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探讨
2017年1至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川眉州市彭山区江口镇附近的岷江河道进行局部围堰，抽干堰内江水后进行发掘。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区全景
出水遗物夹杂于砂卵石之间或分布于由砖红色粉砂岩构成的基岩冲刷槽内，有各类遗物共计 3 万余件 [1]。
江口遗址江底基岩冲刷槽
其中，发现西王赏功金银币数量达到200余枚[2]，令世人瞩目。本文所说“西王赏功币”的概念，不是流通货币，不具有通货的性质。就其狭义而言，性质为奖励军功的纪念 章，是明代赏功内容与钱币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亦属于广义上的钱币范畴。对于以往国内各大博物馆有关西王赏功币的收藏史、形制、性质及铸造时地等问题，笔者已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3]。限于当时条件，使用资料均为传世品。今以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为重点，围绕发掘品特点及其与传世品的比较、对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的反思、发掘品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将会对西王赏功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
西王赏功币出水现状之一
西王赏功币出水现状之二
西王赏功币出水现状之三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西王赏功币学术史，包括其发现、流传、收藏、研究的历史。关于西王赏功币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发现者，相传为清代光绪末年的张扫巴，他在成都市上五洞桥一冷摊见到一枚西王赏功金币，以八十文购入，却将其熔化得金[4]。清代光绪年间，即公元 1875 至 1908 年，文献中所说的“光绪末”，若以最晚的 1908 年作为时间坐标，至今亦有110 年的历史。
目前所见发现最早的西王赏功币实物，是收藏家蒋伯埙的西王赏功金币[5]，
上博藏西王赏功金币及拓本
1963 年被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收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博曾经以珍藏唯一一枚西王赏功金币而闻名于世，堪称“存世孤品”[6]。检索有关西王赏功币的发现、收藏及研究文献资料，呈现出时断时续、不甚连贯的特点。以2011年有较为明确出水时地的西王赏功金银币的发现作为重要节点，可将其学术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属于西王赏功传世品探索阶段，即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的前十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关西王赏功金银币的收藏与著录见诸文献较多。1927至1932年，蒋伯埙任职于蜀地，得到一枚西王赏功金币[7]。1933年，罗伯昭购得西王赏功银币一枚。张丹翁、罗伯昭先后于1933、1935年在上海《晶报》撰文，介绍有关西王赏功币的发现、收藏情况，张丹翁首次提出了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说”。1938年，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刊行，将与西王赏功币相关文字内容及其拓本汇集书中[8]。1940年，丁福保编纂《历代古钱图说》由医学书局出版，该书对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说”予以肯定 [9]，这一观点通过此书在泉界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西王赏功金币的入藏事宜，今有档案可查。主要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上博两家文博单位，围绕着蒋伯埙收藏的这枚西王赏功金币展开一系列活动，涉及到鉴定、征集、收购等问题[10]。
后段 是自2011年至今，特别是2017年考古发掘出水大量西王赏功金银币，使得其研究进入新阶段。主要有两大特点：
一是西王赏功币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的历史性转折，二是由收藏热点到学术热点的转变。2011年，在四川彭山岷江河道江口段的建设施工中，出水一些文物被现场人员哄抢一空，后追回部分文物，其中有西王赏功金、银币各一枚，这是首次发现西王赏功出水品，有较为明确的出水时间、地点；2012至2014年，不法分子疯狂盗挖江口古战场遗址区范围内的各类文物； 2015 年 4 月，警方采取行动，抓获 6 个盗掘团伙，收缴大批珍贵文物 [11] ；2017年上半年，考古工作者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出水文物3万余件。上述内容是解析近七年来西王赏功币研究状况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
