而形成的，时而说是受了吐蕃文化的影响，时而又说这是吸收了内陆文化的例证 以及中西交往的产物等等，当他看到仝涛认为北魏板画与郭里木棺板画相似之文章后，好似得到了 什么重要依据似的，急切地说这才是吐谷浑本源文化因素。实际上，周伟洲无一条理由能说清吐谷 浑本源文化是什么。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只是成了一个虚拟的名词而已。
周应该知道所谓“文化”的含义。国际著名考古专家、英国的戈登' 柴尔维说：“考古学者把一 些不同的遗址里出现的同类型的组合，称为文化”，“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采取文化这一术语，意味 着一群人或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 一种文化是同样类型的组合重复地共存于 一些遗址里，而一种类型又是同一传统特殊活动的结果，诸类型的共存表现了若干传统为一个社会 所保持和认同”[2°]。周所谓的这种“多种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本源文化”，不是吐谷浑文化，是一个人 数极少的吐谷浑群体早已在众羌的汪洋大海和吐蕃的强力同化下，原有的“共同的行为方式”，早已 被“羌化”，继而被“吐蕃化”了的“语言文字、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服饰、丧葬仪轨等）”所置 换，无本源可谈。这怕是周在玩文字游戏罢了。1999年9月8日北大考古队在结束都兰发掘考察之 时，和都兰县公安局负责人有个座谈，考古队齐东方教授说：“吐蕃打吐谷浑就走热水沟。这个地区 现在能确定为吐谷浑的东西很少。也就是说在诺木洪文化和吐蕃时期之间的吐谷浑文化是空白 的。”[21]周所谓的吐谷浑本源文化，应该是吐谷浑在辽东时的鲜卑文化在都兰地区的反映，但诚如齐 东方说的，所谓“吐谷浑文化是空白的”，都兰的遗迹里没有与鲜卑“同类型的组合”，因此称不上 是吐谷浑文化，也扯不到本源文化上去。恰好相反，从都兰古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古藏文、人物 赭面等均说明，它是西藏吐蕃文化在都兰等地的同类型的组合，也就是说这才是吐蕃本源文化在都 兰等地的反映。
(5)古藏文所揭示的信息和周、仝对待出土古藏文资料的态度。
—古藏文是松赞干布时代的吞米桑布扎创制的，一般认为时间大概在公元617年后，后经四次 厘定，一直沿用到现在。当时，随着吐蕃王朝军事势力向周边扩张，藏文随之传播和使用于被征服 和依属的地区。西域四镇和吐谷浑旋被吐蕃役服和灭亡，两地一直驻有重兵，部分人从事经营农牧 和商贸，北方的大料集由此而生。藏文记载着这些军事和经济的（包括耕牧）活动。而在更早一些 时候，苯教已传入这些地区，古藏文书写的苯教经书至今能够看到。藏文的推广使用适应了吐蕃军 事、经济、文化、宗教和人们之间交流的需要，从而又推动了本身的传播和发展，所以才能有大量 的古代藏文通过各种物体在新疆、甘肃、青海得以保存下来。
—古藏文所揭示的吐蕃墓葬、墓葬主人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都兰地区多处墓葬中出土有各种古藏文物件，如木简、石刻、丝织品、树片、擦擦以及本教经 卷等，这些古藏文的存在和考释的内容，是确定墓主人是吐蕃还是吐谷浑的重要依据。
藏族学者宗喀·漾正岗布、阿顿' 华多太、旦却加、三木才等在其论文中不仅通过众多的敦煌 古藏文文献详细介绍了东嘎·赤列、王尧、陈践对都兰出土古藏文木简（牍）等的考释，还对出土 的木简牍作了新的读释，给出了墓主人是属于吐蕃世族中那个家族的结果，这些家族的墓主人绝不 是什么吐谷浑外甥，而是吐蕃家族。旦却加还认为，热水一号大墓很可能是赞普或赞蒙，或大论级 人物的陵墓[22][23][24][25]。
—周伟洲、仝涛囿于藏文知识而致误的问题。
夏吾李加在其$阿夏系吐谷浑？一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一文的导言中 写道：“这几年笔者在整理藏文文献过程中，屡次翻阅到了记载阿夏方面的不同时期的古籍，并与周 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为代表的相关论著详加比较，不料惊奇地发现有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文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吐谷浑的不同称谓与阿夏关系问题。李加说，周伟洲根据《晋书》 等汉文史料记载的“阿柴虏”、“野虏”进行假设求证，把汉文中的吐谷浑与藏文文献中的“阿夏” 混为一谈，认为是同属一族，源于鲜卑吐谷浑。同样，把汉语“阿柴”、“阿柴虏”等与藏语“阿 夏”作为同一称谓的不同书写方式，认为是从慕容鲜卑迁徙甘青后与当地诸族发生冲突而形成的别 称。指出：汉文“这一称谓（即吐谷浑的各种别称）形成的时间，最早也无法推前到公元4世纪。然而，在不同时期的藏文古籍中屡次出现阿夏一词，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4世纪以前的历史，甚至有 些记载还可以推前到公元之前”。二是关于联姻问题：夏吾李加认为，“聂赤赞普时期与阿夏结下联 姻关系，由此成为舅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在周伟洲和仝涛等人的近作中把吐蕃王庭与阿夏之间 结下联姻的历史事件假定在吐蕃末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只能利用非常有限的藏文史籍汉译版，无 法直接解读藏文史籍原典而造成的失误”。早期古藏文典籍，一说到阿夏，就称为“甥阿夏”，可见 关系之密切。李加通过对敦煌藏文写本Vol .69. Fol. 84《阿夏纪年》残卷的分析后认为，阿夏母后吐 蕃公主赞蒙墀邦的例子，便是一个实证，那是松赞干布之时或之前的事情，与仝涛的结论根本沾不 上边，且错之甚远了（夏文同时指出，汉译《汉藏史集》的作者漏译、错译的问题）[26]。阿顿·华 多太在其《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文中，通过古藏文亦论及阿夏并非吐谷浑的问题。
周伟洲、仝涛对待古臧文的态度。
周伟洲在其论文中，向青海考古专家许新国有多次发问，其中一次说，“由于都兰热水一号大墓 及其陪葬的发掘简报或报告未发表，因此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弄不清楚，或以讹传讹。这就给正 确认识大墓主人的民族系属等问题造成了困难和混乱。比如热水一号大墓是否出土有古藏文简 牍？……上述古藏文简牍到底出土于哪个墓葬？除一号大墓外，还发掘了几座陪葬小墓？出土了什 么重要文物？大墓还出土了什么文物，特另IJ是有各种文字的文物？如果这一切都不清楚，真正科学 的研究是谈不上的”。在其论文结尾时，周又强调：“一些标志性的出土文物，像古藏文简牍之有无， 简牍内容等，即可断定墓葬是在663年之前或以后的历史阶段。” [27]作为吐谷浑研究专家的周伟洲先 生，近年来将注意力投向都兰古墓，想必看到过不少资料，现在连都兰热水一号大墓有无出土的古 藏文木简，有的话是否有人解读过，对这样重要的问题，都不曾了解和过问，更不要说研究，实在 是说不过去和不可理解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许新国先生《关于都兰热水乡血 渭一号大墓的族属与年代》一文发表在《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上，并首次刊登了古藏文木 件，共7个标本[28]。如果这份杂志名气小，周先生没有看到的话，应该在自己所拟的这篇长文中又 为何几度提到墓葬古藏文的重要性和华多太的文章呢[29]？阿顿' 华多太在《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 性》，这篇有分量的论文中，对热水一号大墓和其他墓葬中出土的木简、石刻、石碑、骨刻、苯教经 典、丝绸上的古藏文做了详尽介绍和新的解读，周伟洲已经注意到了这样重要的信息。现在墓葬中 各种物体上的古藏文几乎全部摆在了面前，却装作不知，真是匪夷所思！[30]。
