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进校门》王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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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十年，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稀里糊涂多半辈子，没有什么成就与建树。倒是念书的时间不短，三进校门。第一次进校门，是在老家上小学和中学，第二次进校门，是去包头上技工学校，第三次进校门，是上班几年之后，又上了一次成人大学。一共三次走进校门。其实还有一次，就是上了一年中央党校后期本科函授班，因为工作忙，外地施工，无法定时去参加面授，半路下车，没有毕业，这次不能算，后来发生了工伤，在家休息，这样算下来，工作没有多长时间，而三次半上学加起来，时间确实不短，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念书，也没有学成个什么样子，一事无成，时间倒浪费了不少，难怪鲁讯先生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我大概就是鲁讯先生说的那种人。
一，我出生在河套地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的老地名叫蛮会。在当地小有名气，我在的那个时候，是公社所在地，永胜公社。改革开放以后，又恢复了老地名，现在是杭锦后旗蛮会镇，当然还是镇政府的所在地，
1963年，我九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那个时候，上学普遍晚，不像现在，六七岁就开始上学。当时永胜公社街上有两个小学，我们当地习惯把公社所在地叫街上。一个是大队办的，叫永胜小学，是初小，属于民办学校，老师没有工资，和农民一样，挣工分。这大概类似古代的“乡学”。不过这些民办教师，赶上了党的好政策，后来都转正了，退休以后，退休金都很高。另一个是国家办的，叫永胜完小。老师是拿工资的，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完小大概就是古代的“国学”，现在的“国学”，己经不是那个意思了。国立完小，各方面的条件及师资都要好于民办小学，我有幸去了完小，这就是我说的一进校门。
永胜完小离我家很近，几百米远，从家到教室几分钟的事情。每到冬天，教室里要生火炉，因为我住的最近，每天早上我提前到校，把火炉生着，等同学们陆续到了学校，教室里就己经有点热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天气特别冷，光靠火炉子也不行，每次上课，全体学生站起来一起跺跺脚，然后才开始上课。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姓徐，她每次上课，拿的一个白瓷水杯，上面有几个红字，“巴盟师范”，因为我们刚上学，什么也不懂，巴盟师范是什意思也不清楚。就这样，每天上学，一切如常。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也参加了红卫兵，左臂上戴着红袖章。每天跟着高年级学生起混，因为我年龄较小，主要是看热闹。当时街上还有一个农业中学，这个学校的学生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他们是红卫兵的主力，还有什么司令部，权力很大，厉害的很。贴大字报，两派辩论，发传单。我问他们要传单，有时候还嫌我年龄小，传单还不给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要传单，当时我把收集到的传单放起来，至今还保存着不少。现在除我之外，恐怕别人手里很少有那些东西，应该算是文物了。那个时候，我还看到了宋朝汪珠的神童诗，不过是做为批判资料才看到的。嘴上批判抻童诗，其实我的心里还特别喜欢神童诗。当时我就基本能把神童诗背下来，至今也还能背上几句，如“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朝如天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中，我最喜欢的是这首：“年少初登弟，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除了神童诗，《名贤集》我也抄了几遍。我的邻居，尽管是一个农民，特别喜欢读书，家里收藏许多书藉。他害怕红卫兵抄家，用书烧火做了一顿饭。有两本《三国演义》和一本《秋海棠》没有舍得烧。我家是贫下中农，特别安全，他就把书寄存到我家，没有人的时候，我偷偷的拿出来看上几眼，虽然看不太懂，也能看个大概。
