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与包装 | 汉文正楷字体小史
《出版与印刷》2020年第2期
印刷与包装
题目 | 汉文正楷字体小史
来源 | 2020年第2期
作者 | 雍琦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37
摘要 | 文章追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正楷活字——汉文正楷——的历史，探讨书写和印刷字体在阅读习惯和审美上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同时反映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致力于发展民族出版印刷事业，在弘扬和保存中华文化的事业中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 | 郑午昌；字体；汉文正楷；汉文正楷印书局；上海出版史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雍琦. 汉文正楷字体小史[J]. 出版与印刷, 2020(2): 54-60.
“书写之体与印刷之体截然分离，读非所用，用非所读”，这是近百年前的一位有心人对于出版物中宋体字一统天下而发出的慨叹。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他起而行之，设计字体，铸造字模，创立书局，以楷体字印制出大量出版物。这一番努力，在社会上造成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楷体字既方便阅读，又符合书写习惯，实现了“读其所用，用其所读”的理想，最适合启蒙阅读习字，因此被当时的教育部指定用作印刷教科书的字体。在现代印刷术起步之时，自行设计铸造铅字字模，打破了外国人对印刷术的强势垄断局面，因此被蔡元培先生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1]。
这位有心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郑午昌。他所设计铸造的字体，名为汉文正楷，他所开创的事业，名为汉文正楷印书局。
郑午昌的一句慨叹，引出了一项大事业。为何他会发出此番慨叹呢？这还要从出版史中的“写刻分离”说起。
一、写刻分离的缘起
近代以来，长期在出版物字体占据优势地位的是宋体字。宋体字虽然名中带“宋”，但出现和得名却是在明代。清初学者钱大镛曾说：“古本均系能书之士各随其字体书之，无有所谓宋字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2]蒲松龄在《聊斋笔记》中也说过：“隆（庆）、万（历）时有书工专写肤廓样，谓之宋体。刊本有宋体字，盖昉于此。”
宋体字横平竖直，字画一律，既便于阅读，又利于刻板，使得刻字效率大大提高，是古代刻工的一项伟大创新，但自明清以来却一直受到诟病。很多人说它机械呆板，有形无神，如清代中期学者也是著名书法家的钱泳就说：“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近时愈恶劣，无笔画可寻矣。”[3]晚清时期的版本学家叶德辉也说：“明中叶以后，于是专有写匡廓宋字之人，相沿至今，各图简易。”[4]35这其中固然有士大夫轻视劳动人民创造的因素，但在美学上也确实有它的道理。
与宋体字相对的，是所谓软体字。软体字的名称起于清代，“指手写上版的楷书字，是相对于平正呆板的所谓‘匠体字’而言的。清代言刻本者方有此称，又称‘楷体字’”[5]。软体字是一种统称，不明确指称任一单种字体，只要是“手写上版”的字体，均可称软体字。宋元两代刻书，各家字体都有。宋刻字体尤以欧、颜、柳为多，明人谢肇淛总结宋版书字体特点说：“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6]叶德辉也说：“宋时刻书，多欧、柳、颜体字，故流传至今，人争宝藏。”[4]154元代则因为士大夫竞相学习赵孟頫书体，因此当时“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4]173。
晚明宋体字兴起以后，软体字并未立刻衰落，在此后二百多年时间里，两者并驾齐驱，各擅胜场。但总的来说，软体字对于书手、刻工的要求均较宋体字高出许多，工价也较昂贵，故而日渐稀少，“自咸丰以后，软体字难得一见，刻版几乎尽用硬体字，盖其时能雕软体字之刻工已甚少矣”[7]79。
宋体字的流行牺牲了印刷字体审美上的丰富性，甚是可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在国内兴起的汉字新印刷术。
二、汉文正楷字体的创制背景