一方面，周伟洲承认：“吐蕃文化，即藏族文化，对吐谷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663年以后吐蕃 统治青海吐谷浑以后，影响是越来越大，而且是绵延不绝。上述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吐蕃统治吐 谷浑时期墓葬及出土文物，包括古藏文简牍等就充分证明这一实事。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吐蕃文 化对吐谷浑族的影响”[31];另一方面，当提到具体的古藏文时，却以一种没有什么或不屑一顾的口吻说：“墓中或陪葬墓中有古藏文简牍（衣物疏）出土，等等。这一切在吐蕃统治下吐谷浑内吐蕃化进 程中出现，是十分正常的。”[32]对待出土的古藏文，他一会儿说有，有时还说得非常具体，一会儿又 说无，好像根本不知有出土古藏文似的。其实他是不愿承认这些古藏文木简牍所包含的纯吐蕃的东 西，即通过这些木简牍透露了吐蕃的什么信息，如与墓主人的关系等。而仝涛则对一号大墓中有无 古藏文出土则一句不提，真令人费解，不能不怀疑他写这篇论文的真实性和目的。
(6)周伟洲对时间排序的混乱和前移。
周曾多次提到吐谷浑在都兰的时间，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与事实不符：
—“四座墓主人的民族系属应为早已建国于青海三百余年、现为吐蕃统治下的属邦有‘论’、 ‘尚’官号的吐谷浑贵族（包括逐渐融入吐谷浑的羌人）”；
—“如果此两大家族（意指热水南岸四座墓葬，周分为两大家族）为已在此地生息四百多年 的吐谷浑贵族，贝彼是合情合理的”[33];
—“这种内陆传统的‘四神’观念，在夏塔图彩棺档头赫然出现，是从7世纪以来随着吐蕃 与唐朝的交往，吐蕃‘求星术’之后传入吐蕃，以致采用苯教丧仪、驻守青海的吐蕃贵族使用于丧 葬中呢？还是早在二三百年前不断与内陆十六国、北朝、隋唐的文化交往中，特别是在唐贞观九年 (635年），唐朝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请颁历，奉行年号’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中才采用的呢？显 然，后者更具说服力'[34]。
在此，我们即按周的《吐谷浑史》所给的时间进行计算：公元312 ~ 313年吐谷浑率部由阴山度 陇山，至抱罕，继而扩展到甘南、川西北和青海等地，329年正式立国，535年开始夸吕居伏俟城， 吐谷浑的迁徙是从北到西南方向的甘、川，又从甘、j丨丨方向逐步转向西北，到青海海南，继而向青 海湖周边发展。若以早于吐蕃灭吐谷浑前的二三百年计算，那时吐谷浑率部刚进入甘南、川西北和青海海南不久，根本不在都兰。若以“已在此地生息四百多年的吐谷浑贵族”计算，那时候，吐谷 浑尚在辽东北，还没有出发西度阴山呢，谈何在都兰生息？岂可为了给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 葬主吐谷浑找理由，就任意改变时间？且不论时间排列的混乱。
(7)所谓“属国”、“邦国”之称。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35]中，找 不到任何有这种说法的根据。周伟洲和仝涛同引《贤者喜宴》一书，按赤德松赞（798 ~815年）发布 的崇佛诏令，从发誓人排列次序看，各小邦发誓人均排在吐谷浑之后，认为吐谷浑是吐蕃的“属邦” 或“邦国”[36][37]。这在“小邦邦伯家臣”之外，又人为地造出一个“属邦”或“邦国”来，实际上， 如王尧所说，吐谷浑被吐蕃消灭后，吐谷浑人只是“成为吐蕃治下一个部落，编入吐蕃军旅”而已 (后详）。阿顿·华多太通过对汉藏文文献的研究，认为“吐蕃并吞吐谷浑之后，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 吐谷浑邦国，更不用说什么都城”，“对吐谷浑历史多有记载的中原各个朝廷，乃至宋元明清，从未 记有吐蕃统治下‘吐谷浑邦国’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38][39]。
(8)周伟洲和仝涛之间的相互否定：
仝涛承认“白兰”在“今玉树、果洛附近”，不说“白兰”在都兰或巴隆。周伟洲原来的“白 兰”为“巴隆”论，也改为“有关‘白兰’的居地学术界有争议，姑且不论”了[4°]。周虽与“白兰”不在巴隆尚有差距，但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可解决争论中的不少问题。如退居之地不在巴隆， “吐谷浑墓葬”的存在就成了问题等。实际上，近年来，坚持“白兰”在“都兰”或“巴隆”者除 周伟洲一两人之外，再无更多的人愿意坚持了。周现在的“姑且不论”之语，想必不好再论了。
仝涛推断一号大墓墓主人为“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但周“颇疑此所谓一号大墓，并非墓葬， 从其规制及高台前的大量的和高规格的殉牲来看，是否是吐谷浑王室祭天的祭坛，或与吐蕃‘会盟’ 之地”。只是认为，墓主人为坌达延墀松之论“只可备一说”。因他是坚持整个柴达木东南沿墓葬都 是吐谷浑的，所以又补了一句，“只此墓主人系吐谷浑王族，似乎更为稳妥一些 ”[41]。
仝否定了周的“‘白兰’为‘巴隆’之说”；多次盛赞仝涛论文的周伟洲，否定了仝涛一号大墓 墓主人是坌达延墀松的推断。这是坚持“吐谷浑论”者推翻了自家人的结论，为此，我们就可少费 笔墨了。实际上，这也是“吐谷浑论”者的软肋之一，它从侧面暴露了各自的致命弱点。
3.热水一号大墓树轮测定与坌达延墀松之亡年。仝涛认为坌达延墀松亡于694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树轮研究专家王树芝等人对热水一号大墓树轮年轮的测定表明，大墓树 轮年代在715年（或晚于715年）。这是坌达延墀松亡后21年或之后建造的。21年时间或之后，不 仅否定了仝涛之谬说，也否定了周伟洲关于柴达木东南沿墓葬主系属为吐谷浑说的无稽之谈。
二.从历史渊源和发展看吐谷浑的丧葬习俗
吐谷浑族源为鲜卑，古为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附 于匈奴。北匈奴西迁后，鲜卑遂居漠北漠南之地，势力渐强，分为东中西三部。到两晋南北朝时，形 成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三大部，内部族群复杂。这些部族都曾在华北、西北建立政权，主宰过我 国北方，在东晋和南北朝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西部凉州有秃发氏 和乞伏氏，从慕容鲜卑分离出来的吐谷浑，和从拓跋鲜卑分离出来的秃发分别在青海建立过吐谷浑 和南凉政权，除此之外，活动于青海的还有河湟流域的乞伏、青海湖一带的乙弗、鲜卑等[42]。
吐谷浑从辽东，度阴山，经抱罕、甘南、川北进入青海，又在青海建国到灭亡，在丧葬习俗方面 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吐谷浑远在辽东时，其葬俗与匈奴基本相同，阴山20年，其鲜卑人的葬俗不会发生 大的变化，即尸体“潜埋”，“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应属简易土葬。同时会受到其周边突厥、沙陀 等部族葬俗的影响。下面分述他们的葬俗：
——鲜卑人早期的葬俗：据北周（557 ~581年）时的记载，鲜卑人在秦汉时实行所谓土葬，即 为“死者亦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43]，但$宋书·索虏传》记拓跋鲜卑的葬俗时说得更具体: “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逆亡者”。所谓“潜”， 是指秘密埋葬。“皆虚设棺椁'[44]。鲜卑人的这种葬法与汉代王符时期“葬之中野，不封不树”[45]是 一个意思。荒野之中为“中野”，聚土为坟为之“封”，插设标识为之“树”，那是一种极为简易的 土葬，日久，骨肉土化，踪迹难觅。史学家认为，这应是吐谷浑的葬俗，若是，就与西北诸羌葬俗有 相近之处。吐谷浑进入甘、川、青后极易受其火葬习俗的影响。
—匈奴、突厥和沙陀等部族的丧葬习俗：