一九七O年，进入初中阶段。学校是九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后来把小学分了出去。上了初中，情况有所好转。学校也不贴大字报了，也不再搞大辩论了，也不开批判大会了，学校的教学逐步正常。我们这个中学，是杭锦后旗第四中学。新成立的学校，学生挺多，教室不够用，老师学生一起干，拉土，托坯子，我们整天参加建校劳动，不仅如此，在农忙的时候，还要支农，帮住农民秋收，所以中学阶段，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读书，那个时代正处在“读书无用论”阶段。学习好坏也没关系，上大学也不用考试，说是贫下中农推荐，实际是公社领导决定，所以没有人把读书当回事，主要是突出政治。学校不抓学习，而我却利用这个阶段，看了大量的小说，什么《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封神演义》，等等。闲书看了不少。在中学读书阶段，尽管盛行“读书无用论”，不过我们那批学生也有收获。第二，当时抗四中的老师，有不少是从旗一中下来的骨干，如北师大毕业的冯锡玮和刘寿龄二位老师，特别是冯老师，课讲的很好，是巴盟地区的语文权威。还有其他老师，如雷红兵，罗见今等等，后来冯刘二位老师调到上海华东师大。罗老师也在内蒙师大当了教授。在一个落后农村的中学，有那么一批优秀的老师，是我们的福份，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事了。，听说现在的蛮会，连中学都没有了。只保留了一个小学。多年没有回老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据说现在孩子上学，多数到旗里。一九七四年七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从小学到高中，一上就是十一年，由一个小孩，变成了小伙子。
二，在农村劳动了四年，挖渠修路，放牛放马。干的最多的是挖排干。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帮”，次年恢复高考，机会来了，那个时候公社有个学区，负责高考招生报名，白天劳动很忙，没有时间，有一天晚上，同学杜二平陪我去报的名。本来打算报考大学，害怕考不上，临到报名时候，改变了主意，报了中专。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们穿着棉袄棉裤参加了恢复高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冬季招生。以后都是秋节招生。中专考了三门课程，语文，政治和数学。语文就是一篇作文，两个题目，一个是“难忘的一天，”另一个是“一件小事”，二选一，我选了“难忘的一天”。我自己感觉作文写得还可以，得了七十分，政治考了七十分，糟糕的是数学，仅十一分。但三门课程总分一百五一分，不算低分。我被录取到了包头二治技校，那年中专技校不分。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我从临河剩火车去包头上学。这即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过去只是听说过火车，火车长的什么模样不知道，这回才体验到了，我坐在东去的火车上，百感交集，甚是兴奋。管他中专也好，技校也罢，总算进城了，如果不恢复高考，哪有这等好事。那个年代，火车很慢，从临河到包头二百多公里，到了包头，找到学校，天都快黑了，我走进学校，报了名注了册，这就是我说的二进校门。
技校开学以后，因为我们是七七年参加的全国统考，我们这几个班还算七七级。二冶技校我们这一届共三个班，一百二十名学生，分别叫七七一班，七七二班，七七三班。我们是二班，专业是管道通风，也叫配管班，专门为冶金施工企业培养采暖通风方面的技术工人。七七二班有七名党员，二十多名团员，因为我在农村就入了党，又是大队干部，老师就指定我在班里临时负责，后来又走了一下选举形式，我担任了班里的党小组长和团支书。在学校开学典礼的会上，老师让我代表新生发言，包头人讲的是普通话，我是从农村来的，满口此地话，我上讲台，第一句浓重的此地话口音，引得会场大笑，那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个别同学会讲普通话，便于和市里的人交流。而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是满口此地话，一句普通话也不会，真有点“少壮离家很少回，乡音不改鬓毛衰”的意思。在技校我办了一件好事。有个呼市来的学生，考的是走读生，报名之后，校方不安排住宿，小伙一气之下就办了退学手续。我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找到小李问他，这个事你和家里商量没有。小李说没有。我对小李说，退学这么大的事不取得家长同意怎么行，你这事办的不妥，我给他分折一番后，他也后悔了，我说快去找老师，收回退学申请，报名走读上课。于是小李就去找老师，说不退学了，走读就走读，老师回答说，手续已办，现在晚了，拒绝了小李的请求。我帮小李求情，给小李说了不少好话，学校总算又收留了小李。在当时看来，这应该是一件好，小李在技校顺利的读了二年书，毕业后回呼市上班。但从长远看，这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小李当年退学回家，第二年也许还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事永远也说不清楚。
