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振华:归侨的诉说

真实的记忆——“年轻归侨的诉说”:那个年代我们“老三届”也是运动的主力军,我们都扮演过不同角色,然而这个归侨却扮演了……

几度风雨几度愁,

路漫漫兮各所求。

人间多少苍桑道,

热血何以付东流。

在小区前的八米路上,一个使我感到既久远又熟悉的一声“老侯”,在耳边响起,我本能地回过头来看到一个站在马路边上,怀抱小女孩的老头子,微笑着频频向我招手。我立刻从我的潜意识里,毫不犹豫地发出“啊,这不是老林么?”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接触过的外国人。我顺便说:“你还是那么精神”,他也顺口回答,“你也没有多大变化”。我心里知道那不过是一句客气话。我和老林分手时也不过三十多岁,如今已是奔七十岁的人了,那能没有变化呢?我问他怀里抱的是谁的漂亮姑娘,他说是他的外孙女。他回答的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名正言顺,又那么自然而然。说话间,小姑娘似乎是遇到陌生人,害羞地将头扭过去,紧贴着老林的脸,深深地埋在她爷爷的肩背上。老林用手指着自己背后,有着两扇朱红大门的院宅说,这是我女儿的家。冬天冷了,她家暖气好,害怕我们受冻,硬是叫我们住在她家。我说:“老林那,你真是有福气,儿女们都那么孝顺。”他笑着说:“托邓主席的福,托共产党和政府的福,”听到了老林这句发此内心的肺腑之言,不由得我回想起那个不眠之夜。

七十年代中期,那个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那场运动也告结束。紧接着就是全国拨乱转正,平反冤假错案。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我听说我们企业分来了一位外国人,这使我感到非常惊奇。那时候虽然运动结束,但作为文化大革命直接参与者的我,(老三届学生)其脑海里的阶级斗争意识和极左思潮还远没有清除。我虽然从没有接触过外国人,甚至于没有直接见到过外国人。那外国人到底是啥样子?白色的?黑色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这都是在电影里留下的印象。大凡只要提到外国人,我想到的便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敌特分子。甚至于还联想到微型发报机,装在眼睛里的微型照相机等,所以,我便以十分猎奇的目光,时时注视着上下班的人群,寻找着不同于中国人种的那个外国人。那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一个看起来有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手里拿着后勤科开的通知单,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我的房间。那个人瘦瘦的个子稍高,身板倒还挺直,面部有些显老。使我想不到的他就是我时常寻视的那个外国人。他的形态,外貌,肤色,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他分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人么。从他那生硬的普通话中,我能听出他绝不会是本地人,好像有广东口音。我热情地帮他整理床铺,给他倒洗脸热水和开水。他一个劲地接连不断地说,谢谢啦,我自己来吧。除此之外,这个外国人很少说话,和他进行交流很困难。一是我的普通话太土,他听不懂,二是他的口语也很难懂。我问过他是那里人,他回答很含糊,只是说是外地的。问他家里情况,他只说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在和他的多次交流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他有那么多的难言之隐。好像他很讨厌或不愿意谈自己的过去。我为了能和他拉近语言距离,我努力地说着,半土不洋的晋南口音普通话,寻找一些社会的,文化的,或者一些文革中的话题和他聊天。发现他很没有兴趣,甚至于还有些反感。他不是有意把话题岔开,就是闭着眼睛装瞌睡。总之不愿和我往下聊。我为了打动他,我坚持不懈地向他献殷勤,每天早上,早早起来打热水,打扫卫生,甚至于替他打饭。很多时候还装出十分忠肯的行为,和他多次聊到我的生活,甚至于谈过我的隐私。终于有一天,也不知道是我的行为打动了他,还是他认为我是一个可靠的知己,那天晚上,我记得是一个周末,他给我谈了他的一切,他谈的很细,很多,他谈了他的少年,青年,现在……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流泪了。一连几个晚上我一想起来林的遭遇我就迟迟不能入睡。