匈奴：在北方存在了七个世纪，始见于战国时期（公元5世纪），考古发现匈奴亦实行简易的土 葬，即所谓“无封树丧服”，且有哭泣甚至嫠面流血，以表举哀之俗[46]。
突厥：隋唐之际，突厥在北方兴起，约在公元542 ~745间。突厥的葬仪除了嫠面流血，哀悼亡 者之外，将死者停放于帐，子孙杀马祭亡灵。7日后，选吉日将死者之遗体放置于生前的马上和日常 用具一起焚烧，尔后收集骨灰待葬。春夏死亡者待草木枯黄时，秋冬亡者待花叶茂盛时将骨灰埋于 地下，其实为火葬，或谓二次葬[47];
沙陀：沙陀是以突厥人为主体，吸收六州胡人、鞑靼人、回鹘人和吐谷浑人而形成的民族。在7 世纪唐中叶以前至10世纪初存在于北方和西北。在论及我省土族族源时，沙陀族也是其中之一说。其丧俗为：人死则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杀牛、马以祭之，择日取死者所乘马及其所用之物与尸倶焚之[4B]。
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包括丧葬、服饰，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成为一种传统会 长久传承。但这种传统，也会受到周围强势民族的影响。鲜卑和后来的吐谷浑自始至终，与同处北 方的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包括丧葬习俗，原本他们的丧葬习俗就极为相近。
第二阶段：羌人的丧葬习俗及其对吐谷浑的影响。吐谷浑进入众羌之地，由于人户极少，必定 受其众羌人火葬之熏染，这可是一个三四百年的经历，丧葬习俗基本被羌化。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 载，从青铜器时代后期到公元4世纪，羌人主要活动于中国西部的陕、甘、青、川、新地区。活动于 青海的羌人为青海地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青铜器时代辛店、卡约、诺木洪等不同的文化 类型都是羌人的文化遗存。
文献对古羌人的丧葬习俗记述得较完整：羌人实行火葬。公元前就是这样。二千年前《太平御 览·四夷部》记庄子语云：“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荀子' 大略篇》讲得更为具体：“氐羌之虏 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墨子·节葬篇下》中说：秦之西有羌之种属的仪渠国，“其亲 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到吐谷浑统治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崇尚火 化，羌人火化之俗一直传留下来。《旧唐书·党项传》亦有如此记载：党项羌“死则焚尸，名曰火 葬”。“在氐羌居住的甘青地区，至今还难或很少发现秦汉时期的氐羌墓葬，可能与他们的火葬有关” [49]。
吐谷浑自公元4世纪初（即313年）进入陇山之后，一直活动于川、甘、青的党项羌、白兰羌、 宕昌羌、参狼羌、烧当羌、白马羌、嘉良夷、白狗羌等羌人当中，最后在青海定居下来，经过了 350 年漫长岁月。相对于地域宽阔、部落众多、人口广布的诸羌来说，一个人数极少的吐谷浑部众进入 实行火葬的众羌之地，在相互交往和共同发展中，不可能不受其文化习俗包括丧葬的深刻影响，其 丧葬习俗，完全羌化，至少大部分吐谷浑民众完全羌化是肯定的，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说：吐谷 浑“风俗政治，多为夷法”，这个夷法指的显然是羌人之风俗，包括丧葬。
第三阶段：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实行火葬。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史料记载，公元663年以前 他们早有往来，吐蕃势力就已渗透吐谷浑），遂成为其庶民。特别是7、8世纪藏传佛教的传入，羌 人、吐蕃和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一样由火葬而渐变为火葬与天葬同时存在，以后完全实行天葬（少量火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史实证明吐谷浑和吐蕃都受到羌人多方面的影 响，以致羌人成为青海藏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共同回避的问题及其事实
周传洲的著作从不涉及以下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在回避（包括仝涛的这篇文章）。
1. 如前所述，自公元312~313年吐谷浑率部离开辽东度阴山，经陇山至抱罕，继而扩展到甘 南、川西北一带，又转而北上，到达青海海南，在青海湖边的伏俟城建都，其间几度退守白兰（青 海果洛），这一路迁徙，留居凡350年。在这些地区至今没有发现一座能够真正称得起吐谷浑的墓葬。这本是一个“树无本，水无源”的事，却被他们将吐蕃墓炒作成吐谷浑墓，违背事实，无中生有。
2.四大戍、十个城堡内外和周边均无吐谷浑墓葬：
吐谷浑有四大戍和十座城堡[50][51]。所谓城或戍实为土围子一类的土夯建筑，不可与内陆城池相 比，除了起军事堡垒作用之外，也可能供吐谷浑王族临时居住（如在隆冬季节），而广大百姓是居庐 帐，逐水草而牧。即按此，其城堡内外，及其周边地区从未发现有吐谷浑墓葬。青海省考古队（即 今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5月至1993年10月，历时3年对伏俟城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在 城内外亦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出土文物[52]。本文作者查遍西北五省区和四j丨丨阿坝一带考古资料，亦 无一句说到吐谷浑有墓葬。可见，这些城戍之地及其周边没有吐谷浑的墓葬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迄今为止，“吐谷浑墓葬”无据可查的事实之一。
3.历三代人，近6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国家认定都兰古墓为吐蕃墓是最具说服力和权威性 的结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从我省第一次对全省文物进行普查开始，到2010年，相继对都兰为主的海 西柴达木东南沿、乌兰县、果洛州玛多县，玉树州治多县、玉树县、称多县等多处古墓群进行考古 调查、发现和发掘。发掘研究结果均认为，这些古墓葬为吐蕃墓葬。除西藏之外，青海是吐蕃墓葬 分布最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地区。
具体情况是[53]:
1957年12月13日，青海省人民政府首次发文将都兰英德尔羊场、香加乡考肖图吐蕃古墓葬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国家文物局将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吐蕃大墓评为“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86年5月27日，青海省政府公布“热水吐蕃墓群”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9月15日，青海省政府公布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乡日ilt莫格得哇遗址为第五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1996年，国家文物局学委将都兰吐蕃墓葬群公布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以国发【1996】47号文将热水吐蕃墓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之一；