我国铅印汉字初创之始，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处处受制于外人，字体的设计、字模的铸造，也不例外。19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因刊印中文《圣经》的需要，谋求利用近代印刷术改革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他们用西洋制造铜模铅字的方法，制成汉字的铜模，但是“此种字模稍觉笨拙，当时除教会书之外，应用极少”[8]274。19世纪中后期，日本筑地式铅字传入我国，称“筑地体”，经过改良后，通行于国内。这种字体，连同另一种日本字体“秀英体”，均仿照晚明的宋体字设计，“因其字体为明人所书，故日人称之为‘明朝字’”[9]262。这种字体逐渐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在印刷界称它为‘老宋体’”[7]77，它虽然易于书写，便于刻铸，而且有成套大小不同的七种字号，但“好古者憾其不精审美，习而生厌”[9]263。
随着国内出版印刷业的日趋成熟，这样的情况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后来创制“聚珍仿宋活字”的丁善之就说：“年来铅字盛行，梓人一职，或几乎息。顾坊间所用铅字，多系来自日本，转制以成肤廓之宋体，以云版本，殊不足登大雅之堂。”[10]近代著名藏书家董康也指出，“自泰西浇版铅活字法流入中华，而活字形体乃一成而不变。号称宋体，板方呆滞，实即自明迄今坊肆沿用之书帕体也”，比起匀整有致、垂范书林的两宋精椠，真是“瞠乎远矣”。[11]当时更有人将印刷书籍的字体设计，提升到建设现代文化事业的高度，“元明以后，除私家精刻多用当时通用之楷书外，其普通印刷，概袭用宋体，未曾改进。故印体与写体，别为两途，读书与写字，亦遂发生隔膜。改良印刷字体，在现代文化事业中，实为万不容缓之要图”[12]。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好事者敏求于古，开始从本国悠久丰富的雕版史中寻找设计灵感，国人创制的铅字字体登上历史舞台。有学者统计，20世纪前期，有21个企业或个人，开发了34种金属活字字体，其中仿宋字体15种，楷书字体14种，占总数的绝大多数。[13]其中创制时间最早、配套最完备、影响最大的楷书字体，正是汉文正楷印书局的“汉文正楷”字体。
三、 汉文正楷字体的创制原因
“汉文正楷”字体，是著名的画家、美术史论家郑午昌在1930年左右首创的。他创制这种字体，既有审美学方面的考虑，也受民族自尊心的激发，其中过程，真是一波三折。据陈定山20世纪50年代回忆：
向上滑动阅览
现在印刷所差不多都有汉文正楷了。论它的创始，却是我、郑午昌、李祖韩三人所发起的。张宗昌一生不做好事，他却刻了一部《唐刻十三经》……我觉它刻得真精，字迹的可爱，更远胜过宋版书。其时姚竹天在中华书局发行仿宋字，盛行一时。我们就提倡将皕忍堂的《唐刻十三经》字，用照相照下来，分铸雕剪成铜模，来发行一副正楷字。……谁知楷字铸成，上架子一排，不好，失败了。原来，唐经的字，看是个个整齐，谁知分拆下来，却有大小，重行排版，便是有长有短，有瘦有肥，排印出来，竟然不成款式。[14]
图1 皕忍堂摹刻《开成石经》内页
当时，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活字印制的《四部备要》行销全国，备受好评。正是受了中华书局自行设计、自行铸造铅字的启发，陈、郑等人才萌发了自行设计字体的念头。但想以剪刀糨糊的方法把刻本字体直接拿来用，毕竟不现实。正如陈定山所说，实际结果与所设想的判若霄壤，无法达到书籍应有的审美效果。此事虽然失败，但却能说明郑午昌等人对于书籍字体的高度要求，为不久以后自创字体埋下了种子。
陈定山在回忆中说：“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集股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聘请专写考卷的老先生，重写正楷，每字见方，四边到角，排出来才是整齐好看。”但实际上，创建汉文正楷印书局却并非如此简单。
其时，郑午昌正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中华书局最早运用珂罗版、金属版技术影印艺术作品，郑午昌先后主持征集、编印了一大批美术类书籍，结交了黄宾虹、张善孖、谢公展、贺天健等艺坛名流，逐渐成为海上画坛的重要人物。1929年，年仅36岁的他出版了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见重艺林。也就是在这一年冬天，郑午昌与画坛同仁组织起蜜蜂画社，并于次年3月开始主持出版画社的旬刊《蜜蜂》。为了《蜜蜂》的版面美观，郑午昌想用正楷字排印。对于报刊书籍的字体，他有成熟的考虑：
向上滑动阅览
在印刷方面讲，考诸宋元古籍，凡世家刻本，其精美者类用正楷字体，请当时名手书刻而成。元明以来，世家精刻仍多用正楷书体。惟一般俗工，不通书法，妄自刻鹄，辗转谬误，卒成结构死板、毫无生意，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之一体，即现在所谓“老宋体”，日人亦谓之“明体”，遂成为我国印刷上所专用之字体，至我国文字书写之体与印刷之体截然分离，读非所用，用非所读，已觉诸多隔膜。[15]3
他追溯我国雕版刻书的优良传统，指出宋元以来字体美观、刻印上乘的雕版书，皆用楷字。这种优良的传统后来逐渐遭到破坏，沿袭到铅字印刷时代，呆板的宋体字竟有一统天下之势。这使得铅印书不但在字体审美上无法同古刻精椠相比，更严重的是造成“写印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加剧，使得写字和读书成为相互隔离的两件事。这无疑是让人极其忧心的。铅印改用楷字，在他看来是势在必行。
