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聚焦 | 从标点古典小说看汪原放的时代精神

《出版与印刷》2020年第3期

本期聚焦

题目 | 从标点古典小说看汪原放的时代精神

来源 | 2020年第3期

作者 | 吕满文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59

摘要 | 文章详述了“标点古籍第一人”汪原放在古典文学名著中采用新式标点的初衷及成就,并将其置于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大背景下,阐述其标点工作在引领新文化、改革时代精神、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 | 汪原放;古典小说;新式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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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吕满文. 从标点古典小说看汪原放的时代精神[J]. 出版与印刷,2020(3): 22-28.

20 世纪初的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封闭的社会状态中,统治人们思想的还是封建文化那一套,人们阅读的书目,依然是无标点、不分段,密密麻麻直书到底的文字版面,对于古典文学名著的传承造成了障碍。怎样才能提高人们对名著的阅读兴趣?怎样才能使阅读者领会名著的精髓?此类问题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思考。汪原放就是其中一位,他结合自己阅读时遭遇的困惑,想出解决办法:为古典文学名著标点、分段。初涉这项工作时,困难多、压力大,但汪原放不惧困难,顶住压力,坚持前行,直至成功。从1920 年开始,他先后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多部古典文学名著标点、分段,被誉为“标点古籍第一人”。
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成功,对传统文献的传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直接形成挑战;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从他标点第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算起,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研究汪原放成功标点古典文学名著的文章虽说不少,诸如陈政文的《陈独秀胡适支持汪原放标点古典小说》、安绩常的《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李英的《标点古典名著的开拓者汪原放》、周允中的《汪原放:标点古籍第一人》,等等,但这些文章主要涉及汪原放古籍分段、标点的介绍,以及与胡适、陈独秀父子交往过程的回顾,对于汪原放为什么要引进新式标点,新式标点的成就及新式标点成功后对时代发展有何影响等,学界论及较少,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一、受胡适启蒙,点燃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汪原放是安徽绩溪人,1897 年生于书香世家。5 岁时父亲病故,为了生计,13 岁到了叔父汪孟邹(清末秀才)在芜湖创办的科学图书社,成为一名学徒工。初来乍到的他,对科学图书社的一切都感到异常好奇,觉得这个图书社“有魅力”,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家乡绩溪城里的书店无非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过去的一些“老古板”,而芜湖科学图书社却与之大不相同,有《黄帝魂》《革命军》《苏报》《复报》等当时流行的热门书报,还有许多创作的小说、翻译小说、名人小传等[1]10-12。闲暇之余,汪原放就“泡”在图书社,如醉如痴地读起书来,常常看到深更半夜,要叔父督促才去睡觉。他回忆这段学徒生涯时曾风趣地说,我这个生长在安徽山区的乡巴佬……在叔父书店里当学徒,看到那些代表新潮流的书报,像从井底里跳出来的青蛙,一下子觉得眼前大了几万倍[2]88。汪原放在科学图书社开了眼界,他对未来文化发展事业的追求,可以说就从这里起步。
1913 年,叔父在陈独秀的指点下到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17 岁的汪原放也随叔父来到上海。身处上海,他越发觉得知识的重要性,只可惜自己的“墨水”太少。于是,他想进学校进行系统学习。那时书店经济窘迫,叔父未必能为他拿出这笔学费。为此,他动了点小心思——让别人去向叔父说情。起初,叔父不愿意,认为汪原放这个孩子“不安分”,但在求情人三番五次的说服下,叔父最终同意他进夜校去学习。后来回想起这段往事时,汪原放还说:“实现了多年的愿望,真是天大的乐事”[1]28。从1914 年开始,他到青年会夜校去学习英语,满足了他“我早就想学英文”[1]28 的心声,到1918 年为止,结束夜校生活。4 年的时光,他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特别是接触到了西方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为他日后标点白话古典小说积累了知识。
1916 年,汪原放看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藏晖室札记》,被其中的《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等文章所吸引,非常赞同胡适提出的推广白话、推广新式标点的主张。1917年底,他在胡适家住了一个多月,胡适指导他看《水浒传》《红楼梦》等,他被这些名著所吸引,废寝忘食陶醉其中。名著如此有魅力,他想别人也会喜欢看。只是由于传统名著文字艰涩、密密麻麻,只有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才能欣赏得了,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毕竟是少数,名著处在这样的境地岂不尴尬?怎样才能让读者较为轻松地阅读?如何更好地把握名著精髓?这样的问题时常萦绕在汪原放的脑际,由此,点燃了他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陈独秀曾经愤慨“ 倘谓一国之文化,重在少数人有高深之学,不在普及教育,即使有再多的硕学奇士,也不值得称赞”[3]。汪原放的“火种”就是要为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而着想,让多数人受益。“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提倡新文学, 反对旧文学,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汪原放的“火种”与时代潮流正合拍。
