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述林》：鲁迅善后瞿秋白身后事

1932年春末夏初，瞿秋白和鲁迅在上海北川公寓会面，他们由此相识相交。在此之前，他们已有书信来往，互以“最亲密的人”和“敬爱的同志”相称。1934年1月，秋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江西瑞金。路途迢迢，鲁迅一直把秋白的安危系于心上。秋白被俘罹难后，鲁迅悲痛欲绝。尽管鲁迅已在病中，依然倾其精力，为亡友善后，编辑整理其译作成《海上述林》，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壹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因病而留在了上海，他很快与茅盾、冯雪峰、夏衍等相见，进入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圈子。次年春末夏初，经冯雪峰的介绍，秋白见到了鲁迅。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已有书信往来，秋白称鲁迅是“最亲密的人”，鲁迅称秋白是“敬爱的同志”。

秋白是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9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四次接纳秋白夫妇，给他们提供安全的避难处所。

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女儿瞿独伊在莫斯科合影

秋白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重新经营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园地，写了很多篇精彩的文字。1934年1月4日，秋白与鲁迅、茅盾话别。根据中央的指示，他要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江西瑞金。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战略转移，也即长征。秋白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政府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

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后，国民党以十万大军全面清剿中央苏区，秋白以病弱之躯与清剿之敌周旋。1935年2月24日，已是精疲力竭的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4月10日，经叛徒指认，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4月25日，被解离上杭押至长汀，再经叛徒指认，确定冒名林琪祥者，乃二万大洋通缉的共产党要犯瞿秋白。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秋白也曾是国民党“高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宋希濂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读过秋白的著作，听过秋白的讲演，仰慕秋白的人品学问。宋希濂下令改善秋白的囚禁生活，换一间大的房间，提供笔墨纸张和应手的古籍，备书桌一张；换新的裤褂和鞋；伙食标准按36师“官长饭菜”，另供烟酒；每天可在院内散步，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照料；从师长而下对秋白一律以“先生”相称；不得用镣铐和刑具。宋希濂想借此软化秋白，让他归顺国民党。

瞿秋白

几十年后，宋希濂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他最后一次提审时，特意提醒秋白：处在现在的境况下，你时至今日也没有提供一点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不利的。秋白听后心境特别坦然，他说的话犹在宋希濂的耳边：“我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

国民党太清楚秋白的重要性，如果能如他们所愿，那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他们不惮其烦的一次次派人前来劝降，以关心的口吻，希望秋白从家人、亲戚和朋友的角度，慎重考虑解决自己的问题。秋白回答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要戚友考虑。”

他们摇唇鼓舌，费尽心机，仍然徒劳，于是又以顾顺章的事例，劝秋白不要“这样顽固迷信”，归顺后“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

秋白洞察他们的诡计，从容而答：“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劝降不成，蒋介石于6月2日给蒋鼎文发来一道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敌人向秋白出示这道密令，只见他泰然自若，伏案书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押送下，9时20分左右，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从留存至今的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秋白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风采。据一位临场的记者报道：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瞿秋白就义前留影

酒毕，起身前行，行至罗汉岭前养济院侧的一块草坪的正中间，盘足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枪声响了，年仅三十七岁的秋白从容就义，热血殷红了草坪。

贰

瞿秋白前往江西瑞金的途中，得便就给鲁迅去信，这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1934年1月9日：“微雪。……夜得宜宾信。”此时秋白已经启程。1月28日：“星期。晴。……得宜宾信。”此时的秋白正在往瑞金的行程中。“宜宾”是秋白的笔名。1月27日，致信告诉萧三：“一星期前，听说它兄要到内陆去；现恐已动身，附来的信，一时不能交给他了。”“它”即“维它”，是秋白的笔名。“内陆”乃信中隐语，指中央苏区江西瑞金。

当鲁迅在报上读到红军撤离江西瑞金的消息时，又牵挂起了秋白的身体。1935年1月6日，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嫂平安，唯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仆仆道途”是说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的长途行军，也就是长征。其实，秋白并没有参加长征，而是被留了下来。身在上海的鲁迅当然不知这些详情，以为秋白也已随大军转移。

1935年2月24日，秋白被俘，他以林琪祥的姓名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写信。给鲁迅信的大概内容是：“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了，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周建人也收到了几乎相同内容的信，周建人回忆：“他（瞿秋白，作者注）讲天气冷了，他在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钱；最后他讲到，只要上海有殷实的铺保，这里可以释放。”至于为何用“林其祥”的假姓名，周建人说：“我和鲁迅议论过，鲁迅说：'瞿’字上面是双目，目木同音，双木为林，至于'其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的名字。”