那天晚上,我靠在床头的被卷上,林也靠在他的床头的被卷上,我两单人床间仅有一米距离,我看到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一会功夫,我发现他将手中的照片,缓缓地放在自己的胸口,仰起了头,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两只眼角不断地滚下豆粒大的泪珠。他分明是在沉思,在回忆,在追寻往事。我在他的对面,看到他那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几行外国文字。我问他看的是谁的照片,他将照片递给我,告诉我,照片中的那个小姑娘是他的初恋,他俩是同班同学,是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姑娘。我接过照片,发现照片中是一对青年男女学生,照片虽然陈旧,甚至于还有破损,却没有影响到这对青年男女的一丝一毫的容貌。特别是那位马来西亚姑娘的一双大眼睛,犹如两潭秋水,一尘不染,清澈见底。我反复将照片中的男青年,和对面的林进行对比,显然就是林的造型。林顺手抽出背后的枕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是很复杂,却涵盖了他那悲伤的前半生。

林说,他是个马来西亚人,他的祖父原籍是中国广东梅县人,那年,他跟着村里人下南洋,飘泊于东南亚一带,最后落脚于马来西亚。后来在那里经商做生意,生下他的父亲。当年生意做的很出色,有了钱,生意越做越大,开了家百货商场,父亲长大后,继承了祖父的遗产。由于受前辈中国文化影响,以诚信为本,其公司员工发展到八十多人,成为当地有名的华裔富商。并和一个马来西亚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先后生下了他姐弟二人。那一年,他十六岁,正上初中,并有了他的初恋,这时的他,正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学校时常收听有关中国电台广播。在社会上经常读看一些有关新中国的报刊文章。特别是那些像“祖国人民翻身做主,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享受着高度的民主,人民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高朝一浪高过一浪,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等等激动人心的宣传。号召世界各地爱国侨胞积极回国,参加和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出力。这些宣传和报道,激起了他们华裔马来西亚学生的满腔热血。他们下决心回国为祖国出力。于是,他们很快联络了在校的六个华裔学生,不顾父母的阻劝,毅然决然离开马来西亚。林说,他临走前,父母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告诉他,说他是林家唯一的男孩,要回祖国不是不支持,要他将来一定要回马来西亚,继承父辈的事业和遗产。林说他们临走前,又匆匆地和女朋友照了一张照片,并告诉女朋友他很快就会回来。林说,他们共六个热血青年学生,带着简单的行李,先游览了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五国,然后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