在了解了这种背景之后，再来分析相关文献。通过中国知网官方网站的数据库，笔者检索到1997至2018年间共计94篇与西王赏功币有关的文献，包括学术论文、科普文章、收藏信息、考古发掘新闻报道等资料。可以通过该网站计量可视化分析，做出数据统计分析柱状图。1997至2007年，每年刊发与西王赏功币相关文献0至6篇不等，共计27篇。
1997－2018年西王赏功币文献发表年度分布图
相比之下，2008至2018年，发表西王赏功币文献逐渐呈上升态势，共计67篇。其中，2010、2011、2012、2014年，每年均为4篇，后两年是与不法分子盗挖江口古战场遗址、劫掠西王赏功金银币相关联。这些真品挟带着伪品迅速流向古玩交易市场、拍卖会，成为收藏家们的新宠。2015年文献发表数量急剧下滑，全年无一篇西王赏功币文献面世，应该是与公安部门强力打击盗掘江口古战场遗址的犯罪团伙有着直接关系，使西王赏功币由极力追捧的收藏热点降至无人问津的冰点。2016年,刊发与西王赏功币相关的文献为8篇。
2017年达到最大值，为33篇，创历史新高，这一年刊登此类文献数量超过了前十年发表同类文献的总和，这与其同年进行的彭山江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有着直接关系。由此可以总结出这一类文献的刊载规律：每一年发表文献数量的多寡，与每一次西王赏功币的新发现密不可分。
近年来，西王赏功金、银、铜币传世品在坊间多有流传，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引起众人对西王赏功币的怀疑。实际上，自民国至今偶有西王赏功实物面世，对于其真伪问题，早已有学者提出质疑，以张䌹伯与林染最具代表性，推测西王赏功币可能为臆造品[12]。2017年，江口遗址出水大批西王赏功金银币发掘品，为彻底解决长达一个多世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2018 年 6 月 26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之一“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开幕，展出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各12枚[13]，这为近距离细致观察西王赏功发掘品实物、总结归纳其特点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博南9展厅展出西王赏功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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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银币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钱体较大，圆形方孔。第二，阔缘，轮郭上密布纵向锉痕，大多与方穿左右两侧平行，个别锉痕略斜。第三，地张较为粗糙。内郭较宽，四角 方正。第四，正面方穿四周，铸有“西王赏功”四字楷体阳文，对读。四字分布均匀，笔画较粗，用笔雄强。“西”“王”两字上、下相对，每个字因所处空间呈横势，故两字结体方正；“赏”“功”两字左、右相峙，单字所处空间呈纵向，两字结构均取纵势。第五，素背。内外郭、四字钱文的光洁度均高于地张。第六，铸造工艺水平相差较大，良莠不齐，优质者做工精整，拙劣者沙眼遍布。第七，西王赏功发掘品的大小、重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笔者所见到的标本来看，西王赏功金币8枚，一般为金黄色或暗黄色，有的钱体表面局部残存疑似火烧痕迹。钱径 5.02—5.05、厚 0.16—0.24 厘米，重 30.37—53.56 克。西王赏功银币11枚，因钱体氧化，呈灰黑色。钱径 5—5.05、厚 0.19—0.22 厘米，重 33.22—37.84 克 [14]。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西王赏功金币的钱径基本一致，相差不大，厚度相差较大。如金币钱径相差0.03厘米，厚度相差0.08 厘米；银币钱径相差0.05厘米，厚度相差值较小，为0.03厘米。金币的重量相差较大，最大值达到23.19克；银币重量相差不大，为4.62克。西王赏功金币之间，色泽暗黄与金黄的不同、重量相差较大的原因，在于金币的材料来源极其复杂，有劫掠明藩王府、官府的库藏宝物，有搜刮民间的各类金器、金饰，充当币材的含金量差异较大，品质不同，导致西王赏功金币表面上的大小基本一致，差距极小，厚度、重量却相当悬殊，反映出大西政权下的金币铸造管理制度较为混乱，不重视含金量的配比。今选取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标本各3枚，详细记述其基本数据，以便于学界做更加深入的分析。
金币标本一（2016PJIT2822 ：13），通体呈金黄色，面背轮郭、钱文上纵向锉痕明显，阔缘、方穿及地张上分布有一些沙眼，地张较为平整，上部钱缘及背面上半部有疑似烟熏火燎的黑、灰及褐色痕迹。钱径5.03、厚0.19厘米，重39.79克。
标本二（2016PJIT2521 ：120），通体呈金黄色，锉痕密布，大小沙眼遍及钱体，地张粗糙，铸造粗劣，不如标本一制作精整，面背局部残留疑似火烧的黑、灰及褐色痕迹。钱径5.03、厚 0.24 厘米，重 53.56 克，是目前所见标本中厚度最厚、分量最重的一枚。
标本三（2016PJIT2520 ：127），疑似火烧严重，通体呈黑、灰及深褐色，锉痕、沙眼为深色所掩，不甚明显。颜色深沉，平添了几分古朴气息。钱径 5.02-5.04、厚 0.2 厘米，重38.54克。