1999年7 ~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热水血渭南岸的4座大中型吐蕃墓葬进行发掘，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考古 发掘报告《都兰吐蕃墓》；
2008年3月下旬，根据省文物局要求，许新国带领考古人员对被盗的乌兰县希里沟镇泉沟墓葬 进行考研，发现这是一座吐蕃壁画墓葬，也是一座我省首次发现的壁画墓，壁画三人均为赭面。《青海藏族》杂志（2012年第1期）首次披露许新国《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的壁画墓》一文。赭面是吐 蕃区别于吐谷浑和其他民族的极为重要的特征。赭面人也是藏族的古称。
在对上述墓葬中的极少数墓葬进行清理和发掘中，出土有极为丰富、珍贵的文物：在都兰从 1982年7月至1999年10月的18年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许新国所长为领队，发掘数量达80 余座，遍及都兰热水乡、夏日哈乡、沟里乡、香日德地区，德令哈市郭里木乡，还有乌兰县泉沟乡等 地，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丝绸、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牧简牍、棺板画、装饰品、赭面人 壁画等珍贵文物，为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010年《青海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和“精选本”将玉树当嘎、宁唐滩，称多白龙 沟、布日，治多那考达的墓葬群定为唐代吐蕃墓葬，墓葬群共有31个，数量在千座以上。资料概选 中亦列入都兰芦丝沟墓地，亦定为吐蕃墓葬，文字介绍说，石砌边框墓葬形制多见于西藏几个地方 吐蕃墓葬[54]。
2012年10月底，许新国先生带领参加《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与会人员在都兰热 水、香日德、乌兰茶卡莫河进行考察时说：“乌兰县茶卡莫河墓葬群也是吐蕃墓葬。”这里有多座墓 葬，其中一座梯形大墓，其规模比热水一号大墓还要大。
近日，中国文物信息网报道了对玉树州治多县两处吐蕃墓葬群发掘的情况。摘要如下：
青海玉树地区吐蕃墓在此次调查工作中获得重要进展，除在地表发现大批封土石丘墓葬之外， 还对破坏严重的聂龙加霍列墓群和章齐达墓群两处17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首次在玉树地 区发。
圆形穹隆顶的墓室结构不但相同于西藏发现的墓葬形制，也与近年在海西州德令哈郭里木棺板 画上绘制的吐蕃“拂庐”形制相似，与文献记载可相佐证。墓内出土人骨不完整，为一个个体，初 步判断为男性。人骨旁还有一个羊的头骨随葬。出土文物不丰富，有石器和残碎陶片。青海 地区 期 的发 是 都发 的一获。 从 地布局、墓葬形制、结构等方面来看，一方面与西藏本土发现的吐蕃墓葬之间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另一方 面也具有若干地方性的特点。尤其是两处墓地中经过发掘墓葬表现出复杂的建筑式样与结构，都极 大地丰富了对吐蕃墓葬内部状况的认识。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虽然残损十分严重，但仍可从中观察到当时丧葬仪式、随葬制度等方面的若干线索，对于推动青海吐蕃时期墓葬研究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55)。
不可忽视的是，在新疆南部和甘肃河西走廊亦有吐蕃墓葬，出土大批古藏文简牍和金银器等珍 贵文物：
吐蕃军队北上收服西域于阒、龟兹、焉耆、疏勒四镇后，在那里留下许多吐蕃墓葬。于阒、楼兰 等地的吐蕃墓已被沙漠吞没，无法发掘，但和静县的墓葬已进行物探勘察。新疆出土的几百件古藏352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 文简牍等出土文物，现保存于新疆博物馆。
1979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肃南县马蹄区西水乡大长岭出土了一批唐代吐蕃文物（金银器）； 1996年8月29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13位文物专家进行鉴定，确认肃南的这批金银器、鎏金铜器 等为吐蕃遗物，并把其中8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介绍认为，从墓葬结构和随葬品分析，墓主人的 身份应是唐三品以上将军一级的显赫人物(56]。
几十年的依法科学发掘和倾心研究，考古专家和研究者们付出了心血和辛劳，得出一个共同的 结论一它们是吐蕃墓葬。在如此众多的事实面前，没有偏见和杂念的人谁都会承认这个结论，都 会承认国务院、青海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认定具有权威性、真实性和说服力。国家认定也是对历 三代人，近60年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肯定。今天周伟洲等人想推翻这些“铁定”的结论，只不过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臆断罢了。
“吐蕃是藏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在鼎盛时期，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 地区。统一强盛的吐蕃经历了 200多年时间，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都兰吐蕃墓葬分布广 泛、绵延百里，在此范围内还有众多的遗迹和城址，是一处不可多得的祖国文化遗产。”许新国先生 作了如此简明的概括[57]。
考古发掘和研究一次又一次证明，以上各处之墓葬均属吐蕃，与吐谷浑丝毫无涉。
四.完人、吐谷浑人的火葬与现代羌族、土族的火葬
自7、8世纪藏传佛教传入青甘地区后，过去羌藏所行火葬，也演变为天葬与火葬同行。但羌人 祖上的火葬，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四川的羌族。有吐谷浑族源成分的土族一直奉行火葬。由此，反观 吐谷浑的葬俗，不能不肯定所行为火葬。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承继关系。
(1)羌族的丧葬习俗。
羌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部分居住在四川阿坝州的茂县、汶川两地，以及理县和 松潘的部分地区，多在岷江上游一带。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后的先零、烧当、勒姐、广汉、武 部等羌。隋唐之时，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地区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就到了茂汶一带， 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为现今的羌民族，人口近10万。羌族实行火葬，是其历史悠久的传统葬法。未 焚之前，棺殓尸身，请端公诵经。然后抬至火葬场，场地设一移动小木屋，屋内供奉本姓历代祖先 牌位，葬时将小木屋移至他处，人死三天后即行火化，棺木四周堆以干柴，日落时点火焚烧，死者 家属围坐号哭，并唱葬歌，跳葬舞，喝葬酒，以示永别。火熄后次日，取骨灰埋于地下，或封在岩穴 中。近百年来，由于汉族习俗的影响，有些地方改用土葬[58]。
( 2 )土族的丧葬习俗。
土族主要活动于祁连山东南麓及河湟等地，聚居于青海省，是青海五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 现有人口24万人。居住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主要分布于互助、大通和民和县。