1920 年初,大病初愈的汪原放大胆设想,“要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大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他说,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1]58。这在不了解他的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对于汪原放来说,标点、分段文学作品是深入到骨髓里的主张,只有通过尝试,才能验证自己的主张。
给作品分段和加标点,是西方的书写习惯,汪原放在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勇立“潮头”,争当新式标点的“弄潮儿”,是要学习他人之长,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文化指向,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社会要进步,民族要振兴,用白话文、新兴通俗文学逐步取代无标点、不分段的文言文,是时代的必然、文化的潮流。
二、引时代潮流,率先标点《水浒传》
为中国古典小说添加标点,客观地讲,需要标点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要有耐心、毅力和审美力。1918 年刊出的《新青年》第4 卷部分地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是《新青年》首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尝试。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教育令,然而,要让“舶来品”真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被人们所接受,路程尚显艰难。
汪原放决定在亚东图书馆先行先试,为其他书馆(报馆)带个头。标点之前,汪原放做过核算,对要标点的作品通盘考虑,他“估计自己搞的标点本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我深信自己的工作,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是没有钱赚,我也乐此不疲,愿意为新文化的普及贡献一份力量”[2]89。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把利益放弃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在汪原放看来,凡是与新潮流背道而驰的东西必被淘汰,凡是与新潮流相吻合的事业必能取得成功[2]90。这是他坚信的原则,也是他坚持的动力。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胡适的支持和参与下,汪原放开始试用新式标点符号出版印行白话小说。
1920 年1 月,汪原放首先标点《水浒传》,在标点过程中,遭到了叔父的怀疑甚至反对,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全力以赴专注自己的标点本。他明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那么容易。他一边精读细抠原著,分析判断加标点的位置、分段的层次、章节的划分;一边和大家琢磨成书的体例安排、版式设计、封面设计等,努力使图书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新模样”。为保证标点质量,他还负责初校、二校,并和他人共校三校,力求达到自己满意的标点预案。他常常加班加点,夜里在蜡烛下(房间没有装电灯)校稿,早晨将校对过的稿子送到排版部门改正[1]60。整个标点过程,工作量大、难度高、要求严。正如他自己所言:“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很不容易做好。”胡适也认为“标点、分段确实不很容易。”[1]62 胡适在1921 年1 月23 日给汪原放的回信中鼓励道:“你如此做去,我可断定你得益不少。”[1]74胡适的鼓励,对艰难跋涉中的汪原放来说,是一种坚定支持。
1921 年8 月20 日,经过汪原放和员工们7 个多月的劳作,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翻印的新名著一上市,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对此,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指出:“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这是用新标点翻印旧书的第一次……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4]。陈独秀也为此撰写序文,对汪原放给予鼓励:“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5] 鲁迅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新式标点的不易,“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6]。叔父看到已经出版的《水浒传》样本后,一改过去的指责面色,喜笑颜开地当着大家的面说:原放真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这个老脑筋要不得,原放要得! [2]89 新式标点的推行,尽管不是很容易,但汪原放不仅将“不容易”变成“容易”,更向旧势力发起了挑战,形成了先进思想与守旧思想的对决。