在技校念书的初期，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电视，和看电影差不多，但电视究竟是个什么玩艺。没有见过。在农村长大，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一个有线电匣子，每天中午和晚上广播两次。电视只是听说而己。有一天学校团委发了一张电视票，去二治东方红俱乐部看电视，我是班里的团支书，只有我才有这个“特权”。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二治东方红俱乐部看电视。这回才见到了“庐山真面目”。看完电视我觉得奇怪，怎么没看到放电视的机器和演电视的工作人员，我诚惶诚恐的问了一声，人家笑我老土。谁让咱们是庄户人呢，没有见识。还有一回，听说包头市有一部电梯，在交际处，就是后来的包头宾馆。有一天晚上，我们约了几个农村来的同学，去包头宾馆一看究竞，进了电梯上去又下来。电梯看到了，也用过了，又创了一个“第一”。
技校读书一共二年，上了一年半的文化和专业课，下厂实习了半年，一九八O年元月十五日，技校年毕业，分配到了二冶管铁公司，当了一名配管工。
三，我们这批同学除我之外都比较优秀，如果当年报考大学，基本没有问题，就是胆小，没有报考大学，应该是大学露，上了班以后，个个都挺厉害，工作都很出色。但技校不算文凭，发展受到限制，多数同学心有不甘，好在二治有个职工大学，属于大专文凭，于是同学们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补习，陆陆续续考上了不少，在职工大学深造二年后，回来都是技术骨干。“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也一样，一九八七年，考到呼市管理干部学院，又脱产学习了两年，这就是我说的第三次走进校门。三十好几岁的人了，为了混一张文凭，又去念书。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滑稽。
来呼市管理干部学院念书的，都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多数是党员。我们这个班，呼市的同学占了一半，另一半是各盟市来的，从包头来的只有五个。呼市本地的同学走读，外地来的都住在学校里，我却没有住校，因为我们单位在呼市施工，我就住在单位的工地上，生活条件好一点。
说来也奇怪，开学报名后，班主任老师就找我，让找我当班干部，本来不想干，可老师一再做工作，推不掉，我就当上了班里的党支部书记。班主任老师叫刘复义，人很好，我们一直处的不错，现在还来往。去年听说刘老师病了，本想去呼市看看老师，有点特殊情况，没有去成，今年抽点时间，一定去一趟呼市，看看刘老师，刘老师己经七十多了。担任班里党支部书记，只干了一年，因为要发展一名党员，惹怒了呼市的同学，他们人多，又联合了一些其他盟市的同学，人多力量大。我孤掌难鸣，身边没有帮手，被他们“弹颏”下台，其实我根本不想干，正中我的下怀，无官一身轻，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单的工地宿舍喝酒，悠哉悠哉。现在回想起来，在呼市上成人大学的二年，特别是后一年，是我一生最休闲的一段美好时光，用四个概括：养尊处优。
成人大学，教学安排的不太紧，上午有课，下午基本自学。我们有几个同学，经常一起学习，一起讨论。郝锐军同学是呼市人，人挺老实，我们就常去他家一起学习。我虽说是从包头来的，我的老家在巴盟，巴盟也有七八个同学老乡，亲不亲故乡人，我和巴盟这个老乡处的也不错。包头的五个同学就更不用说了。巴盟有个老乡同学，文化基础比较差，想退学回家，我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后，给这个同学做了工作，劝她不要放弃这次机会，听不懂课没关系，于是我经常到她住处，帮她复习一些课程。在她的努力下，学习成绩不断提高，顺利的毕业。两年的时间很快，一九八九年七月，成人大学毕业，我重回单位上班。
一晃多少年过去，现在年近古稀，闲瑕的时候，回忆学生时期的生活，十分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