银币标本一（2016PJIT2420 ：382），因氧化，呈灰黑色。钱径 5.04、厚 0.2 厘米，重 35.98 克。
银币标本二（2016PJIT2721 ：12），呈灰黑色，与标本一颜色相同。钱径 5.02、厚 0.21厘米，重35.71克。
银币标本三（2016PJIT2621 ：106），呈深褐色，与标本一、二色泽不同。钱径 5、厚 0.2厘米，重33.22 克。
以上列举出西王赏功金银币标本各3枚，反映出其钱径大小差别不大，银币厚度基本一致，重量差距不大；但金币的厚度悬殊较大，其重量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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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银币上均未发现使用痕迹，清晰地保留着铸造完成之后进行加工的纵向锉痕，由此推测这些金银币应是未曾颁发的新品。明代钱币的铸造与加工工艺流程，在《天工开物·冶铸》中有详细记载：
其木框上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框，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夹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锉成钱。凡钱先锉边沿，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挫，后锉平面则逐一为之。
文中记述了浇铜水、冷却成钱树、锉磨成钱的铸钱及加工过程。尤其是后期加工程序，先锉边缘，以竹木条将钱币串起来锉磨光滑。再锉平面，则是一枚一枚逐个打磨，在钱币表面会留下一道道纵向锉痕。西王赏功金银币上密布纵向细密的凹痕，无疑是加工之后留下的痕迹。
《天工开物》中的搓钱图
在江口遗址出水的部分西王赏功金银币面上，根据肉眼观察，有疑似烟熏火燎的痕迹。金币本无锈，自然色泽为金黄色，但有一些金币局部为黑、灰及褐色，更有甚者通体呈黑、灰及深褐色，如西王赏功金币标本三。在这次“江口沉银”展览中，笔者注意到除了西王赏 功金币之外，还有一些金册、金锭、花卉形金扣等文物有疑似火烧的痕迹，反映出一个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现象。在展出的明代金册中，有部分金册呈现出自然的金黄色，另有部分金册呈灰黑色或其他颜色。例如，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册封荣王朱翊鉁金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册封荣王朱常溒继妃金册、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册封荣王世子朱由朽妃吴氏金册，通体呈灰黑色，如果不是借助于上面錾刻的文字，则不易辨识出这些长方形板状物竟然是金册。明崇祯七年（1634年）册封亲王金册，有可能因过火不匀，自上而下残留黑、灰、蓝、褐、黄等斑驳陆离的多种色彩。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册封荣王世子朱由朽妃吴氏金册
明崇祯七年（1634年）册封亲王金册
在一枚通体为金黄色的金锭锭面与宝翅上、一件花卉形金扣下部，均留下疑似火烧的黑色痕迹。从以上各类金质文物上留下的痕迹来看，笔者推测有可能是经历了一场大火之后留下的。
若将上述异乎寻常的现象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来分析，可能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清代彭遵泗《蜀碧》卷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前明“参将杨展大破贼于江口，焚其舟，贼奔还。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16]
这一历史文献的记述，在 2017 年江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国博的这次展览中，就展出了一件盛放银锭、被称为“青杠木”的 大鞘。由此可知，《蜀碧》虽为清初私人所撰史料笔记，其内容相对可信。
对于杨展与张献忠江口之战的细节，《蜀碧》卷四附《杨展传》中记述尤详，火攻成为杨展在决战中致胜重要法宝：
（献忠）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翼冲拒，而别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锋数人，贼崩败，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献从别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汉州。[17]