新版《水浒传》取得初步成功后,汪原放又陆续标点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古典文学作品,亚东图书馆也迅速跟进出版。一系列的标点本古典小说的推出,使汪原放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名声大噪,亚东图书馆收益也日渐丰厚。一些出版商看得眼热,纷纷效仿,标点旧小说因而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有些出版商投机钻营,将亚东图书馆的本子改头换面,翻印出版,市场上也因此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者。尽管如此,标点后的古典白话小说的魅力还是显而易见的——看上去舒服清晰,字间有停顿,段间有间隔,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在谈及成功标点了这么多古典文学作品时,汪原放保持着一贯的谦逊,他说,应归功于陈独秀和胡适。即使到了20世纪60 年代,他还几次提到,如果没有陈独秀和胡适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他可能搞不成功,或者说没有那么顺利[2]91
三、迎难而上,潜心七年标点《红楼梦》
汪原放对标点古典文学作品极其认真,他标点的作品错误少,销量好。著名出版家张静庐这样评价他:“为一部小说的校点费一年、半年的时间,十次、八次校对是常有的事”[1]205。我们不妨通过汪原放两次校点《红楼梦》来看看他工作的认真态度。
1920 年10 月,汪原放着手标点《红楼梦》,他以道光双清仙馆本为底本,并结合有正书局本、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铅印本等版本。为什么要同时选用多个版本,他解释说:“本子应多备几种拿来校对才好”[7]140,以尽可能地减少校对中的失误,保持原著风貌。在标点过程中,他经常与胡适通信,请教遇到的问题,甚至还请胡适帮他校看清样,力求标点的完美。他曾在信中这样对胡适说:“我除兄和仲翁(陈独秀)两处,实在无处去请问了”[7]140,以此表达自己对两位大师的歉意和叨扰,目的是向他们请教,提高校改质量。
1921 年5 月,汪原放标点、分段的《红楼梦》历经半年多终于出版。一时间,社会反响强烈,书商纷纷找到亚东图书馆要求订购。面对这样好的商机,亚东图书馆也适时再版,增加了部分内容,纠正了初版中发现的问题。到1927 年,《红楼梦》在原版发行的基础上,包括再版,又加印了5 次,销量十分可观。然而,这些并没有让汪原放太高兴,他有一种遗憾,那就是在他以道光双清仙馆本为底本点校《红楼梦》并已进行到第七十回时,发现胡适那里有乾隆壬子的程排本《红楼梦》(即程乙本)。他认为这个版本要比道光双清仙馆版本更可靠,如果能以这个版本做底本,岂不更好?可是,当时已经校改了这么多,再换本子有些不合适。这事成了他的“一件大不幸的事”,一直牢记在心,总想找机会将这“大不幸”的缺憾补上。
1922 年6 月,他开始以程乙本校改《红楼梦》,为保证校改质量,他于1922 年夏,1923 年夏、冬,连续校读了三遍[8],并用从前标点本作底子,把按照程乙本改的地方,一齐誊过去。边抄边校对,抄完了再校对,工作量非常大,即使干得腰酸背痛,也没有出现漏抄错抄现象。1927 年11 月,经过几年的忙碌,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重排本终于出版。汪原放在两万多字“校读后记”中,详细说明了该书的校勘过程。比方说,如何斟酌是非,择善而从;如何厘定前人得失,增删补改;如何选用版本,鉴别优劣,等等。胡适为此专门写了《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他特别讲到“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新序”[9]。胡适的话对于辛苦了数年的汪原放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重排本发行后,再次赢得读者的喜欢,截至1948 年10 月,共再版8 次,成为了20 世纪20 年代至50 年代间最为流行的一个版本[7]148
四、新式标点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汪原放在剖析古典文学作品无标点弊端的基础上,将为其标点作为自己的事业且一举成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释放时代精神,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新方向
汪原放为古典文学引入新式标点,曾受到种种非议和阻力。一定程度上讲,他进行的是一场文化革命的斗争。这场斗争有来自传统的荆棘,也有来自现实的锋芒;有来自外界的嘲讽,也有来自内部的指责。但汪原放坚持标点不动摇,硬是凭着自己矢志不渝的精神,最终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场胜利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胜利,是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新方向,使中华文化汇入世界发展潮流的胜利。
对于汪原放取得的成绩,胡适在给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信中说“他(汪原放)对于标点校对是很内行的。他虽不能自信标点古文旧书的水平很高,但他对于校看别人的标点,整理行款,或标点白话与清浅古文的书,他的经验是很可贵的。”张静庐也讲:“谨慎独步的亚东图书馆,仍在胡适之先生的协助之下,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造成铅粒的‘亚东版’。对这‘亚东版’的谨慎工作,我们不能抹煞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1]200-204 当代书评家、上海《书城》杂志前主编倪墨炎先生也评价其“是一位属于‘人虽死了却活着的人’”。这些语言是朴实、中肯的,汪原放受之无愧。亚东图书馆在汪原放主持之下,将新式标点符号大规模地投入出版工程,确如书的广告语中所宣称的——“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汪原放就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代表。
2. 开创阅读新时代,形成文明进步的氛围
