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驾车 去伦敦——第一章 我的一个梦
二十多年前我就做着退休后自驾旅行的梦，我还保留着一张当时的剪报，一对夫妻开着一部房车周游世界。我非常憧憬地对天明说，退休后我们也去旅行，开一部房车，以车为家浪迹天涯。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没有买房，两个人的世界，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渐渐忙于工作又忙于孩子，买了房子也知道了一部房车的价格绝不是我这工薪阶层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关于开部房车的事就不想了，但还是常常念叨着：退休的时候自驾旅行，独自一人，或与家人，或约上二、三个朋友，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转悠，途中写写文，拍拍照，会会友，哼着“橄榄树”流浪远方。
旅行对我一直是个诱惑。虽然行动不方便，但就是喜欢去旅行，虽然登山很吃力，可就是一次次地要去爬山。父亲曾说我旅行是“逢山必登逢塔必照相。”兄弟姐妹中就我对旅行乐此不疲。因为自己行走速度慢，跟旅行社或和其他人一起旅行总感觉吃力，心里压力也大，因此多数时候我都选择一个人旅行。更主要的是，单独一个人在陌生的人群中或在寂静无人的山林里，你会感受到心灵的静默，一股淡淡的温柔涌上心田，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有时与陌生的游客短暂的结伴而行，你会感受到人间最美好的情愫，那是旅行中额外的收获。
记得工作后的第一个假期，我就踏上了旅程，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曾经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家吃过年夜饭我就辞别父母坐上火车向北旅行，那些年火车总是拥挤得每天都像现在的春运，唯独年三十例外，车厢里空荡荡的，我买的是坐票却能够享受卧铺的待遇，一张椅子上就我一个人。那些年旅游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在桂林的象鼻山，在四川的青城山，都只有我一个人寂静的脚步，仿佛空山无人，只闻鸟啼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去大足石刻则纯属偶然，在我坐上往重庆方向的火车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旅游目的地，火车半夜到达重庆时我还茫茫然不知该去哪里，一个的士司机说带我去看山城夜景，而后说到大足石刻，于是就开车陪着我去了。登泰山遇到两个上海的聋人就结伴同行，一路上我学了好几句手语，那天，我一人登上玉皇顶，山顶上没有一个人，风很大，听着风吹着洞穴的声音让我着迷，以为那就是天籁之音。在北京逢上那年的第一场瑞雪，正好我去十三陵，结果在结了冰的路面上我一次次滑倒，手里拿着的照相机也摔坏了，多亏一位广东游客一路陪着我，充当我的拐棍。在华山，夜里登山第二天看日出，黑暗中总有人伸手拉我一把或托我一下，也不知山有多险路有多难行，到第二天下山时看到陡峭的山林我才两腿发抖寸步难行，是一个北京人一直陪着我一步一步挪下山。太多了，这样的旅行。
一次次漫无目的的旅行，似乎就为了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中的陌生环境更让人体察关爱与平等，在遭遇歧视和冷漠时，至少你可以选择离开。而曾经向我伸出援手的人，虽然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直在我的心里，成为后来我生活中的信念支柱。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一次几个肢体残疾朋友聚在一块聊天，竟然好几个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独自旅行。似乎，残疾是一种无法诉说的痛，独自旅行是一种可以抚慰自己的方式。仿佛自己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狼，需要躲开狼群，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之后我一直迷恋于旅行，当然已经不是因为孤独，不是为了疗伤，而是因为旅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我见过一个叫老鬼的残疾人，是坐在轮椅上的截瘫患者，却一次次让自己在旅途中，交通工具几乎都是火车，我曾问：“现在轮椅上火车障碍这么大你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只要肯放下面子，只要肯开口求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上不了的台阶。”现在他与几个残疾朋友通过“生命之歌公益网”组织更多的残疾人旅游。一个叫曲晶的残疾人，12岁患上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宅家几十年后，却在年迈父母的陪同下勇敢地踏上了旅程。旅行对于残疾人，已不仅是休闲散心，不仅是拓展视野，旅行还承载着残疾人对生活的勇气和探索，是一个梦想的实现。
如果能够自驾车旅行，那无疑是为梦想插上了翅膀。