《蜀碧》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将此次展览中疑似火烧的各类金质文物，放在江口大战、火烧千船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来考察，有理由相信，包括部分西王赏功金币、明代金册及金锭等文物上的灰黑色痕迹，应该是经历了火烧过的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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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王赏功币的铸造时地，顾诚、毛佩琦等学者认为，其铸造时间大约在张献忠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18]。笔者进一步推断，西王赏功币的始铸时间与地点应是在大顺元年（1644年）的成都。从江口遗址出水200余枚未曾颁发的西王赏功金银币来看，这些金银币的铸造只能是在张献忠进入四川成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之后才能做到。《明史·张献忠传》：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张献忠领兵攻取成都。“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19] 西王赏功币的始铸时间应不早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之后的这一年。制作西王赏功币的铸币机构，应该是大西政权所属铸局。《蜀碧》卷二 ：
清顺治元年（1644 年）冬十月，“十六日，流贼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20]
据文献可知，大顺通宝铜币的铸造是张献忠设置的铸局所为，铸局是钱币铸造的管理与实施机构。
江口遗址出水的大批西王赏功金银币与大顺通宝铜币之间，无论在形制方面，还是铸造工艺方面，皆有较多的相同点：两者内外郭较宽，背面轮郭比正面更宽阔一些，内穿四隅棱角分明。钱体均密布纵向锉痕，地张较为粗糙，细微沙眼见于轮郭与地张。两者诸多相同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西王赏功币的制作流程与大顺通宝钱的生产过程基本相同，而且同样需要一批技术熟练的专业工匠来承担此项重任，所以西王赏功币的铸造应是铸局下属工匠所为。
在明清正史中，没有关于西王赏功币的文献记载，但在清人史料笔记中似有所记述。《蜀碧》卷三 ：“寄园寄所寄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一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21]《蜀龟鉴》卷二亦云：“华阳张大受为武状元，身长七尺，善弓马。群臣交颂，谓龙飞首科得此奇才，不日当一统天下。献召入，衣饰华靡，先后赐名马、美人、甲第、金币无算。”[22] 两篇文献均谈到，在张献忠赏赐武状元张大受的财物中有“金币”，虽未言明是何种金币，但结合目前江口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有可能为西王赏功金币。因为2017年上半年江口出水3万余件文物，除了西王赏功金币之外，未曾见到其他种类的金币，这无疑增加了文献所记“金 币”为西王赏功金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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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遗址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的发现，为传世品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成为鉴别传 世藏品的标准器。上博馆藏一枚西王赏功金币，为蒋伯埙旧藏。钱币学家马定祥曾说：西王赏功“金钱发现二枚，一枚早年被熔，另一枚为蒋伯勋（埙）旧藏，金色淡黄，珍。”[23]20 世纪 60年代，关于此钱曾有真伪之辨，并定为真品，入藏上博。这枚金币表面有撞击痕迹，因传世时间较长，摩挲日久，光亮如新。地张已由粗糙而变得更加平整、光滑，面、背偶见沙眼。钱径 5.038 厘米，重 38.8 克 [24]。其形制、内外郭及钱文，均与发掘品特点一致，应是真品无疑。
上博藏西王赏功金币局部与江口遗址出水发掘品放大比较
国博藏有一枚西王赏功银币，为罗伯昭旧藏。
“ 因泉贾得见此泉，果然妙品，文字挺拔，黑錆班烂（斑斓）”[25]。这枚银币正面有一些基本保持平行的纵向划痕，甚至钱文“王”“赏”右半部亦有纵向较深划痕，应是铸造完成之后锉磨加工留下的痕迹。因流传日久，钱体表面留存有许多无规律的划痕。钱径5.027厘米，重36.4 克[26]。无论是其形制、钱文，还是铸造之后加工留下的纵向锉痕，均与江口遗址发掘品相同，确为真品。
马定祥云：西王赏功“银钱曾见二枚，罗伯昭、申砚丞各藏一枚，珍。银有赝作，须慎之。”[27] 根据马氏所云，此类银币已发现过伪品。今见一枚西王赏功银币，阔缘，钱体覆盖一层淡黄色包浆。就其形制而言，正面方穿内郭边缘粗细不均，中细外粗。四字钱文之外的 地张之上，平整光洁，无江口遗址考古发掘品地张的粗糙之感。背面外郭下部内侧，有重 轮痕迹[28]。正面“西王赏功”四字楷书钱文字形、结构，与江口发掘品钱文特点差别较大， 疑点重重，值得深究。
目前，笔者收集到资料的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共计4枚[29]。这些铜币的形制、钱文与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特点大体相似，在细部上还存在一定差异。
第一枚西王赏功铜币，轮郭磨得较为圆润，正面四字钱文中，“王”字末笔横画略残，有一小凹坑，“赏”字宝盖头下的口部中心填实；背面内穿右下角有一横画斜出，与外郭相连，其上部有一略呈长方形的小块突出于地张之上钱体呈暗黄色，材质为黄铜。钱径5厘米，重 23.1 克。
