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范仲淹
张载是关学的开山鼻祖，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张载的名山事业，却与北宋名臣范仲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范仲淹就是张载事业上的导师。
一
北宋康定元年，刚刚崛起的西夏国，欲与大宋王朝平起平坐，于是屡屡犯边侵扰，一时间，宋的西北边境不宁，狼烟四起。北宋仁宗皇帝立马应对，调范仲淹、韩琦等名臣战将赴西北边境，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辅佐安抚使夏竦加强西北边塞守备。
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臣。上任甫始，就与手下一起察看边防地形，了解人文结构，把敌我形势弄了个清楚。针对西北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等特点，制定出分部训练、轮流御敌的戍边方略，在要害地形修城筑寨，加强防御工事，并在清涧和富县建立起军事基地，初步稳定住边境。这就是范仲淹戍边的“延州模式”。
“延州模式”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范仲淹率领的军队被命名为康定军。得到肯定，范仲淹向宋仁宗进一步建议，坚持西北边境的守备，就要做好对延州、秦州等边境要塞的固守；在防御地段，建城筑寨、修葺要塞，恢复传统的烽火报警系统；取消部队按官职带兵的旧制度，改为据敌情选将的战术。同时在戍边部队中实行营田制，降低戍边部队的开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人归附，逐步解决西夏问题。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西北边境安宁了许多，西夏不敢再轻易南下，当地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在延州戍边时，才华横溢的范仲淹不时填词作赋，聊以抒怀。如《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过人的政治才华，卓越的军事才能，锦绣的文采华章，使范仲淹的名声传遍北宋朝野上下，感动着成千上万的士子，成为士林的楷模。
二
陕西眉县横渠镇的热血青年张载，这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士子。他对范仲淹佩服得五体投地，用现在人的话说，是范仲淹的铁杆粉丝。每天凌晨，张载闻鸡起舞，习武诵经，刻意磨砺自己，立志要成为范仲淹式的栋梁，在边关建功立业。看到朝廷每年用所谓“赐”给西夏的大量银两、丝绢、茶叶等物，换得边境的短暂安宁，张载的心中甚是愤愤不平。
灯下，21岁的青年士子张载挥毫疾书，给自己心中的导师写信，倾诉对国家的看法与见解，他提出了九条建议和见解，并向导师陈述自己的抱负：准备联合永寿的朋友焦寅，组织一支民兵，与西夏抗衡，夺回洮西一带的失地，用生命在边疆建功立业。言辞慷慨，情感真挚，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
张载与范仲淹相差二十四岁。当时，一个是名满天下的国家柱石，一个是未出茅庐的青年后生，而且不沾亲带故，素昧平生。张载的信，范仲淹能收到吗？能引起重视吗？一切都是未知数。
张载的信，范仲淹收到了。在纷繁的军政事务中，范仲淹认真阅读了，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个青年才俊炽热的赤子之心，看到他极具潜力的治学才华。范仲淹立即给予回信，赞扬了张载忠君报国的热情，肯定了他的建议和见解，但他并不赞成张载投笔从戎。信中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勉励张载钻研《中庸》，在儒学上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来，并热情地邀请张载有机会到延州军府来晤谈。
信件是通过军府驿站传递的。其时，陇上与延州同属陕西经略使管辖，每天都有驿使往来，通信还是蛮畅通的。接到导师的回信，张载兴奋得睡不着觉，想尽快与导师见面。
1042年春季的一天，张载从横渠镇出发，前往近千里之遥的延州。一路上，张载餐风饮露，风尘仆仆，走了十多天，才看到延州的城头。张载执弟子礼，在延州军府拜会了导师范仲淹。范帅看到张载既稳健又不乏激情的学人做派，心中自是十分喜欢。两人在帅府掌灯长谈，从蒙恬修筑长城，到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从周易说到濂溪先生，直到当下的边事问题，无不涉猎。通过与张载的彻夜长谈，范仲淹更加清楚了这个青年才俊的知识结构与治学能力，再次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他对张载说，贤契学识宏阔，可从《中庸》切入，自有一番作为。边议之事，自有人才。尔可自重，不可自轻。
是年，范帅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庆阳府城西修筑了大顺城，竣工时，特意邀请张载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意在提携这个青年才俊。
三
范仲淹治边的确很有一套，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全权处理西北边事。范仲淹和韩琦商议，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滕宗谅、张亢等忠勇任事的能臣调到西北边防，分别担任秦州（今天水）、庆州（今庆阳）、渭州（今平凉）的统帅，再次严明军纪，强调统帅要爱护士卒，对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意接纳，信任不疑。这些举措终于迫使西夏王李元昊向北宋称臣、请求议和。
西线无战事后，范仲淹奉旨回京，任枢密副使（副宰相），进而转正成了宰相。他擢拔了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政治上锐意进取，大胆改革，使北宋朝廷生气勃勃，被称为“庆历新政”。不料，改革的阻力重重，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刚刚进行了一年的“庆历新政”失败了。范仲淹自请外出巡守，先后担任邠州、邓州、杭州知府。1052年，范仲淹扶病调任颍州，逝于徐州途中，享年64岁，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仁宗记书“褒贤之碑”。他的名篇《岳阳楼记》正是在邓州所写。
四
张载回到横渠，自以导师教诲为圭臬，以《中庸》为切入，精研儒家经典，苦读不已。当他看到老师的《岳阳楼记》，兴奋地与友人和学生共享之。一时间，《岳阳楼记》成为横渠书院学子必读文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乐观，成为关中学子的座右铭。
1050年，范仲淹正在杭州知府任上，远在陕西的张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此时的张载，名满学林，尤其是易学显名；仕途上，他当过县一级官员。1069年，张载的弟弟张戬在朝中担任监察御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到贬官。当时任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担心受到株连，就辞职回到横渠镇，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他的大多数时间均在读书或者讲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读……”苦苦地思考着、实践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提倡“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载把老师的忧乐观提高到新的高度，教导关学弟子应有历史的使命感，并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目标，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横渠四句”。
张载深厚的学养，宽阔的胸襟，高尚的人品，引得西北士子纷纷投奔其横渠门下，尤其是被称为“蓝田四吕”的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以及种师雄等人的投奔，使关学名声大振，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延至元明清诸代。张载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东铭》《西铭》《易说》《正蒙》《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等等。他创立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境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说：“（气论）是十一世纪关于感应原理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长期保持着“它的活力。”丁韪良在《翰林集》中称其足可与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旋涡”说相匹敌。这些评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张载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影响。
因此，我们说张载说关学，不能不说到范仲淹。正是范仲淹的指导，才成就了张载的名山事业。正如《宋元学案》说的，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