早在1909年，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主持下，由徐锡祥镌刻试制了一副正楷字模。这种字模只有二号字，并非足号全套，无法在版面中大量应用。当时的上海只有英商美灵登广告公司有一副二号和一副五号正楷字，虽然并不完整，常常要临时刻字，但英商却居奇要挟，大大刺激了郑午昌的民族自尊心：
向上滑动阅览
汉文正楷活字版之创制，其历史有足称道者。当民国十九年间，沪上诸画家有蜜蜂画社之组织，该社曾出一种旬刊曰《蜜蜂》，主其事者，即为郑君午昌。该刊初由某外人所开设之印字房承印，其印字房固有褚书活字者也，居奇要挟，无所不至。郑屡与交涉，卒无效果，一日竟与某外人口角，外人谓中国人不会制造中国字样，只好请君委屈一点。郑亦振臂而言曰，阁下安知中国人不会制造此种字模，或者更比美观，未亦可知。[16]
郑午昌中华书局的同事吴铁声也回忆说：
向上滑动阅览
午昌既在画界负有盛名，与海上画家组织中国画会、蜜蜂画社，出版《蜜蜂画报》，用正楷字排印。当时的正楷活字，只有外商美灵登印刷厂有正楷字模，各号字体并不齐全。为《蜜蜂画报》排印事，美灵登厂种种留难，午昌负气之余，思自制正楷活字。[17]35
在审美要求和民族自尊心的双重刺激下，郑午昌决意自创楷体铅字。他既在中华书局任职，陆费逵也已组织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他因此想到：“我想中华书局应该备一套正楷活字，我准备向陆费伯鸿提出，他会同意这一计划。”[18]134他草拟制造铜模计划，写了一份创制正楷字模的意见书，请陆费逵考虑。但是，“当时陆费逵因正在添制仿宋夹注字（长体）和仿宋注间连积字，无论在资金、人力、工厂设备等方面都有问题，他委婉地复信给午昌，答应暂缓办理”[18]134。陆费逵无法腾出精力铸造楷字，还因编《辞海》的艰巨任务摆在眼前，“普通汉字，电报书不过七八千字，各印局铜模少者五六千，多者七八千。此次特加制铜模八千余个，共计已有一万六千个，尚嫌不足。其僻字、新字仍须临时雕刻。此种字体，平时不习见，但丝毫不能讹误，其困难殆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也”[19]。
四、 汉文正楷字体的创制过程
在与陆费逵商议铸模的同时，郑昌午已请中华书局的同事、擅长欧楷的高云塍书写常用楷字约一万字，以备将来制版。[20]商议未成，他深恐旷日持久，徒劳无果，最终决定招股自办企业，铸造楷字。此事得到他众多同道好友的赞成和支持，“先后由李祖韩、李秋君、陈小蝶、孙雪泥、鲍国昌、鲍国梁、王式园、裘配岳、朱心佩、俞季荪、宋音韶、陈近仁、孙伯安、郑午昌等认股，初期资本为五万元”[18]134。1932年，汉文正楷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设总局于山东路，设印刷厂于杨树浦华盛路三益里。郑午昌任书局总经理，王式园等人任董事，“业务孙伯字、王企岐，会计宋音韶、郑千三，编辑谢海燕、傅幼真，印刷厂厂长张文龙”[18]134。
活字的书写、铸模工作，其实早在1929年即已开始，在书局成立的第二年，已告完工，“汉文正楷活字版铜模，头号至五号字、新五号字，自1929年开始制造，历时三年余，至1933年9月全部完工” [18]134，有疏体（字面较小）和足体（字面较大）两种，刻字工是朱云寿、许唐生、陆品生、郑化生等人。[21]79当年的《中国出版月刊》《申报》均报道了书局成立的事，《申报》报道：
向上滑动阅览
郑君午昌，善书能画，著作等身，对于印刷事业，夙抱改进之宏愿。在胡适之提倡白话文字之翌年，即致力于改良印刷字体，以求适合于现代文化之需求。书选取精整而适用之楷书一万四千余字，制造铜模，范铸活字。午昌固寒素，又不喜张罗，屡以经济困难作辍。然有志者得人助，辄获其友李祖韩、陈小蝶诸君之共举，现已铸成大小铜模六副，日夜浇铸活字，名曰汉文正楷活字版，实行应用于印刷。蔡元培、于右任诸老，皆极赞成之，谓为中国印刷工具的新发明，现代文化事业之大革命。[12]
汉文正楷印书局以售卖字模为主，兼营图书出版，这也是当时书业的一般形态。正如陆费逵所说：“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就是我们同业，也很不容易分清它到底是出版业或印刷业，习惯上统称书业。”[8]273在初期未印刷书籍以前，汉文正楷书局先以广告单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32年的《中国出版月刊》第1期报道说：“上海各大药房如宝威、永安堂中西科发等，所用仿单样本，多由汉文代印，虽未正式开幕，生意已颇不恶。足见此种正楷活字，应运而生，颇受社会欢迎也。”中华书局著名的聚珍仿宋字体，“因有楷体之出现，亦为之减色不少”。当时有人判断，“近年来汉文正楷活字，非常流行，因为这种字体，就是我们日常所写的楷书，其能普遍易读的原因，也就在此，在将来必占极优越的地位”。[22]“创制整套正楷活字，当以汉文正楷字为嚆矢”[17]34，因此郑午昌还“请实业部准予专利，不准他人偷制”[23]。
汉文正楷印书局的业务很快开展起来，汉文正楷字体随之大有用武之地。据郑午昌自己统计，短短二三年间，全国已有二百余家印刷公司采用汉文正楷字体：
向上滑动阅览