第二枚铜币的特殊之处在于，正面内穿右侧略残，钱文“赏”字宝盖头下的口部亦填实无缝，呈一实心长方块；背面方穿左右两侧中部略向外弧。钱径4.97厘米。
第三枚铜币正面阔缘，内郭方正。“西王赏功”四字阳文楷书钱文，“西”字上部正中有一圆孔，“王”字上部画、“赏”字大部磨损严重，“功”字保存完整。背平素，阔缘多处磨损，无内郭，穿孔四隅不是直角，略呈弧形。钱缘有多处由于磕碰留下的凹痕。通体为暗红色，材质应是红铜。钱径4.8 厘米。
第四枚铜币正面阔缘，内穿方正。“西王赏功”四字楷体钱文笔画较为清晰，“赏”字宝盖头下口部填实，为一实心长方块。阔缘、内郭与钱文为黄色，地张呈深褐色。背面轮郭不甚圆润，内穿左右铸造不甚平整，穿沿外撇，外郭与地张上分布有多处凹坑，颜色呈深褐色。钱径4.8 厘米，重量29克。通体呈暗黄色，材质属于黄铜。
马定祥曾对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做过归纳：“西王赏功铜钱与金、银钱版式相同，有红、黄铜质，存世亦少，珍。”[30] 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出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的几个特点：一是材质，有红铜、黄铜两种，目前所见红铜少，黄铜相对较多。二是形制，与西王赏功金银币发掘品略有差异，如第一枚铜币背穿右下角斜出横画，其上部有长方块凸起；第二枚铜币背穿左右两侧中部外弧；第三枚钱币背面内穿不方正，无内郭，四面不起棱；第四枚铜币背面内穿左右外撇。三是钱文，“赏”字中的口部内填实，与金银币的钱文“赏”字迥异。四是钱径，一般为 4.8-5 厘米，略小于金银币。五是铸造工艺，无论是形制、钱文，还是内穿、地张，较为粗疏，瑕疵明显，皆逊色于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大顺通宝铜币。
考古发掘出水的西王赏功金银币优劣不一，或铸造精良，轮郭峻整，或粗疏拙陋，沙眼密布。虽然其地张略显粗糙，却无横画斜出、长方块凸起的现象；内郭均为四面起棱，棱角分明；钱文“赏”字口部内凹，留有一道缝隙，未见口部内完全填实的现象。钱径为 5.02-5.05 厘米，明显大于铜币传世品直径 4.8-5 厘米，这是否源于用西王赏功金银币翻模，所以铸出的铜币成品皆小于金银币？“赏”字口部被填实，可能是由于翻模无法达到金银币钱文的精细化程度，这些问题均值得深思。有一种意见认为，铜币价值不高，可以铸造得粗糙一些。但是，张献忠命工匠铸造的大顺通宝铜币质量较高。《蜀碧》卷二云：清顺治元年
（1644 年）冬十月，“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贼钱肉色光润精致， 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31] 近 40 多年来，大顺通宝铜币在四川成都一带多有发现。1975年，在成都市望江楼附近府河中淘取沙石时，挖出一批大顺通宝，共计1500 余枚 [32] ；1976 年，成都南郊永丰公社太平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大顺通宝 25 公斤 [33] 。
2017年，彭山江口遗址出水一批大顺通宝铜币。
标本一（2016PJIT2721:21)，金 黄色，阔缘上有锉痕，轮郭与地张上有小沙眼，素背。钱径2.68、厚0.13厘米，重4.87 克。
标本二（2016PJIT2422:254)， 钱体被一层黑色覆盖，隐约透出黄铜本色，正面左上方浸有黄褐色。阔缘上纵向锉痕略显，背穿下有一“工”字。钱径 2.73、厚0.13厘米，重4.55克。
标本三（2016PJIT2422:186）， 通体被一层黑色包裹，背穿下有一“户”字。钱径2.75、厚0.18厘米，重6.43 克[34]。
上述发现的铜钱，虽然大小、厚薄、重量略有差异，但一般铸造相对精整，钱文清晰，证实了文献所云“光润精致，不类常铜”。今所见大顺通宝均属黄铜，如果有西王赏功铜币的话，也应该 是黄铜，而非红铜。
由此看来，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存在诸多疑点。结合江口出水200 余枚西王赏功金银币，尺寸基本一致，竟然无一枚与传世品形制相同的西王赏功铜币，根据这一反常现象，使人怀疑西王赏功铜币传世品的真实性。但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说有容易说无难，既不能轻易否定，又要采取严谨审慎的态度来分析。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说”最早源于1933 年张丹翁的一篇文章：“此泉银质，大于天启折十，乃汉口广东银行陈仲璧君寄来拓样，云：近自成都一古屋中所发见，并考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铸金、银、铜三品，以赏有功。”[35] 西王赏功铜币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形制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均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讨论。笔者初步推测，如果有西王赏功铜币的话，从外观上来看，其形制、钱文、大小及铸造加工工艺应该与西王赏功金银币基本一致，其金属成分以黄铜为主。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西王赏功币百年发现史上，首次从科学考古发掘的角度，证实了西王赏功金银币的客观存在，并非臆造品。对于数十年来有人提出世间是否有西王赏功币的质疑，作出了有力的回应。近七年来，西王赏功币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这是其学术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使得有关西王赏功币的探讨由依赖传世品转变为以发掘品为标准器，为其研究打下了考古学的坚实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考古发现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增加了新认识，产生了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