林说,他们六人回国后,政府将他们和其他归侨一起,被分配到广东一个华侨农场,从事农林及养殖作业,每天除了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就是政治学习。单调的生活节奏,严格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使他们心里感到,和他们离开马来西亚回国前的想象,格格不入。自由民主,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内容截然不同,他们感到难以适应。于是他们产生返回马来西亚的念头。他们那里知道,要返回马来西亚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几个初生之犊,商量着准备偷越国境。那天,他们几个人,偷偷地跑到国境线上进行观察,发现在国境线的铁丝网上,有不少能让人钻出去的破洞,显然平时也有人偷越过。他们把破洞的地方记了下来。那天他们趁着夜深,几个人什么也未带,分别悄悄的溜到铁丝网的破洞处,准备偷越,哪知铁丝网上拴着许多铃铛,梢一碰,就响了起来,几条警犬立马扑了上来,将他们扑倒在地,那警犬训练有素,并不下口,但他们都不敢动,稍一动,警犬又扑上来。很快来了几个背着枪的边防巡逻队员,将他们带回哨所,后来又将他们交给华侨农场。在那个“分子”到处有,“帽子”满天飞的阶级斗争年代,他们进入到“分子”行列,行动受到了非常限制。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所谓的“特务”间谍”和偷越国境的“里通外国”敌特分子,成了群众专政的重点对象。受尽了人世间非人的折磨。白天在看管人员的监督下,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和检讨,时时受到红卫兵的殴打和辱骂,带纸牌子游街成了家常便饭。硬逼着他承认是潜伏在国内的间谍特务。甚至于无中生有地叫他交出,密秘联络点和电台,发报机等。后来被专政机关逮捕,再后来,他被一列罐子车,秘密发送到一个劳改煤窑去挖煤。几个月后才知道他挖煤的地方,原来是几千里之外的山西晋城。那年他才二十几岁。好在身子也没有大毛病,所以在煤窑里,他一方面狠劲地挖煤,时时处处在危险的层面去表现,事故中总是冲在救人的最前面,一方面他不顾脸面地去讨好队长(也是犯人),目的就一个,好好表现,提前出狱,争取能给父母报个平安。可谁知道在那暗无天日的艰苦劳动中,度日如年,整整熬过了十个年头。好在挖煤过程中也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那个队长,也成了他的知己,因此还没有多人欺负他。他说,那个队长是临猗人,原来是县公安干警,在破案中,有人举报他和犯人家属有染而被捕入狱,后来也发配到这个煤窑劳动改造,任命为队长。那一年,突然宣布将他释放,同时那个队长被也宣布释放。那个队长见他无处落脚,便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临猗县。这时他才知道,原来是那个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的冤案平反了。就是那个队长,给他在当地介绍了一个农村女人,年龄比他大好几岁,前些年她丈夫去世,留下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妻子。他说他刚到这个女人身边,就感觉到这个农村女人,就像是老天赐予他的,是天下最善良的女人。他将自己的遭遇,如实讲给这位女人听,她不但对他的遭遇,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同情,而且对他付出了意识中的爱。就是这个女人,毫不顾虑地将三个孩子的姓改为姓林。时时用一个成熟女人的心,去温暖他那伤痕累累的心。三个孩子虽然都未成年,却都很尊重他,特别是孩子们那亲切地叫爸爸声,足以使他感到幸福到永远。这里分明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他的青年时代,就是在一场恶梦中度过的。 他觉得那场恶梦就那么的漫长……漫长……当梦醒来时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

林说,他很快去广东那个华侨农场办理手续,到原单位后,他才在朋友处,见到了多年来,由马来西亚家里发来的信件。林说,他原来在农场,每年要给家里发许多信,那时虽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很长,而且向国外发的信要经过政治审查,但终究还是能给父母报个平安。自从入狱后,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通信的权利,再没有向家里去过一封信。在那厚厚的一踏来信中,他才知道,自从他和家里失去联系后,他的父亲一卧不起,他的母亲思儿心切,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积郁成疾,他的姐姐不断寻求朋友帮助,在香港大公报,上海文汇报等媒体刊发寻人启事,但都如泥牛入海,寥无音信,后来他姐姐花重金托各界华人帮助,还是终无下落。甚至于买通官场,同过大陆侨联机构打听,试想,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几亿人口,尽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寻找一个失踪的人谈何容易。后来由于失望,他父亲无心经营生意,事业败落。父母相继离世而去,他的姐姐虽然不断托人寻找无望,最终也失去信心,远嫁他乡。他的初恋阿兰(化名)也因年龄大了,也择婚另嫁。林说,他读着被积压的信件,泪如雨下,实在读不下去了,他很快办完手续,返回了山西和这个善良的女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我曾经问过林,怎么不回马来西亚看看,林说,一是办出国手续很麻烦,二是他害怕对不住妻子儿女,孩子们对他那么地孝顺,经常围在他周围爸长爸短的亲昵,妻子又将全部的爱给了他,所以,他下了决心,永远不离开这个幸福的家庭。

后来我听说,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分别将三个儿女,在所在县城安排了工作,更使儿女们对他孝顺和报恩,现在儿女们都成了家,孩子们和他之间,已不存在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他们分明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怪不得他对我说怀里抱的小外孙女时,口气和语气那么名正言顺,那么理直气壮,又那么顺其自然……

(文章中的情节,在当时的现实中多有相似,若有雷同,纯属巧合,敬请谅解)

(2021年8月于运城黄金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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