曾印有铁道部之《铁道年鉴》，盐务署之《全国盐政实录》，立法院之《各国宪法汇编》，中国银行之《全国银行年鉴》等。成绩之美，已得各界相当之认识，而全国印刷同业采用汉文正楷活字版铅字印刷已达二百七十余家。则此种汉文正楷活字版之适用于活版印刷，而为现代社会所欢迎者，已足以证明之矣。[15]3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成绩，郑午昌在1935年初写了《呈请奖励汉文正楷活字版，并请分令各属各机关相应推用，以资提倡固有文化而振民族观感事》呈文，请求政府表彰汉文正楷字体，向全国推广使用。这一呈请很快有了结果，国民政府当年设立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后，通过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其纲要第十二条明确要求：“确定汉文正楷为正规字体，取缔任意变易之不正规之花纹立体字，及横行左书。”[24]21就在这一年，“教育部规定汉文正楷为印刷教科书的字体”[25]。
在得到政府支持后，汉文正楷印书局业务迅速发展，除了自己承揽印刷业务，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并且向同行发售铅字。七七事变之前，汉文正楷印书局已在香港、南京、天津、广州、汉口、青岛、苏州等地设立了经理处。[26]271935年第6期《国画月刊》就刊登广告说：“廿四年春，先后在南京、杭州等处成立分店，一面增设制模工场，添购最新印机谋生产，质量之精进、业务之盛，正如旭日初升，于我国文化界不久当更有一番伟大贡献也。”《艺文印刷月刊》1940年第1期记录《宁波印刷业概况》也说：“战前宁波印刷公司，经售上海汉文正楷铅字，战后停售。”它的脚步还迈向海外，远赴东洋：“当时日本的三省堂，托日本人芦泽购去汉文正楷足体全套，翻制字模。”[21]79
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汉文正楷印书局的业务收缩。原来计划请蔼农书写，创制一套隶书活字，也没有实现。[18]134尽管如此，在已有业务方面，书局“历年经营，颇觉可以应付裕如”[26]27。如今我们还能见到书局在1938年出版的《女子公寓》，1948年出版的《壮志千秋》。
五、 汉文正楷字体在当代的应用及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汉文正楷印书局改名汉文铸字铜模厂。[27]20世纪70年代初，汉文、求古斋等近30户小厂并入华丰印刷铸字所，改名为上海字模一厂。[28]
汉文正楷印书局的身影逐渐在历史中褪去，但汉文正楷字体在新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1960年10月，文化部发文《请组织有关部门改进和创写新的印刷字体》，提出了“整旧创新并举，以整旧为主”的字体设计方案。翌年，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在原上海印刷公司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在筹建时就请了上海教育出版社专为小学教科书修正补写‘汉文’字体的王乃承先生，在原有汉文正楷字体的基础上整旧创新，补写了简体字（见图 2），于1964年完成了常用字，也曾排印过小学教科书”[29]。
图2 上海教育出版社王乃承先生专为小学教科书修正补写的汉文正楷简体字
直至20世纪90年代，汉文正楷字体仍应用于小学课本等出版物。1992年，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编写的《印刷科技实用手册》中，对于楷体印刷体字有这样的介绍：“现在印刷体正楷有两种，即汉文正楷和华文正楷。汉文正楷字形端庄，定为小学教科书专用字体。”1994年颁行的国标《印刷汉字字体分类》中，将印刷字体分为七类，还规定了不同字体的应用范围，楷体系列字体有两种，其中就有“汉文正楷”，适用范围是“小学课本、儿童读物、刊物标题”。
汉字印刷进入激光照排年代后，特别是数字媒体兴起以后，出版物对于字体的使用越来越丰富，汉文正楷字体失去了昔日官方护持的地位。但这未必不是好事，“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数字时代的字体设计日趋多样，各类汉字字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近年来，字体设计又出现了向经典字体回归的潮流。汉文正楷字体正是在这股潮流中穿越历史，在方正字库与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重展昔日风华（见图 3）。
图3 方正字库的汉文正楷字体
回顾历史，郑午昌等人苦心孤诣创制、使用汉文正楷字体的努力，并没有扭转宋体字在印刷物中占据优势的局面，但他们坚持国人自主设计字体，在字体的审美性、丰富性上做出的探索是极为有益和具有启发性的。时至今日，在印刷品和数字媒体均得到极大发展的环境中，各类字体更是百花齐放，中文字体设计正日益呈现出“高品质的多样性”，这足以告慰近现代历史上从事印刷字体设计的先驱者。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 郑孝同.怀念父亲郑午昌[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7: 150.
[2] 钱大镛.明文在凡例[M]//薛稷.明文在.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3.
