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媒体去看世界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事情你是完全被遮住的 | 杨早·读邻主咖谈
荐书结束了。今晚一起来听杨早谈《元周记》的创作。以下是阅读邻居第 九十七期的主咖谈。
大家好，果然每次荐完书后就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好书那么多，何必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的这本书上。但是关于《元周记》还是可以讲一讲的，我前天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下周五推出），大家也写了不少短评，加上我的前言后记，我觉得大家大概已经基本明白了这本书是怎样写的。包括像今天淑婵（点击查看）写的那篇书评也挺好玩：她会找到几个点，跟她自己的生活建立一种联系，这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对于民元的历史，不可能每个人都熟悉或者感兴趣，我的创作初衷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很多问题在一百年前就存在，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从这本书中照到现实生活的影子，就是最好的阅读方式——但它又不应该只是那种简单的影射或者联想，那样就像我写一篇时评去借古讽今没有什么区别，又变成了一种碎片化的知识，作为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那样就像我写一篇时评去借古讽今没有什么区别，又变成了一种碎片化的知识，作为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今天我们关起门来，在群里说这件事，有一些小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因是什么？这事儿我要拉得长一点，拉到1995年——在座可能好多人1995年还没有出生或者刚刚出生——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到《羊城晚报》当编辑，在当编辑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认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在媒体的时候，你收到的信息可能比一般的公众要多，但实际上过多的信息造成你的局限和闭塞，可能也更加厉害。在座有好几位，绿茶也好，明扬也好，都是当过媒体编辑的——我指的是那种直接面对公众的媒体，当然图书编辑更多了——媒体工作者们应该会非常认同这一点。就像1995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新人，每天必须要看18份本地的、全国的所有报纸，这种要求的用意，本来是要比较不同媒体对于同一新闻报道方法的区别，从中寻找出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看了两年多，等到我辞了职去考研，我大概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办法看报纸，看伤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跟着媒体去看世界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事情你是完全被遮住的。我看在豆瓣上的书评里有人提到说《元周记》这本书挺可惜一点的是，如果某个事件再继续追下去、深入下去就好了。但其实如果你在媒体工作过就知道，当你通过一个媒体想象世界的时候，你是追不下去的。比如1995年，当时还没有都市报出现，《羊城晚报》算是国内特别关注民生和社会的一份报纸，当年它的广告收入应该是在全国排第一的，发行量大概仅次于《新民晚报》。第二，那还是一个晚报的时代。那一年广州人突然感到猪肉变贵了，变少了，吃不起了，作为报纸来说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猪肉供应是怎么回事？因为广东本身产猪量很少，大量的猪是四川和湖南供应过来的，他们都需要从湖南直接运输到广东，于是《羊城晚报》派出最精干的记者去追踪这些猪车。比如从湖南开始，从土城老家岳阳开始，一直追下来看看猪车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这个猪车在路上遭到无数的关卡，各种各样的刁难和伤害，包括有些人专门开着摩托车跟着车，用绑着刀的竹竿把猪捅死，捅死以后没办法往广东运，只能就地处理；或者你出一笔买路钱，让他不要来捅你的猪，等等。
▲1995年，当时还没有都市报出现，《羊城晚报》算是国内特别关注民生和社会的一份报纸，当年它的广告收入应该是在全国排第一的，发行量大概仅次于《新民晚报》。
当时看了这些报道也很刺激，反响也特别大。但现在回想起来，到底这些报道，对你理解生猪供应的链条，或者我们平时的食品来源，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它会提供一个想象，但这个想象是否真实却无法衡量，你面对的问题，就是最近的猪肉供应少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等多久。你还是没办法理解到底这个机制是什么，比如说广东从什么时候开始猪肉的供应量跟不上需要，只能靠外省支援，比如这个支援量有多大，支援的环节又如何。这样一些事情都会在你的生活中产生波澜，让你觉得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但其实你通过媒体报道，很难追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包括今年的疫情，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最初的零号病例从哪里来的，你每天看很多信息，看很多流调，但其实背后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就是现代社会、媒体社会的一个特点。
所以当我面对1912年这个书写课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意把自己设计成一个读者：如果我是一个依靠《申报》建立对世界和社会想象的读者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我能够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
▲如果我是一个依靠《申报》建立对世界和社会想象的读者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我能够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
从1995年之后又过了十多年，我也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开始我自己研究之路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研究，在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自我限制。当然有些自我限制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知的，比如你是学古代的，你可能把自己的材料限制在古代。刚才凤梨评论《郭初阳的语文课》（点击查看）也提到一点，就是你最后能不能返回语境的问题。返回语境，很多时候是需要你的兴趣、材料来作为支撑的，但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首先就是学科的限制，很多人做古代研究就不关注现当代，或者做现当代的就不关注古代，或者我是做文学的就不关注历史、不关注经济等等，这些先天地给了你一个研究的限制，这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要不要在这些限制之外，做一个自我的框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自我限制就是一种研究的思路。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鲁迅研究，特别典型。鲁迅经过很多年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以后，现在我们基本上连鲁迅哪一天在干什么都清清楚楚。因此我们现在看鲁迅，他已经是一个被我们全方位“网暴”出来后的人物，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透明人。因为我们现在对鲁迅的理解，跟他的同时代人只能通过他的报刊、文章或者他出版的文集来理解鲁迅，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鲁迅经过很多年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以后，现在我们基本上连鲁迅哪一天在干什么都清清楚楚。
