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晚唐系列 安史之乱(四十六) 敌人只有几百米了,李光弼和仆固怀恩还在内讧

从乾元三年,即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史思明被陕郡的唐军和河阳的李光弼部牢牢锁死在洛阳,到上元元年,即公元760年十一月,怀州失陷,黄河北岸的西大门被打开,史思明面临严重的后院失火的威胁,看上去唐帝国形式一片大好。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小人破坏好人的故事又上演了: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急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当初哥舒翰坚守潼关不出,是脑残的皇帝听信了奸臣杨国忠的谗言,非要逼迫哥舒翰出战,结果大败;后来房琯打陈涛斜,也想缓一缓,然而死太监邢延恩逼他出战,结果大败。又比如邺城会战,李光弼坚持要主动出击,但是被死太监鱼朝恩反对,非得死守,结果大败,甚至连高仙芝、封常清被杀,郭子仪被撤职,也都是因为死太监边令诚、鱼朝恩打小报告、告黑状导致的。

总之,在皇权政治的叙事体系里,永远都是好人和坏人的童话故事,而担当坏人角色的,永远都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太监或者宠臣。

皇帝为什么逼迫李光弼出战?这和当年老皇帝逼迫哥舒翰出战没有本质的区别(详见第九节)。史思明陷入窘境,不代表唐帝国就好受了,史思明在洛阳一困就是一年多,比当年安禄山困的还久,可这也意味着,唐帝国的中轴线,生命线,再一次长期陷入中断的境地,比上一次还要久。你李光弼可以带着几万部队天天在河阳吃香的喝辣的,帝国拿什么来供你吃供你穿呢?

可是皇权政治下的御用文人哪敢这么写,哪敢这么分析呢?因为照这样写下去,岂不是在说,将领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将领们手握重兵还忠于帝国,其实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他的百般猜忌,百般制约了?如果有脑子的读者再照这么一分析下去,岂不是会发现,原来将领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其实哪个将领,也都在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考量,没有谁真的只为了皇帝在考量?

如果官方的记载、记录历史的时候,都这样写,那皇权哪还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帝国又靠什么来保持基层士民的忠诚,激励基层民众官吏的忠君热情呢?别说那个年代的官方记载,绝不敢这么写,即便是一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信息够发达,够自由了,官方纪录那也不敢这么写啊!无论哪个国家,官方在记载大领袖,大英雄的时候,张口闭口的,那也是这个人是怎么怎么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甚至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啊。

所以呢,在以官方文件为主的历史记录上,往往都充斥了这样的好人与坏人的故事。只要是修成正果,以忠臣的名义定性的官员将领,总是一心忠君爱国的,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有的错误,都来自于那几个大坏蛋在捣鬼,而大坏蛋的角色毫无例外,都是由最后被定性为奸臣佞臣的几位来担纲。比如说杨国忠、边令诚、李辅国、张良娣、鱼朝恩等等等等。

是不是有点扯远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表面上唐帝国在洛阳一线的战役中,占据了军事上的主动,但是随着叛乱越拖越久,帝国不仅面临经济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帝国中央和地方,因为那几毛钱的事,矛盾也闹得越来越大。

我们回顾下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帝国在三年前刚收复两京,恢复中原的时候,特地免了一年租庸,把那些在执行起来存在争议的税收,统统推迟了一年征收。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帝国长时间的处于分裂状态,地方拥军大佬在迅速崛起,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中央的利害冲突也越来越深。

减免一年后,帝国开始恢复全额税收,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就随即激烈起来,短短两年间,先后出现了首都李珍、湖北康楚元和江南刘展的谋逆和叛乱:

(759年)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760年十一月)(刘)展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

(761年四月)术士长塞镇将硃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谋奉嗣岐王珍作乱,金吾将军邢济告之。

在帝国内部一片混乱之际,西北边境也不得安宁,由于帝国西北朔方军领地被大量抽调南下后,已经空虚无比,党项的陕北部落趁此良机,蠢蠢欲动,在陕北一带频频不安分起来。为此,帝国不仅在关中设立了两个防范党项的藩镇,还不得不把郭子仪请出来,统筹抵御党项侵扰。