汪原放标点的古典文学作品,虽说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改变,但这种改变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用西方的新思潮,对抗中国的旧思想,是开启民智的方法之一。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逊于内容上的变革,它使旧的出版物慢慢萎缩,并逐渐淡出市场;使新的出版物逐渐成为读者的新宠,进而在全社会生根发芽。
亚东图书馆在汪原放的引领之下,成了旧中国第一家出版新式标点白话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一系列新式出版物,改变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播接受的途径,也开启了一个阅读的新时代,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对推行传统教育,促进文化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独秀在其所撰写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讲过:“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10] 汪原放的工作就是在为人们创造文明,表面上它带给人们的是阅读上的便利,深层次的含义却是文化的革新,它提升的是国人的文明修养,推动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氛围。这种影响可能汪原放也不曾预料过,但社会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3. 推动“红学”研究
新式标点的成功运用,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汪原放校改《红楼梦》,标志着用现代方法处理小说《红楼梦》文本的开始;同时,其以程乙本为底本成功标点的重排本《红楼梦》后来还成为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范本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开启了“新红学”研究之风。重排本《红楼梦》不但加深了“红迷”对名著的兴趣和理解,使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还促进了国内研究者与海内外红学会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研究质量,开拓了研究视野,推动“红学”研究走向深入,成为显学。
五、结语
汪原放一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在其80 余载的生命历程中,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独立标点了《水浒传》《红楼梦》等19 部小说及戏曲作品( 其中一部分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另参与标点了《三侠五义》等7 部作品,还翻译并出版了《伊索伯的寓言》《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等20 多部外文小说[11]
汪原放整理标点的出版物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传统文献的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成功有社会大背景的因素,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和对古代小说的褒扬,坚定了他下大气力整理古典小说的勇气;更有汪原放把握机遇、潜心新式标点的艰辛付出,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都凝结着他的心血。正如苗怀明所言,时代文化新风,为汪原放的新标点本小说作了良好的铺垫,但这只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和基础,能否抓住这一良机,则需要个人的眼光和智慧[7]134。而迎难而上的勤奋耕耘,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是良机之下践行标点梦想的真正考验。标点本成功了,梦想实现了,传承文化的使命也得到了张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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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2] 陈政文. 陈独秀胡适支持汪原放标点古典小说[J].编辑学刊,1987(4):88-91.

[3]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85.

[4] 胡适. 胡适文存1[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358.

[5] 陈独秀. 我之爱国主义[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228.

[6] 鲁迅. 鲁迅大全集[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269.

[7] 苗怀明. 风起红楼[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朱洪. 胡适与《红楼梦》[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69.

[9] 胡适. 胡适文存3[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235.

[10] 贾兴权. 陈独秀传[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76.

[11] 俞晓红.20 世纪徽州文化名家评传[M].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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