土族的丧葬习俗主要是火葬或谓先焚后埋的二次葬。人亡故后，将其衣服脱去，扶起遗体，成 蹲坐状，双手合十，两拇指撑于下领骨，放在主房的炕角，周围用干净的土坯挤紧（大通土族无此礼）上面披上白布和哈达。向喇嘛占卜葬期，木工按死体大小做一灵轿。第三天下午遗体入殓，用 一条向左拧成的黄布条，殓入灵轿内。灵堂设在堂屋，一般停放5-7天。请喇嘛诵经超度，每晚本 家老小集体念喇嘛。举行葬礼的前一天，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前来祭奠。黄昏时分，在一个僻静处， 用120块土坯砌火化炉。火化在早晨六七点钟举行。退去黄布（大通为白布袋-，砸碎灵轿一起焚 烧。隔日或于当天下午拾取骨灰，置于一尺长的柏木匣内（形如棺椁），埋在临时指定的地方，待到 第二年清明节时，再迁到祖坟地埋葬[59]。
真是无独有偶，2014年《中国土族》春季号刊载麻宝珠《土族丧俗》一文，详细介绍了土族的 火葬习俗，包括治丧期间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前哀诉的丧词。这种唱丧葬歌的形式和四川羌族几 乎完全一样。
五.评周伟洲著作（吐谷浑资料辑录》、（吐谷浑史》
以及仝涛论文中涉及吐蕃的其他几个问题
1.再说“白兰”和禄东赞北上击“白兰”：
—关于“白兰”问题：李文实先生在其《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李文实 是青海乃至国内有名的文史研究者，他受教于顾颉刚，有着渊博的古汉语和文史知识，人品、学风 端正诚实，所著文章纵论文史，广得社会和学界的信赖。李被错判蒙难在海西三十多年，对当地史 地更为熟悉。对上述中外学者和本地文史爱好者们的错误做法和悖论，李极为愤慨。在此，摘取两 例，便可说明。关于白兰方位，李说：“白兰是羌的一支，因居白兰山而得名。”……这白兰山即今 巴颜喀拉山的简称。但是近年来有人（实指周伟洲等人），根据吴景傲和日人佐藤长等人之说[61]， 以为今都兰布尔汗布达山下的巴隆，即为当年白兰国所在，依人作嫁，反自以为是新说。我考定它 正好居今果洛州班玛、久治、甘德之间。其后受吐蕃侵逼，逐步南移，遂偏于今果洛、甘德之间，又 说：“若以今之都兰为吐谷浑王城，而从巴隆为白兰，则其东北方位为今之海北，而非海西，与古籍 上河南国的记载全相违背。且目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以此时期吐谷浑王城属都兰，则察汉乌 苏与巴隆密迩相望，有何退保之可言。这种向声背实的说法，都是轻信新说，耳食传言或迷信权威 所造成的。”[62]现在对“白兰”不在都兰，而在果洛、玉树之间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已恢复历史的 公正。“白兰”方位的重新认定，使持“吐谷浑论”的几种说法失去了依据，彻底动摇了周坚持认为 吐谷浑墓葬就在吐谷浑退居的后方“白兰”即“巴隆”或都兰的结论，动摇了都兰墓葬为吐谷浑墓 的。
周伟洲只能说“姑且不论”了，如今后再论“巴隆为白兰”不仅没有人听，且会留为学术无知 的笑柄。
—关于禄东赞北上击白兰：周伟洲在其《吐谷浑史》中引录《册府元龟》对此事的记载：“高 I (北魏显庆元年656年）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 屯军境上，以侵掠之”。周继而肯定地说：“此白兰当为今柴达木盆地一带的白兰，这是吐蕃向吐谷 浑发动进攻的前奏。”[63]周在引录这段文字时，禄东赞之前缺引：“十二月，吐蕃大将”，击白兰之后又删去“氐”字[64]。这两处不可删去。十二月“正是隆冬季节，黄河上游河床一带全部封冻，十二 万大军渡之极易”。“氐”者为族，不是地名。虽说渡河之易，但“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证明 白兰氐羌军抵抗力之强，战斗之激烈。把击白兰（氐）说成击巴隆，其用意实为将白兰拉到都兰以 说事。巴隆区区小处哪能容得下十二万吐蕃军队驻扎，更不要说接仗抵抗。
2.关于“吐谷浑城”：《洛阳伽蓝记》及其“校释”、“校注”中有关宋云、惠生西域取经的事， 是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重要历史文献。为观全貌，此处须引述整段，并作必要交代。
《洛阳伽蓝记》是从北魏流传至今的一部名著，由北魏贵族杨街之所著，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 年。据《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述：城北……“闻义里（洛阳城地名）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倶 使西域也。神龟之年（即北魏518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 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 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发 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 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况’应为衣着或衣冠-。风俗政治，多为夷法。从吐谷浑 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65]。
周伟洲在《吐谷浑资料辑录》中曾引录《洛阳伽蓝记》宋云一行去西域取经一事的全段。在注 释：“①按‘吐谷浑城’，历来说法不一，有谓吐谷浑都城伏俟城，有谓在今青海都兰县（参见范祥 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62页）等。考其方位及伏俟城名后出等，在都兰说较确”。“②按此‘鄯 善城’，应在今新疆若羌境。”[66]周所引范祥雍之语，实为范氏在《洛阳伽蓝记校注》中引用了黄文 弼的研究[6=]。周在其《吐谷浑史》中也提到“此城当在今都兰县境内”。对鄯善城在今若羌县境的 问题，笔者将在本文相关地方做专节说明。
仝涛论文对“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在什么地方，说得很巧妙：吐谷浑“为青藏高原北部 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汉文文献 首次提到都兰及临近地区”。并在注释③中写道：“此吐谷浑城，可能即指都兰附近。”[68]仝涛指的这 份“汉文文献”是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书。周祖谟在对待所发生事件、地理位置、地名 等方面非常慎重，在作注释时一般只弓丨录别人的结论，对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妄下结论的。如对 “鸟鼠同穴”就引了 9个地方有此现象；对“流沙”，只说“流沙”在敦煌之西，古曰“沙洲”，以 其风沙流漫，故曰“流沙”；对“赤岭”，则引用法国人“沙畹宋云行记笺注云：在今青海西宁之 西……过此（指大非川）至吐谷浑界”。
对于“赤岭”、“流沙”和“吐谷浑城”所在位置，学者们历来众说纷纭，更谈不上确指，包括 《新唐书》和近代国内外学者。对此，李文实说得更是一语中的（前述）。然周伟洲以一己之见，肯 定“赤岭”即日月山，“吐谷浑城”，当在青海都兰县。一直以来，大谈吐谷浑城在都兰的周伟洲这 次也不明说，而是直接改口用都兰柴达木盆地东南沿的墓葬主民族系属来代替具体地点，这只是一 种隐喻而已，可能是确指反而会使其被动之故吧。
不少学者认为“赤岭”（日月山）并非“草木不生”之地，其阳有草有木，其阴环青海湖，历 来是水草丰茂之地。所谓“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经流沙，至吐谷浑国”（即所谓从日月山至都兰境）并不见流沙。就现代气候变暖、草原沙化的境况下，除了都兰旺尕秀附近有一小块地方有点沙 化外，其他地区均无此现象。说到“飞沙走砾”，青海之冬春季节，无处不飞沙土，更况牧区，所以 此话没有代表性。