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面临复杂的困境,朝廷又不断有人开始吹风,帝国放着郭子仪这么优秀的将领,闲置在首都养老,也实在太浪费了,现在史思明被钉死在了洛阳,正是我们从山西杀奔他后方,杀他个死无葬身之所的大好时机呀,皇帝你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良机,遗恨终身。在满朝官员的舆论之下,760年九月,帝国皇帝只好亲自下诏书,重新启用郭子仪为大军统帅,统领七万兵力,入山西收复大同,并东出井陉和飞狐口,威胁范阳。具体战斗序列如下:

中央禁军:

左右威远骁骑等左厢一万人,其中马军三千,步军七千人,李光进、乌崇福率领;
  右厢一万人,其中马军三千人,步军七千人,李鼎、王兟率领;

地方后备役部队:
  渭北官健一万一千人,马军三千人,步军八千人,辛京杲充率领
  朔方留后蕃汉官健八千人,马军八百人,步军七千二百人,任敷、浑释之率领;
  鄜坊等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杜冕率领;
  宁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桑如珪率领;
  泾原防御官健二千人,马军五百人,步军一千五百人,阎英奇率领。

蕃汉部落兵一万人,马军五千人,步军五千人,慕容兆与新投降首领突厥奴赖率领;

这些部队除了最后的部落兵属于挂帝国旗帜的账面数字,多半用不上外。其他六万部队,大多是新募集的士兵,是三年来,唐帝国在关中和西北努力募兵的成果,这是帝国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然而,对于这份家底该如何使用,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据说又是由于死太监鱼朝恩的反对,皇帝亲自下的诏书,最终竟然成了一张废纸,没有生效!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份诏书里提到的战略,这不就是四年前李泌战略的翻版吗(详见第二十一节)?当时导致李泌的战略不可行的根本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显然并没有,那对于皇帝来说,这仍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执行的战略。

皇帝现在的诉求,和四年前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立即、迅速打通洛阳到开封(汴州)的线路,只要这个“脊髓灰质炎”不能治好,帝国就没有办法睡一个安稳觉。在这层背景下,皇帝又怎么可能真的放郭子仪出山,去执行这个对帝国来说如同慢性自杀的战略呢?所谓的鱼朝恩反对,大约不过是肃宗不想承担责任,不想直面舆论,放鱼朝恩出来唱了个双簧罢了。

随着760年十一月江淮刘展叛乱,帝国苦苦憋着的一口气终于崩塌了,刘展的叛乱不仅仅让帝国的赖以生存的税收重地东南,陷入巨大的混乱与破坏,也让中原不得不从河南战场抽调精锐的辽宁军区(平卢)田神功部南下,更让坐困洛阳一年多的史思明重新燃起了希望: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兗郓,恭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我们从图上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史思明认为刘展的叛乱是天赐良机,决心要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燕帝国的部队已经从四面八方逼近叛乱的江南,一面堵截唐军,一面声援叛军。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中央已经是山穷水尽,绝不可能再养着李光弼的部队吃干饭了,于是五年前哥舒翰含泪出征的的一幕再次重演,帝国中央不断的催促,强逼李光弼离开险要的河阳,火速出战。

终于在上元元年,即公元761年的二月,李光弼只留下李抱玉少量部队镇守河阳,率领二万朔方主力、与陕州卫伯玉部一万左右部队,以及帝国增援的鱼朝恩部约二万后备役部队会合,一共大约五万大军,南下洛阳与燕军决战。

可能有细心的朋友会有疑问,几个月前,帝国在关中还组建大军,号称有七万部队要授权郭子仪东出山西,为什么现在要洛阳决战了,最后却只增援了二万左右部队给前线的李光弼部呢?

原理很简单,给郭子仪画饼的时候的七万人,是三年来努力募集的总的编制,实际的兵力调派不可能所有编制都能调到前线。何况有了灵宝之战、相州会战的教训,帝国高层也明白了,互不统属的部队,尤其是这种新募的民兵级别的部队,多了其实也没用,一次性把刚攒下来的家底,要是都打碎掉,那么帝国也就很快要玩完了,所以拿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底,对于前线其实已经够用了,万一又碎一次,手里好歹还有最后一点本钱。