第二，数以百计的西王赏功金银币与诸多明末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遗物共存同出于一个遗址区，从而证明了西王赏功币为这一时期遗物。发掘出的重要遗物有大西金册、具有明确纪年性质的大西大顺二年五十两纪年铭文银锭、大顺通宝铜币等，为判定西王赏功金银币的年代与性质增添了新的文字佐证。
第三，在岷江彭山江口段河道内发现大量包括西王赏功金银币在内大西政权遗物的原因，清代史料笔记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当代学者们也进行了细致分析[36]。在发掘出水的西王赏功金银币中，有一些币面局部或整体色泽异于正常金属的自然颜色。未做科学检测，仅是通过肉眼观察，凭经验做出判断，推测有可能是经过火烧的痕迹，或为烟熏火燎留下 的痕迹。对于论证文献中所载杨展率兵火烧张献忠船队的史实，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第四，就其铸造工艺而言，发掘出水的西王赏功金币色泽金黄或暗黄，银币因氧化而变为灰黑色，钱大体重，轮郭峻整。正面“西王赏功”四字楷书阳文，横平竖直，中规中矩。有一些金银币铸造相对精良，钱体平整，轮郭浑圆，内穿方正。另有一些金银币铸造拙劣，轮郭、方穿、地张之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沙眼。多保留有铸造加工之后的锉痕，四字钱文字口精整，未见有不规则的擦痕及撞击凹坑等使用过的痕迹，应是未曾颁发过的新品，对于研究明末清初金银币加工技术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江口遗址出水的上百枚西王赏功金银币发掘品，对于辨别诸多西王赏功传世品的真伪确立了科学标尺，起到了标杆作用。对于博物馆藏大量传世品的研究，既要对器物本身的真伪、细部进行探讨，又要对器物的出土、流传及收藏史予以关注，更要重视将传世品与同类的考古发掘品做认真的比较[37]。以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尺，来鉴别博物馆藏的同类传世品，这无疑有着文物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不仅对于深入剖析其他传世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且也为今后探索中国钱币学的一个特殊门类纪念币（章）体系构成增加了鲜活、详实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所用四川彭山江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图片、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及大顺通宝铜币图片，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在拙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周科华副院长、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李飞等先生，四川大学黄伟老师，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博士，上海博物馆周祥、王樾、师若予等先生，天津博物馆黄娟博士，北京消防专家马冀昆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庆庆、刘玲女士，闫志、徐涛、张安昊等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或为本文写作提供部分相关资料，或与笔者进行有关学术问题的交流，获益良多，谨致谢意。
注释：
[1] 刘志岩、周春水、李飞：《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7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178-181 页。
[2][14][34]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考古发掘资料信息。
[3][26][28][29]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中国钱币》2011 年第4 期。
[4][25] 罗伯昭：《谭西王赏功》，原载《晶报》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八日，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中华书局，1992 年，第2210 页。