[3] 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323.
[4] 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7.
[5]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527.
[6] 谢肇淛.五杂俎[M].南京:中央书店, 1935: 208.
[7]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8]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M]//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9]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M]//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3.
[10] 丁三在.聚珍仿宋印书局招股启[M]//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285.
[11] 董康.创制百宋活字序[M]//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286.
[12] 陆丹林.正楷活字版之创制者[N].申报, 1932-09-21(16).
[13] 孙明远. 20世纪前期中国仿宋及楷体活字开发活动概览[J].包装工程, 2018(12): 1-6.
[14] 陈定山.春申旧闻续[M].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5: 27-28.
[15] 郑午昌.呈请奖励汉文正楷活字版并请分令各属各机关相应推用, 以资提倡固有文化而振兴民族观感事[R]//河南省政府秘书处.河南省政府公报.洛阳: 河南省政府秘书处, 1935.
[16] 佚名.汉文正楷活字的创制[J].中国出版月刊, 1932(1): 78.
[17] 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M]//中华书局编辑部.学林漫录(四集).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8] 吴铁声.郑午昌与汉文正楷印书局[M]//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出版史料(第一辑).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2.
[19] 陆费逵.辞海编印缘起[M]//陆费逵.陆费逵谈教育.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168.
[20] 上海活字.继续采访原上海字模一厂老厂长吴永康[EB/OL].字体网, (2019-07-20)[2020-05-18].https: //www.ziti163.com/Item/2424.aspx.
[21] 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M]//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活字印刷源流(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二).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9.
[22] 吴铁声.广告和现代印刷术(一)[J].艺文印刷月刊, 1939(6): 21-32.
[23] 汪乃昌.中外字体之检讨[J].艺文印刷月刊, 1937 (12): 38-40.
[24] 郑洪泉.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文化[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1.
[25] 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5: 670.
[26] 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J].美术研究, 2013(1): 27.
[27]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9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111.
[28] 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853-854.
[29] 徐学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记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对汉字印刷字体规范化设计与制作的贡献[J].印刷杂志, 2008 (6): 86-90.
（作者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