上一节我们大致估算过,燕军进入洛阳部队大约五万,但是有很多降军,一年多来,以平卢为主的各路降军复叛,部队战斗减员也较多,又派遣了一万五千东进骚扰江淮,此时正规军大约还有二三万,算上河北根据地的补充,燕军部队此时最多也就三四万左右。燕军相比唐军,数量上处于下风,因此决战地点的选择至关重要。

如果燕军与唐军在河阳附近作战,那么唐军就可以以少量部队坚守河阳,燕军就会面临被两面夹击的风险。因此燕军从河阳城外,主动后撤,退出河阳南边的邙山地区,撤退到洛阳北边的平原地带,以充分发挥燕军骑兵优势。唐军则在主力合兵以后,南下越过邙山,双方在洛阳城北、邙山南部边缘地带,展开决战。

唐军虽然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一定优势,但是李光弼部有朔方军的一贯特点,向来更善于守城与利用工事作战,何况唐军数量虽多,却是朔方军、西域军、王思礼关内各残部,以及新募中央预备军的杂牌组合,野战时的协同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因此,当双方主力相遇的时候,李光弼打算将部队驻扎在北边的山地上。这样的布阵策略,可以保持居高临下的优势,同时万一战斗不利,队伍可以沿着丘陵北撤,燕军骑兵进了山区后,行动不便,追赶起来就会有较大困难,就可以最大限度控制部队损失。

然而,李光弼的战术部署,却遭到了朔方大佬仆固怀恩的坚决反对。仆固怀恩认为,部队驻扎在山上,就意味着机动性变差,协同困难,燕军就可以根据唐军的阵型部署,针对性的迂回和攻击,唐军表面上立于不败之地,但面对精锐的燕军和史思明这样优秀的指挥官,也意味着立于不胜之地。要打仗那就应该是冲着打赢仗来的,哪有冲着打输了输得少点去的道理?因此仆固怀恩认为需要将部队部署在平原地带,正常布阵。

双方的战场部署各有道理,我们从局外来看,其实很难说谁对谁错,正常来说,这种军事上的高度专业性的争执,需要指挥官们充分讨论,最终得出一致的结论。
    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正常,李光弼作为主帅,坚持要把部队部署在山坡上,仆固怀恩却自认为自己才是朔方军真正的老大,你一个空降兵懂个球球?李光弼则认为,仆固怀恩是朔方军的地头蛇,而且是最毒最坏的那一种,我李光弼不能坚决打压你仆固怀恩的嚣张气焰,我就没法在这朔方军当老大。

于是史思明在战场上一边布阵,一边观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离奇的一幕,唐军大部队刚刚在山前列好阵,一会又跑回山上去了,过了一会又跑下山来了……这是因为仆固怀恩坚决不服从上级命令,坚持要把部队部署到平原上,李光弼以朔方军总司令兼三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下令把部队移回山上去,仆固怀恩却又下令把部队再移回来,

两个最高级将领,在敌人尽在咫尺,已经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居然如此儿戏,完全不把数万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朔方军的地盘是河套平原一带,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宁夏和黄河北岸的内蒙古一带,这里的部队构成其实和河北一样鱼龙混杂,有大量来自蒙古草原与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部队加入唐军。所以朔方军和河北与西北军一样,部队都存在蕃汉之分,少数民族部队与汉族部队在数量上大体是对等的。

郭子仪之所以能成功的掌控朔方军,离不开以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蕃将们的通力支持,而帝国中央为了更好的限制郭子仪的权威,也积极扶植仆固怀恩。唐帝国和回纥达成战略合作以后,帝国就一直把回纥这块的联络协同和指挥,从郭子仪身边剥离开来,完全交给仆固怀恩一系。有意无意的,帝国中央总是会将朔方军中的蕃、汉部队,分割开来,分别对待,形成蕃军以仆固怀恩为首、汉军以郭子仪为首的局面,制造分裂。

帝国的掺沙子战术,在剥夺郭子仪兵权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鄴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违拒朝命,是反也,其可乎!”……用济乃止。

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

郭子仪去职后,以张用济为首的汉族高层将领,坚决反对李光弼空降接管朔方军,打算武力驱逐李光弼,正是仆固怀恩代表蕃兵坚决反对,才让李光弼有机会站稳脚跟,清洗张用济。

然而,仆固怀恩之所以支持李光弼接手朔方军,并不是因为他和李光弼关系好,而是因为他乐得郭子仪去职,让自己成了朔方军事实上的老大。但是李光弼到来后的作为却让仆固怀恩大失所望,相比于郭子仪的长袖善舞,李光弼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李光弼向来以凶狠到无法无天著称,刚刚接手太原军区,就把皇帝已经任命,相当于给他当政委的崔众给当众斩首。