因此研究的准备，首先就是自我限制，你怎样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状态当中。一方面是自我限制的研究准备，另一方面涉及到我个人的一个追求。我那天也在反思，因为白水他们提到这些年来，从《话题》《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等等下来，到底我自己的追求是什么？我不能说特色——特色不特色也不是自己说的。我自我总结，从关注点来说，我肯定是更追求叙事。关注历史，不止是关注事实本身，而是要关注怎样把它讲出来，有的时候“怎么讲”比“讲什么”更重要。在叙事的追求当中，我又有一个思路，我要反套路，我不愿意去写别人写过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读者看到《元周记》，他很热心地从市场角度给我一个建议，说你把现场叙事和历史叙事放在一起，又搞成竖排，你不觉得会增加别人的阅读难度吗？其实你把它分成两本书更好，或者你就老老实实地讲历史就好了。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写成一部用全知视角探讨民元历史的书，也不见得不好看，也不见得没有读者。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叙事方式，本身是一种作者的追求，刚才说到网络小说，网络小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虽然我自己也在看网络小说，很多时候也看的很高兴、很爽）就是限于平台和读者的制约，网络小说一直不太敢使用各种各样的叙事方法，它不敢做加法，讲法一定是平铺直叙、单线叙事和全知视角，偶尔出现双线，但是很快就要改回去。至于现代小说常用的蒙太奇、倒叙、散乱叙事，网络小说几乎不敢使用，因为作者和平台都怕读者流失。这是网络小说在叙事技术上无法对文学有所贡献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现在很得意，宣传什么“网文出海”、网文怎么成为中国代表性的文化，但是它不可能在叙事技术层面，对小说这门行当有任何的增益。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懒到把一个馍嚼好吐给我，我才愿意吃的程度，所以如果将《元周记》的写法变得简单，对它的市场阅读可能会有好处，但我回想自己的叙事初衷，恰恰是更想追求一种复调的叙事，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文体提供读者一个氛围性的解读，无论是通过回到现场也好，把当下代入历史也好。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懒到把一个馍嚼好吐给我，我才愿意吃的程度，所以如果将《元周记》的写法变得简单，……
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在研究汪曾祺，其实研究汪曾祺跟写历史之间是有共通点的。我总结了一下我写历史的时候有哪些特别在意的地方，大概有三个点是非常有意识去呈现的。
第一点是小人物。我不管写什么，一定关注小人物的感受和小人物的经历，而不全是所谓的精英人物。即使是书写精英人物，我也更关注他的日常方面和他的“非英雄状态”。
第二点是细节。细节特别抓人，比如两个人相遇，你就这么写两个人的相遇是不够吸引人的。如果你抓住这两个人相遇的细节，就会特别吸引人。比如在写《民国了》的时候，我抄了一段大通学堂的学生描述他们第一次见到秋瑾时的感受，我觉得那段特别好，因为那是从当时学生的角度来描写秋瑾的穿着打扮和神态，而不是我们后来塑造烈士形象的那种形容。
第三点是现场想象。魔菇（点击查看）也在书评里提到过，就是怎么去假装自己在现场。这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去凭空想象的，你需要用想象去缝合所有的史料，把这些东西拿进来，让它变得合理。当然是不是合理，需要作者做一个判断，也需要读者认可，但至少你要努力做到让想象变得合理，让它既是言之有据的，又不是把材料堆砌在那里就算完的。
所以《元周记》里面竖行的叙事，其实是在做一种有点“破格”的努力，为什么这本书在版权页被归到“长篇小说”里面，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这种叙事。但这破格的叙事，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当我写的时候，我会感到我就在现场，在体会当时人的喜怒哀乐，在体会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在吃什么、想什么。
▲网站Brilliant Maps上的一张线路地图，从俄罗斯马加丹到南非开普敦，长度2238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步行线路。如果一天走8个小时，每天走40公里，需要562天才能完成整个旅程。我计划依此路线，在Google Earth上完成一次「虚拟步行」，同时记录下我在旅途的见闻。——邱小石（图文摘录自微信公众号“读易洞”）
刚才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给我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反复强调沈从文说的那句话“要贴到人物写”，“贴到人物写”就是去感知与想象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历程等等，比如我写《宗社党人》，也是要去体会他们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原型大概是穆儒丐。穆儒丐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满洲贵族，191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国家已经没了，从此以后他就陷入到一种很诡异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最后他到沈阳，变成了日占区的报社编辑。他对民国的抱怨、对旗人处境的不满，一定会在他内心呈现出来的。我会去体会穆儒丐这种心态，在书写《宗社党人》时将它移植到这上面来。
第二句话是汪曾祺喜欢说的“气氛即人物”，把气氛写出来，人物就能凸显出来。当然《元周记》不是真正的纯小说，所以这方面不可能做太长的书写，但至少我在努力地希望在我的写作叙述中，能够呈现出这种氛围，所以有时候会在书写事件如何发展之外，有一些闲笔，这些闲笔的好处是能够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停下来，去感知周边的氛围。这包括对语言的处理，比如强行模仿当时的方言；或例如有一篇写在总统府门口大家的抗议，我会把他们分成到底哪些省的人在做抗议，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诉求，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理所应当得到上面的关注等等，这些心态其实从古到今，所有上访者都有。所以当你把角色当成独立的个体在想象和书写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仅仅属于1912年那个时代，他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相关，或者说当你在想象中成为那样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做出那样的行为举止。
还有一点，我在群里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人愿意参与的话，我想再开启一个读年的过程——但是读哪一年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一起，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解剖的过程。首先基本年份的史料和主干你肯定要先知道，因为你必须知道这一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里面旁逸斜出的，是每个人面对不同事情、每个领域要面对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每个人的经历和心态。我觉得这是可以在阅读当中，把这一过程重新展现一遍的，我们换一个年份，看看能够做什么东西。
▲我在群里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人愿意参与的话，我想再开启一个读年的过程——但是读哪一年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一起，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解剖的过程。
就先说这些，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再回答。
杨早新书
出版: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12
页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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