2012年和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先后发表文章，即《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 考》和《道格尔古碑即唐蕃赤岭划界碑考辨》两文，认定甘肃碌曲县境内的道格尔古碑就是唐代开 元年赤岭军事划界碑。若此论成立，唐蕃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由此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将被改写。
再者，如果过日月山去都兰，必经青海湖。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难道不值得在那样重要 的一本著作中去标明吗？这可从另一面印证赤岭不应是日月山，“吐谷浑城”在都兰县境之说更荒 唐。周用后世的若羌鄯善城取代汉魏时楼兰的鄯善是故意而为。为的是和都兰直接连起来，不然怎 么让宋云过去？宋云是敦煌人，史无记载他是通过哪条路去洛阳的，一般来讲应该走河西走廊。返 回敦煌，去西域，走原路亦很熟悉。如果真把“赤岭”当日月山，不去管青海湖这个重要的地理标 志，再把茶卡莫河或王尕秀，或乌兰县希里沟（选一处作为“吐谷浑城”）经德令哈、大柴旦往北过 当金山口西去，也可到达目的地；或按李文实所指往回走，由西平 (西宁）经海北托勒过金鸿山口 取道玉门西去。这几条道路基本符合宋云西去的路径和里程。
退一步讲，即便是依周伟洲的说法：“吐谷浑城”在都兰，根据吐谷浑的丧葬习俗和迁徙路线， 这里也不可能有吐谷浑墓葬。透过时空，看今日羌族、土族火葬风俗的历史承继，可依稀看到吐谷 浑的过去，更不用说那样多的实证资料。有其城并不能证明有其墓，正如在吐谷浑的4大戍和10个 城堡内外找不到吐谷浑一座墓葬一样。
3.将吐谷浑东西两部并为一体：
周伟洲违背文献之所不载，藐视名家之结论于不顾，擅自将史上吐谷浑居地东西两部分勾划在 一起[69]。其所以这样做，既可让宋云们顺利通过茶卡、都兰直去若羌，还可为所谓吐谷浑墓葬在都 兰的存在找理由，实为一箭双雕之计。且看名家们是怎么说的：
“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西部以鄯善为中心，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驻 伏俟城，立次子慕容尊王（达延芒波）为太子，守鄯善”（范文澜《中国通史·吐蕃国的兴亡》）[70]。 李文实的观点与范文澜一致。李说，“隋末唐初时，吐谷浑分东西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由王 伏允坐镇，西部以鄯善为中心，由王子驻守。其后吐蕃由南进逼白兰，遂失其险。而吐谷浑只好辗 转流徙于浩门河流域，最后由河西移灵州（凉州）附唐自保，白兰便没于吐蕃。从此便渐归衰 微”[71]。中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祝启源不仅认为白兰在青海果洛和川西北一带，还肯定吐谷浑在青 海和新疆的居地分为东西两部分。他说：“吐谷浑在强盛之时，地域辽阔，为便于统治，曾分东西两 部分管理，东部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是为都城，为主要的部分；西部的政治中心在鄯善（今新疆 若羌）。鄯善地区的吐谷浑人早于东部地区的吐谷浑人降服吐蕃，所以鄯善后来也成了吐蕃人在南疆 东部的一个统治据点'[72]。
4.故意将宋云西行路线直接从茶卡、都兰划到新疆若羌县，将现代若羌说成古鄯善（楼兰）。对 于史上从都兰经嘎斯口去鄯善城有无通道，李文实在其《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中援引《清实录·圣祖实录》一段说得很清楚。清康熙帝于五十四年十月戊辰（即1715年）曾派銮仪使董大成巡查海 西与新疆边界处的噶斯口，董之调查报告写道：嘎斯地方，三面雪山，中有一线水草，皆系芦苇，并 无来往人迹。足证过去此处并非通道。这是其一；其二，按董所述，自然景观和山川形势所谓嘎斯地方指今嘎斯处阿尔金山支脉，阿卡腾能山（即今地图所标阿卡托山）和南部齐曼塔格山之间开阔 地而言，而嘎斯池即在其间[73]。李又说，“当内陆去西域在河西走廊受阻时，西域使者和商队由敦煌 取当金山口入柴达木盆地，或由玉门取道金鸿山口入托勒（海北托勒南山一带）地区，然后取道西 I (西宁-去长宁”[74]。事实证明，史书从无通过都兰经嘎斯口去西域的记载。
鄯善城在吐谷浑统治期间，指的是楼兰古城（隋改为鄯善郡），即现在若羌县偏东北处[75]，这 在周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卷五·其他散见资料》中有同样的记载[76]。但在这次的文章中，他一反 之前认定，用后世的若羌鄯善取代隋唐时楼兰的鄯善是故意而为。这是他先把所谓吐谷浑城定位于 都兰，然后以此为由，再把从都兰到不可行走的嘎斯口之路连起来，让宋云们直接西行二三百公里 就到了现在的若羌县，这样就把本是吐谷浑各据东西之地，g卩包括后期都城伏俟城在内的整个海南， 部分海西、海北之地和于阒、龟兹、焉耆、疏勒等四镇之西部连为一体，均成为吐谷浑辖地。其用心 之良苦，可见一斑。
结语与问难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曾多次公布都兰墓葬为吐蕃墓葬，但从90年代以来，吐谷浑 论甚嚣尘上，政府每公布一次都兰墓葬为吐蕃墓葬时，就有周伟洲等人出来唱反调。他们从不直接 针对政府认定，而是采取以论代证的办法，欲将吐蕃墓葬认定为吐谷浑墓葬，这是蓄意已久的既定 思路。
一直以来，我们有个总的感觉，无论从哪方面去想，这些墓葬无疑是吐蕃墓葬，任你再说，也 不会成为吐谷浑的。但是，单凭直觉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行研究，回答这些墓葬为什么不属于 吐谷浑。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各种情况和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事实充分证明 吐谷浑只有火葬，没有墓葬，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所有墓葬都是吐蕃墓葬。吐谷浑原本无墓， 墓从何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研究的深入，思精虑熟，人们原本的思想往往会不断修正，到达新的认识高度。许新国先 生几十年在青海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其中在都兰发掘、考研吐蕃墓葬就达1B年，为青海的考 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10月底，在青海藏研会举办“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前夕，他郑重其辞地对我们讲：热水沟的500多座墓葬全部是吐蕃墓葬。周伟洲、仝涛拿不出任何经得起考究的证据， 能够证明都兰古墓葬是吐谷浑墓葬 谷 ，上述件件实事足以为证。
那么，最后我们要问：
1.吐谷浑自进入当时甘南、川北和青海白兰地，都是众羌之地，前后经历350年，至今没有发 掘出一座可以称得起、具有说服力的吐谷浑墓葬，不能不怀疑是什么动因促成周伟洲们的理论立场?而吐蕃北上，在新疆南部的于阒、古楼兰、和静等处，在青海玉树三县、果洛玛多、海西都兰和乌兰、海东化隆、甘肃肃南等处留下那么多墓葬群，以及三四千座墓葬和无以数计的出土文物，面对 这些无法推翻的事实，不知两位做何感想？现在，周伟洲和仝涛从所有的吐蕃墓葬中挖出都兰的一 块，臆断为吐谷浑墓葬，岂非咄咄怪事？难道周伟洲、仝涛等人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也不愿去思 考是为什么吗？