这样天王老子都不顾的家伙,怎么可能尊重仆固怀恩在朔方军中的地位呢,一到位就来个严肃军纪,要彻底抓住军中大权:

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对此,同样是强硬派的仆固怀恩自然是不会给面子:

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所以,李光弼空降朔方军后,空降兵和地头蛇的矛盾,一直激烈存在,到临战时终于彻底爆发。此时表面上是在哪里列阵的分歧,背后是展示对于部队的控制权的殊死博弈!李光弼毫不犹豫展示主帅的权威,仆固怀恩也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李光弼,在朔方这个地盘,我说的话才好使!

唐军的异动,很快就引起了史思明的注意,史思明一个当皇帝的,手下的拥军大佬一茬又一茬,怎能不理解唐军指挥官的这些龌蹉呢?史思明于是采取了一个奇异而又异常大胆的战术,他以七百长枪兵(长戟兵)为前锋,背后跟着大约二三千持刀的轻装步兵,向仆固怀恩部方向移动,而骑兵部队则放在后面,按兵不动。

长枪兵是一种对骑兵非常有效的部队,仆固怀恩部又是蕃兵(少数民族部队)为主,骑兵居多,这样的部署自然可以有效克制仆固怀恩部。但是,长枪兵抢身非常长,一般还要身披重甲,移动速度非常慢,后面又跟着轻装步兵,正常情况下,移动时会失去对远程弓箭的防御能力,远程弓箭部队,可以迅速予以巨大打击。

所以一般这样的部队组合,都是用来坚守阵型的,不会拿去当前锋使,可偏偏这个时候,仆固怀恩和李光弼在大闹战场,部队一片混乱,毫无阵型可言,射手们也不可能进入位置,展开攻击。此时,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大约都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燕军的骑兵身上,而面对燕军三千左右的步兵的移动,大约认为这种弱点很明显的移动,肯定只是为了布阵,没有冲锋的意图,再加上两人此时肯定距离较远,因此很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危险,仍然在各自较劲。

结果,燕军缓步逼近到一定距离后,突然加速发起冲锋,仆固怀恩和李光弼大约都没料到这一手,阵型乱作一团,燕军精锐骑兵和后备部队随后发起冲锋,虽然燕军隔得很远,可是唐军主力骑兵被克制他的长枪兵牢牢的黏住,根本无力驱赶燕军骑兵,而唐军一来前敌部队阵型混乱,二来卫伯玉、鱼朝恩等部杂牌部队与朔方协同上,肯定也无法完全顺畅,导致其无力抓住时机,攻击燕军的巨大弱点,结果在燕军随后而上的一波波的冲击下,迅速溃败。

邙山之战,是唐军继灵宝之战、邺城会战之后,再一次尝到了杂牌部队的苦果,由于部队之间的互不统属,部队缺乏统一的核心,因此往往各部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发展到不惜在千钧一发的战场上内讧!而燕军指挥官史思明,充分体现了顶级指挥官的风采,抓住唐军的漏洞,迅速调整部署,以大胆的,违反教科书却最适合当前战场态势的罕见战术,果断出击,取得了一次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

邙山之战,战报记载是死亡数千人,一般战报不明说到底几千,只说数千,多半就是超过五千的意思,古代战斗伤亡比例比现代低点,也至少是一比一,所以伤亡人数一万好几,战斗减员至少超过一万。更关键的是,燕军冲锋面对的是仆固怀恩的唐军朔方精锐,唐军的最主要的损失肯定也来自朔方精锐,至此,经过陈涛斜、永丰仓、清渠、相州和邙山的历次大败,当年四五万的精锐朔方老兵,剩下的可能不过一两万人了。这股唐军最精锐部队的损失,让唐军短时间内失去了进攻燕军的能力。

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邙山之战,唐军丧兵失地,陷入困境,其经济上政治上眼看又一次濒临崩溃,然而,还没等唐帝国崩溃,燕帝国自己却突然间先崩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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