[5] 上海博物馆供图；拓本采自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43 页，3563 号。
[6] 陈燮君主编《上海博物馆》，长城出版社，2007 年，第225 页。
[7]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480 页；金志伟：《钱币收藏家蒋伯埙生平略记》，《中国钱币》1991 年第1 期。
[8]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第1151、2209、2210 页；关汉亨《：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钱》，《中华珍泉追踪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246-248 页。
[9] 丁福保编纂《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 年，第173 页。
[10] 同[3]。文中谈到一枚“西王之宝”玉印，后据成都博物馆杜康先生说，巴蜀书社袁庭栋先生于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张献忠论传》时，就此玉印真伪请教过罗福颐先生，罗氏说此印来源不明，可能为民国时期好事者所为。关于此印的收藏地点，笔者据常任侠先生文章初步判定入藏国博。后经多方调查，确证不属于国博藏品。此印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借陈数年，今已下落不明。参见常任侠《琉璃厂杂忆》，收入郭淑芬等编《常任侠文集》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204-205 页。
[11]黄维、吴天文：《彭山文物保护管理所藏金册錾刻工艺与金属成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 年第8 期；蒋麟：《“张献忠沉银” 盗掘案始末》，《文物天地》2017 年第1 期。
[12] 张䌹伯：《西王赏功泉之质疑》，日本《货币》第二百○二号；林染：《“西王赏功”钱有疑》，《陕西金融》1996 年第6 期。
[13] 本文图八、图一七至图二〇，均由霍宏伟拍摄于国博南9 展厅。
[15]（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卷中《冶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170-171 页，图9-5、9-6。
[16]（清）彭遵泗：《蜀碧》卷三，收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第十三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469 页。
[17] 同[16]，卷四，第491 页。
[18]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307 页；毛佩琦：《张献忠江口沉银目击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1 期。
[19]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7975 －7976 页。
[20][31] 同[16]，卷二，第450 －451 页。
[21] 同[16]，卷三，第474-475 页。
[22]（清）刘景伯：《蜀龟鉴》卷二，收入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 年，第266 页。
[23][27][30] 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73 页。
[24] 同[3] ；图二一左图采自陈燮君主编《上海博物馆》，第224 页。
[32] 刘廷璧《：成都发现一批“大顺通宝”》，《文物》1977 年第9 期。
[33]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郊发现“大顺通宝”》，《考古》1977 年第5 期。
[35] 丹翁：《西王赏功钱》，原载《晶报》民国廿二年七月囗日，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第2209 页。
[36] 本刊编辑部《：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4 期；毛佩琦：《张献忠江口沉银目击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1 期；李飞：《张献忠“沉银埋宝” 初步研究》，汪玉祥：《张献忠藏宝之文献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 年第5 期；唐长寿：《杨展与“江口沉银”》，《文史杂志》2010 年第2 期。
[37] 这一对馆藏传世品的研究方法，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苏芳淑教授的总结，此据苏教授的弟子、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讲师代丽鹃博士相告。
（本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8期，经作者霍宏伟先生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