2.一个民族或一个部族的文化形态，有其渊源和发展过程。只要这个民族的整体甚至某一块长 久存在，那么它的民族风俗，同样会长久保留和存在。在与周边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互相吸收、 融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有些会丢失，有些会长久保留下来，即所谓周所说的本源文化。但是，一 个人数极少的吐谷浑人进入全部实行火葬的众羌之地300多年，为了生存，能不与羌人在文化习俗等 诸方面，发生接触，不受其影响包括葬俗影响吗？这种融化甚至同化后的文化还能称得起是本源文化吗？在吐谷浑的活动中心还在青海南部时，北魏自己强行汉化，其服饰习俗、语言文字等本质的 东西已不是鲜卑原本意义上的文化，包括墓葬习俗在内。周伟洲们所谓的北魏墓葬彩画早就不是吐 谷浑的本源文化了，那么，吐谷浑的本源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3.1957年以来，青海省政府和国务院公布多处吐蕃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1996年11 月20日，国务院公布热水吐蕃墓群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不仅是对事实本身的认定， 也是对三代人、近六十年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那么，为什么周、仝有意不提这些重要论定 呢？要知道，过去的专家、学者比现在的有些人更为谨慎小心，他们的研究论证是有依据、有标准、 有原则的，一般不会像现在这样，极易受外界人为干扰和影响。
4.在这么多的论据面前，周伟洲们为什么还要固执己见，一意反驳别人多年考古发掘，认真研 究、证据确凿的事实、观点和结论呢？虽然，说白了就是要维护最初的设置一吐谷浑城在都兰， 都兰的墓葬都是吐谷浑的这样一种结论。由于周伟洲们固守着错误的“理论立场”和主导思想不变。所以，今后就把再多的古藏文、再多的赭面图案、再多的DNA线粒体、再多的7 ~8世纪的树轮、再 多的吐蕃墓葬形制展示出来，他们还是很难改变初衷的，因为现在出土的吐蕃文物已经足够多了， 须知：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周伟洲们这种违背事实的做法和论证，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目的和理由的 正当性。都兰吐蕃墓上的“吐谷浑论者”们屡屡被动，乃至尴尬，就是最好的说明。
今天，两吐之争初见端倪，“吐谷浑墓葬论”者之观点，渐近消弭，但其危害所及，影响还在。要真正从各个层面、各媒体和出版物实现正本清源，恢复都兰吐蕃墓葬的历史真面目，尚需时日。周伟洲先生在论文结束时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进行，也许需要几代人 的努力，任重而道远。”[77]但我们没有那样悲观，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们坚信：假造的雾霾渐近消弭， 清源的时间即在眼前。
我们很看重周伟洲先生多年研究吐谷浑历史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他为研究吐谷浑和吐蕃历史 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但在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事实面前，我们并不希望周伟洲沿着 “吐谷浑墓葬论”之说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真心期盼周先生能够进行认真反省，回归 到正确的史学轨道上来。至此因感而为之《劝勉歌》曰：
朔风萧萧千年过，尸骨潜埋无坟丘;
何处去觅吐谷浑，满目煌煌吐蕃墓;
劝君莫入死胡同，此路不通枉费心；
功成名就教授衔，焉将书案染污尘。
《原载：青海藏族》2014年第1期)
注释
[1] 仝涛：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发表于《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转载于 《中国土族》2013年冬季号。文中引文页码按《中国土族》2013年冬季号标出。第10、17页。
[2]同[1]。
[3] 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发表于《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转载于《中 国土族》（2014年春季号）。文中引文页码按《史学集刊》标出，简称：周伟洲《系属研究》（周的其他著作单独标页码）。第 7页、19页。
[4]霍魏《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97页。
[5] 《化隆志》：“位于雄先乡唐春村后的唐春墓地出土有吐蕃灰陶瓮”；“黑城乡城车村有宋朝之肤公城，原系吐蕃结 罗城”，第610、614页。
[6]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是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敦煌藏学研究丛书之一，由王尧、陈践评注，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近年来，王尧、陈践在过去研究考释的基础上，又从英、法两国图书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 补充了许多新内容。《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大事纪年》的起止时间也由原来的97年延至114年，是目前最全、最具权 威的古藏文考释文集，定名0《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包括三个部分：
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包括《大事纪年》、《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附录：《地名索引》、 《人名索引》、《吐蕃五茹及其四至》。《社会经济文书》：共五类四十一项。
叁：《其他吐蕃文书》：律例、书信、问答、译文等五项。
此注见《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大事纪年》，第90 ~ 93页。
[7]同[1]。
[8]《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42页。
[9]《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9 ~90、93页。
[10 ]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第446页。
[11 ]周伟洲：《系属研究》，第7页。
[12]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管版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13] 阿米·海勒（瑞士藏学家）：《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转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 期] 。
[14]周伟洲：《系属研究》，第12页。
[15]同[1]，第 16页。
[16]《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68~84页。
[17]周伟洲：《系属研究》，第23~24页。
[18]同上，第16页。
[19]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2013年，第55~59页。
[20] 戈登·柴尔维著，安志敏、安家媛、陈淳审校《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8~9页。
[21]《都兰吐蕃墓》，第166页。