第一次看到残疾人驾车是在2001年，广东的孙杰与新疆的孙永庚联手自驾车万里声援北京申奥，途经福州，我和福州的许多残疾朋友对他们驾驶的汽车非常感兴趣，二孙为我们演示了他们如何用手控制驾驶系统，这个装置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可以轻松地将由脚控制的刹车、油门转由手来控制，看了令人赞叹不已。之后认识了西安的王延、哈尔滨的杜仲等残疾人，他们也都自己改装了汽车控制驾驶装置，驾龄都已长达十几年，车都换了好几部。在西安我还有幸让王延亲自驾车送我到机场，领略他娴熟的驾驶技术。“驾驶着汽车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残疾人了。”他的话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过，那时残疾人还不能考取驾照，就好像早年残疾人参加高考体检不合格一样，参加驾考体检也不合格。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路都走不好，还能开车？”“耳朵都听不见了还能开车？”“眼睛看不见还怎么开车？”“没有手怎么开车？”在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的生活中，类似这样的话，恐怕听得耳朵都会生出了老茧。归结一句话，这种观念认为残疾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2002年我有机会到香港，才知道残疾人驾车在香港根本没有限制，残疾人驾车，不是能与不能，而是政策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2003年国家第一次透出了残疾人可以驾车的信息，首先放宽了左脚有障碍右脚健全的残疾人可以参加驾考，我的心便蠢蠢欲动，虽然我还不属于政策允许的可以驾车的范围，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想要尽早地拿到驾照。
正巧获知P君做起了小车教练员，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可以教我开车吗？”
“来吧”，P君二话不说。
第一次坐上驾驶位，这是手动挡汽车。在P君的指点下，左脚踏离合器，右脚试着放在刹车踏板上，车缓缓前进了。几个进进退退后，P君果断地说：“你考驾照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又补充一句：“但你今后不能开手动档车，自动档汽车还可以考虑。”
“知道了。”我说，“先拿到驾照再说。我认识许多残疾比我严重得多的人都在开车，他们把刹车、油门移到手上来控制。”
在残疾人中，我的残疾程度很轻，曾经有人调侃我是“混进了残疾人队伍中”，这要感谢我的父母。我患上小儿麻痹后遗症后，父母一直为我寻医问药，当时能知道的，能想到的，能做到的，父母全都做了。针灸、打针、按摩几乎伴随我的整个童年，中药蒸汽熏烤让我到现在对泡脚都有恐惧症，还吃过沾了白糖的生肥猪肉，据说是民间偏方，埋羊肠线手术是当时部队医疗队的创举，之后又做了二次矫正手术，腿上留下好几道蜈蚣似的疤痕。多亏父母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现在才能很幸运地不用拄拐，更不用轮椅，只是右腿显得无力，走路姿态不佳，平坦的路有时也会在我脚下显得颠簸崎岖，坎坷不平。至于考驾照，正如我的教练说的，我驾车悟性好，勤奋练车，很快就拿到了驾照。
什么样的车适合我开呢？青岛的焦玲早已驾驶汽车，她的残疾程度与我类似。她告诉我，她是用健全的左腿控制刹车，没有力气的右腿用来加油门，让我试试。我一试，果然不错。后来国家出台的政策说，右脚有障碍左脚正常的，通过左延装置，把刹车、油门移到左脚，可以驾驶加装了左延装置的自动挡汽车，而我还是更喜欢左右两脚并用的驾车方式。曾有人担心会不会不小心刹车油门一起踩下去，那可就危险了。其实，用什么方式驾车合适完全是一种习惯，我是用不够给力的患腿加油门，踩油门时就得特别在意地用力，而用健全的左腿刹车，随时都处在一级防御有效制动状态下。
2009年国家终于允许下肢残疾人都可以开车了。那些早已按捺不住的残疾朋友们争先恐后地拿到了驾照，憋了多年的驾车旅游梦想变得可以实现了。适逢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那份激情和兴奋仍在血管中奔流，2012年奥运会在伦敦举办，于是有人提出：我们自驾车去伦敦看残奥会，为中国残疾健儿加油，为残疾人的生命喝彩。
我的梦就在那一刹那被唤醒，我也要去自驾车从北京到伦敦。
我今年54岁，计划明年退休，已逐渐将社会工作全部放下。在学校、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思想和行动都烙上了机关的印迹。退休需要重塑自己，试着开始一种全新的，不同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活。我要在我还能够学习的时候去尝试学习，在我还能够改变的时候去尝试改变，在我还能够行动的时候去尝试行动。
自驾伦敦，就在这个时候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自驾，对于我几乎是个空白，我的驾车总行程不足500公里，甚至对车大灯在哪里都不熟悉。去伦敦，就要从这个零点出发，我的目标是5000公里。长途自驾，对我是个挑战，挑战自己的体能，挑战自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挑战自己的学习能力，以及改变能力、行动能力。
老朋友冯作友告诉我，他上清华大学培训班时老师播放过一段视频《雄鹰再生》：雄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年龄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时间，它在40岁左右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当雄鹰活到40岁时，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抓猎物；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格外吃力。它只有两种选择：等死，或经过一个痛苦的更新过程——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经过150天漫长的修练。雄鹰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它会用新长出的喙把趾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便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雄鹰开始飞翔，重新得力，再拥有30年的岁月。
人也一样，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驾伦敦就是我的修炼，对于我其意义可能已超越了自驾本身。在圆我自驾梦的同时，我还要学会重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