秋白来信编造了假履历，意在和亲友统一口径，以诓骗敌人。至于“殷实的铺保”，无非是花一些银钱，就可以安然脱身了。鲁迅读到这封信后，心中十分焦虑。现在的关键是抓紧时间，在秋白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前，做好所有的积极的营救工作。

就在这时，报纸公开发布秋白被捕的消息。鲁迅十分清楚将临的最终结局，为此非常痛惜。1935年5月17日，鲁迅致信胡风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的很。”5月22日，又致信曹靖华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祥情或当托其面谈。”信中所说“那消息”“它事”，指的就是秋白真实身份的暴露。此事凶恶，回天乏力，可鲁迅仍然在尽人力，信中所说“许君已南来”，正是托好友许寿裳从中斡旋，许是蔡元培的秘书，力图通过这位国民党元老在上层设法营救。

在国民党上层讨论秋白的案子时，蔡元培提出在中国，象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对，秋白是必死无疑了。6月11日，也就是秋白就义前七天，鲁迅致信曹靖华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此事对鲁迅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许广平说：“秋白同志被俘及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

杨之华也有相同的感受，她说：“第二天，报上以巨大篇幅登载了秋白被捕的消息，我一看报，知道秋白不能活了，马上派人去看鲁迅先生。那人回来告诉我，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鲁迅心情的愤慨已是溢于言表了，1935年6月24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象。”6月27日，他又给萧军去信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

叁

瞿秋白牺牲后没有几天，鲁迅就和郑振铎、茅盾商议，把秋白的遗文整理编辑成集。秋白的两篇重要文稿：《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秋白生前已售与现代书局，如要编入文集，就要赎回版权。1935年6月24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豫支过板权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他向《译文》编辑部推荐秋白译的《关于莱芒托夫的小说》，“目的是速得一点稿费”。经过一番努力，8月12日，终于筹得款限，顺利的从现代书局赎回秋白的两篇作品。

在检读秋白译的《高尔基小说选集》和《新土地》等时，鲁迅赞不绝口，称秋白“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他曾将日文版的契科夫《死魂灵》译成中文，由于是转译，鲁迅不甚满意。如果秋白能直接从俄文译，那定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想到此，鲁迅愤怒了，他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罪大恶极。”

鲁迅在与茅盾、杨之华商量和沟通后，开始着手秋白遗文的编辑成册的工作。1935年9月11日，他致信郑振铎说：“现集稿大旨就绪，约已有六十至六十五万字，拟分二册，上册论文，除一二短篇外，均未发表过，下册为诗、剧、小说三类，大多数已曾发表。”又说：“关于付印，最好是由我直接接洽，因为如此，则指挥格式及校对往返便利得多。”

从1935年10月开始，鲁迅就抱病编辑秋白的文集了。秋白的译作分为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两大部分。他主张暂不编辑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仅编辑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他和沈雁冰商量文集的具体篇目和编排格式，主张左开横排，分上下两卷，文集命名为《海上述林》。除排版外，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等等，他都一一过问，认真细致。

1936年5月15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说：“它兄集上卷已排完，皆评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刚付印，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发表过，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看了上卷的样书后，他感觉“太'古典的’一点”，“殊漂亮也。”8月27日，他欣喜的告诉曹靖华：“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见，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

书的封面和书脊有鲁迅亲笔写的三个拉丁字母“STR”（瞿秋白笔名史铁儿，作者注），以“诸夏怀霜社”署名出版，“诸夏”为中国义。瞿秋白原名瞿霜。“诸夏怀霜”隐喻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这本书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纸印刷，并配有玻璃版的插图。精装本用麻皮面、皮脊、金顶金字；平装本用天鹅绒做封面，蓝顶，金字。鲁迅也说：“中国没有像这样考究的书出过。”鲁迅还为《海上述林》撰写了广告词，其中说：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惶惶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好书易尽，欲购从速。”

不多日，冯雪峰来了，他拿出两本《海上述林》，对冯雪峰说：“皮脊的送给M（毛泽东），蓝绒面的送给周恩来。”至于原作中的译名的不统一，及“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的中国公谟学院来办罢。”公谟学院即共产主义学院，显然是指让中国共产党来处理，可见十分有前瞻性。

下卷的迟迟不出，使他的期待十分急迫。他致信沈雁冰，让负责书稿排版的美成印刷所经理章锡琛多多催促，以使书稿“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他对排版速度很不满意，告诉曹靖华说：“一下子就是一年，中国人做事，什么都慢，即使活到一百年，也做不成多少事。”生前他终究没有看到下卷的出版发行，这是他的遗憾。但是，他对《海上述林》的存世和传布，却事先做了更久远的考虑和安排。1936年10月17日，也就是他逝世前二天，他致信曹靖华说：

“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拟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而删去上卷字样；因为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心心所系的仍是《海上述林》，要以报纸也即新闻纸印普及本，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宣传瞿秋白，可见他对亡友的情谊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