[22] 宗喀.漾正岗布等：《“论赤偕微噶'（BLONKHRISHEUKA)都兰热水南岸吐蕃三号墓葬出土藏文碑刻考释》刊 登于《文物》2012年第9期，见《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第27页。
[23]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见《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11~28页；《中国藏学》2012年第4 期，第123、126 ~ 128页。
[24] 旦却加：《青海都兰吐蕃古墓重量级墓主人身份考释》，见《青海藏族》2012年第2期，第31页。
[25] 三木才：《都兰古墓1号殡葬民俗文化考察》，见《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79页。
[26] 夏吾李加：《阿夏系吐谷浑乎》——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4、7~8页。
[27]周伟洲：《系属研究》，第5、24页。
[28] 许新国：《关于都兰热水乡血渭一号大墓的族属与年代》，见《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第5~6页。
[29]周伟洲：《系属研究》，第7~8页。
[30]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顏性》，见《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11~28页；《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 第126 ~ 128页。
[31] [32] [33] [34]周伟洲：《系属研究》依次见第24、7、11、13、13、17、17、21页。
[35]《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24页。
[36]周伟洲：《系属研究》，第7、10、13、21页。
[37]同上，第18页。
[38]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11~28页；《中国藏学》2012年第4 期，第123页。
[39]同上，第17页。
[40][41]周伟洲：《系属研究》，第19、7页。
[42]《青海民族志》，第26页。
[43]《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44]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引录《宋书.索虏传》卷九五，第31页。
[45] 《古代语言词典》（商务部书馆，2002年），第410页。
[46]《秦汉民族史》，第80~81页。
[47]《隋唐民族史》，第18页。
[48]《宋辽金民族史》，第174、229页。
[49]《秦汉民族史》，第281页。
[50] 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四大戍为：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第42~43页。
[51]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16 ~ 118页。
十个城堡按大致时间顺序排列，即：鸣鹤城、镇念城、三足城，以上三城地在甘肃临潭一带；西强城，在西倾山，地 在今甘肃迭部西北的白龙江北岸；浇河城，阿柴时筑，在今贵德一带；曼头城，445年前筑，在共和县西南；洪和城，又称 泥河城，在今甘肃临潭附近；伏俟城，在青海湖西15里处的石乃亥；树敦城（周认为在赤水城，即今兴海曲沟，又说或在 共和县一带）；贺真城（依李文实说，指伏俟城，即一城两名），当夷县，名为金通戌，在甘肃岷县西和《南齐书·河南》，
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6 ~ 1027页。
[52]《青海考古纪实》，《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1989年，第158页。
[53]《都兰吐蕃墓被省政府、国家文物局和国务院认定公布表》，《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36页。
[54] 《青海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报告》（2010):第308 ~310页；《青海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精选》：第92 ~95、98 页。
[55]!中国文物信息网”，2014年4月8日。
[56] 施爱民：《肃南大长岭吐蕃文物出土记》[中图法分类号：k872,文章编号：1005 -3115 (1999) 01 - 0066 -
02]。
[57] 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第141页。
[58]《阿坝州志》（上册），第466 ~467页。
[59]《青海民族志》，第306 ~ 307页。
[60]《中国土族》（2014年春季号），第49~52页。
[61] 吴景傲：《西陲史地研究》（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三十七年三月），第5~6页。
[62]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第90、369页。
[63]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04页。
[64] 《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外臣部.页十五.11687)，第33页。
[65] 周祖谟（1914 ~ 1995):古语言文字学家，其《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书，从1944年起，先后花了十二年时间详加 校释，境内外多次印行。有1958、1963、1976、1987、2000、2013等多个版本，2013年版增加了周祖谟的两篇文章和其他 相关资料，仝涛在注释中引用的是该书的1958年版。《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62 ~ 164页。
[66]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第181 ~ 182页及注释。
[67]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62页。
[68]仝涛文同前第9页。
[69]周伟洲：《吐谷浑史》，第39、91页。
[70] 范文澜：《中国通史·吐蕃国的兴亡》，第445页。
[71]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第322 ~ 323、372页。
[72]《隋唐民族史》，第124、401页。
[73]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第159、163页。
[74]同上，第209、370页。
[75]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第600、817页。
[76] 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鄯善郡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 源，总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统县二。”第413页。
[77]周伟洲：《系属研究》，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