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的背后故事
周思聪 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 178×318cm 1980年 纸本水墨
7月29日，由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美协、北京画院联合主办的“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是周思聪、卢沉先生的家属将《矿工图》组画、手稿及文献共计53件作品捐赠给国家的首次亮相，是《矿工图》组画自诞生以来最大规模集体面世。
在这样特殊的年份里，对《矿工图》的收藏、整理、研究和展览，不仅是对这件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中重要作品的重塑，更将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大成若缺，瑕不掩瑜，综观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图》组画，不仅在用艺术的方式去揭露日军在华的暴行，而且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深化着自己的思考，作品逐步超越了叙事性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对矿工苦难生活、侵略者暴行的具体表现，而是在追问“战争与和平”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对人性的深层追问，这一切都体现着艺术家的良知、大爱和文化的自觉。
《矿工图》组画构思共9幅，周思聪、卢沉首先合作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但是在之后不久，卢沉便因患肝病而逐渐退出了《矿工图》组画的进一步创作，周思聪以过人的意志与心力独自完成了《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等3件作品。不幸的是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类风湿病，周思聪也不得不停止《矿工图》的创作，所以这是中国画史上一套未完成的大型人物组画，是一曲未谱完的浩浩悲歌。
周思聪 矿工图之三——人间地狱
几经更改的构思与探索
《矿工图》组画最早的立意可以追溯到1966年。周思聪在《历史的启示——关于<矿工图>的创作构思》中曾经这样说：“卢沉首先有了初步的构思和构图，是以旧社会的矿工史为主线展开画面的。这套组画以《背井离乡》开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流入矿山。从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写矿工们的生死搏斗，与厂主、监工、刑罚、瓦斯、饥饿、病痛等的触目惊心的搏斗，最后以《当家做主》的组画为结束”。
文革结束后，周思聪、卢沉决定重新构思创作《矿工图》，此次他们将构思定位于表现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血泪历程，意在唤起时代对于战争灾难的反省，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呼吁、追求“和平”与“人道”的永恒主题。
1980年4月中旬，周思聪、卢沉开始重新创作《矿工图》，为了更好地表现这套深刻而又沉重的绘画主题，夫妇两人结伴奔赴吉林辽源煤矿写生。那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煤矿之一，那里的老矿工最深切地感受着亡国的切肤之痛。
周思聪一行住在矿山招待所，每天徒步走到矿井。矿上每天留下一批老工人，排着队等候画家为他们画像。碰到阴天下雨，老工人会走几里地到招待所看望画家。不论他们穿着如何，身上多脏，周思聪总是让老人们坐在炕头上，她对劳动者的爱和尊重是发自肺腑的，体现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里。周思聪还拜祭了当地一座用尸骨垒砌而成的山，山底下跪着当时有名的两个汉奸。此外，他们还收集了大量的口述文字材料，并到吉林省博物馆查阅日伪时期的历史资料，为《矿工图》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厚的情感基础。
1981年，卢沉先生因为患肝炎病而退出了《矿工图》组画的创作。1983年，周思聪在赴甘肃写生途中被查出患有类风湿疾病，所以在她回京后也不得不放弃《矿工图》的创作。
周思聪 矿工图之一——王道乐土
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周思聪曾在与马文蔚的通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创作进行得不顺利。我珍惜这不顺利。这种逆境往往是令人兴奋的。《王道乐土》接近完成。在一些疑难问题上卡住了，暂放一下。现正在制作《人间地狱》。卢沉因病不能画，我的压力很大。这画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人的气概，我感到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
通过这封信，我们反观作品时有了相互印证的信息。在他们完成的首件作品《同胞、汉奸和狗》的右下角写着“一九八零年七月思聪卢沉画”，而在随后完成的作品《王道乐土》的左下角却写着：“一九八二年三月思聪执笔”。很明显，从1981年开始卢沉在逐步退出《矿工图》的创作。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合作伙伴的周思聪对此是有些埋怨的。“我曾经是那么希望着，共同完成。他毫无道理的冷漠，伤了我的心。”的确，事实是这件作品没能完成。
对此，作为他们夫妇俩的朋友，理论家郎绍君先生有过非常精准的分析：《矿工图》未完成。周思聪自己说感到“力度不够”。我想，这“力度”不是尺幅和笔墨形式方面的，大约是心理上的。作品揭示的历史苦难及其惊心动魄性，需要画家巨大的意志与心理力量。周思聪太多柔肠，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难以忍受从自己笔端流淌出那么深广的痛苦。其实，这“心理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要体验和创作一幕史诗性的悲剧，必定要历经精神炼狱，还要得到一种精神的升华，其中最要紧的是通过对痛苦的承受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感悟——一种比单纯感受痛苦和罪恶更内在深沉、更能触及人的尊严和本质的体验。惟有这种体验才能赋予悲剧以崇高性和精神力度，并超越单纯悲悯的情感。《矿工图》的不足和辍笔，大约与画家未能充分获得这一体验有关。诚然，宁辍笔也不求勉强完成，表现了画家的真诚，也表明她要另行寻找——寻找与自己气质个性更契合的主题和视觉方式。
周思聪 卢沉 矿工图之六——遗孤
曾不被接受的表现手法
当《矿工图》展出时，有些人表示无法接受，说这些作品是“丑”的，人物形象是扭曲的，与当时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完全不符。但在周思聪最初的构想中，她希望展现的就是这种压抑的氛围和沉重的调子。在她的艺术追求中，“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周思聪是北京画院人物创作组的组长，她曾经请求观摩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在等待了3个月后，终于在纪清远先生家中打开了这幅巨作。而这个时间也正是周思聪创作《矿工图》的时间。周思聪没有选用她的老师蒋兆和先生的创作手法，而是分主题进行创作，这在创作方式上更为接近丸木位里夫妇的《原爆图》。在人物形象上，我们不得不说既有蒋兆和先生造型的底蕴、也有珂罗惠支人物的情感与质感，而人物的变形与构成的运用，恐怕更接近于毕加索的手法。
那时正处于一个全新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封闭中国社会的时段，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使得卢沉、周思聪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反思，在新的时期他们尝试探索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形式还要与《矿工图》的主题内容相协调。当时卢沉在中央美院的教学岗位上是一位非常具有革新意识的教师，他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信息接受比较快，而且出于教学目的，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有自己的考量。
在《矿工图》的创作过程中，周思聪会从卢沉那里得到一些艺术语言的参照。最后一张完成的作品《人间地狱》与之前的组画在画风上有很大改变，说明周思聪在延续《矿工图》组画整体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在寻求每一组作品之间的变化，使之更加符合表现主题。
《矿工图》画面中支离破碎的块面分割、几何形的框架以及那些变形人物的叠合处理，均使这些主流意识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趋近于艺术家个体的表现，同时又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感。
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矿工图》组画遭受过多种多样的争议。但不可质疑，这部组画一经诞生便给当时的美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家不仅看到了一组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深刻意义的作品，更看到了他们在艺术本体上的追求——不同以往的人物刻画与变形，全新构成的表现形式。
反观在今天的美术创作中，过多地强调画面的制作而忽略了艺术家本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感悟；过多地参照既定的场景而忘却了中国画笔墨无限变化的可能。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的艺术作品中更多地感受到真情实感，正如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图》一样，画面中的每一笔每一墨都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有感而发，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甚至生命谱写的一曲有关人类大美的赞歌。这也是时至今日《矿工图》依然激荡人心的根本之所在。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执着与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希望《矿工图》组画的研究和展示能够带来更多的启迪，能够使今天的创作者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