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燃点一九七八
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上海这座城市如魔方般一刻不停变化了千百遍，可是叶永烈的上海故事，是从肇家浜那条泥泞、狭窄的弄堂缓慢开始的。
记忆永远清晰，评弹的声音从对门原先是老虎灶的大众茶馆飘出，孩子们嘈杂嬉闹穿透了只糊了一层腻子的篱笆墙，忽然有人喊，叶老师，侬的挂号信哦。叶永烈从阁楼上弓着腰爬梯子下来，声音已经远了，窗户插销下面压着一张信封。邻居都是工人，来自周边的大中华橡胶厂等工厂车间。叶老师，他们这样恭称着这条由拆迁户私房组成的弄堂里唯一的大学生。祖籍温州的叶永烈和他的妻子，以及在这里出生的两个儿子，自自然然说着上海话，过着里弄生活。在后来的日子里，叶永烈去北京采访过无数次，也环游过全世界，但他只有回到上海才感到是回家。
采访者吴越（左），叶永烈（中），上海作协组织人事处胡斌（右）在“游泳池”书房
复苏的“小灵通”
叶永烈是一九六三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读了六年书，按苏联学制，读出来应该是“副博士”，但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副博士”没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机部上海电表研究所。叶永烈很熟悉上海。他的父亲解放前是温州商业银行行长，解放后成为温州市政协委员，经常提着大皮箱坐轮船出差去上海。他考上北大后，来来回回总是要从上海中转，父亲笑着叮嘱他，经过国际饭店仰头看时，要小心按住自己的帽子。与北京相比，他更亲近上海中西交融的风味，不久妻子也从温州来到了上海，可是叶永烈资历还浅，分房无望，只能赁居。偶尔一天，叶永烈和妻子在43路公共汽车站头等车，看到电线杆上贴着“卖房子”，两人正并头在看，一位中年妇女走来，引他们走进了那条弄堂，她是居委会主任，告之，是一位老工人想卖掉私房。那时的叶永烈，恰好存有一笔钱，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支付给他撰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他们高高兴兴地搬进斗室，学会了用煤球炉烧饭、用筹子去取自来水，星期天和大家一样双脚踩在盆里洗床单，平时孩子放学回家就在隔壁邻居家做功课、吃饭。在艰难的岁月里，这条弄堂给了他们最大的庇佑。
时间轮转至1978年。这一年初夏，叶永烈十几年前就写好了的科学幻想文学《小灵通的奇遇》终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改名《小灵通漫游未来》。那叠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泛黄暗淡的稿纸，在“科学的春天”里大放异彩，它生动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也复苏了僵化已久的科学人文思维。一天，摄像机进了叶永烈的家，造成了整条弄堂的轰动。一位名叫富敏的电视台导演（她后来拍了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前来采访。不久后的一天，晚饭时分，隔壁的隔壁邻居匆匆来敲门，来不及细说，把叶永烈拉走，拨开人墙，将他推到一台24吋的黑白电视机前，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放对他的专访。那时，叶永烈已经是上海科教电影厂的编导，并在科教片领域崭露头角，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时间如梦似幻。
叶永烈和40年前初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四十年来，《小灵通漫游未来》长葆青春，衍生出二三十种版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仍在不停重印，总共已经发行了400万册。
叶永烈的“好运”在继续。1979年，《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先后在头版头条或显要位置发表文章，称赞叶永烈在逆境中坚持创作，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光明日报》在配发社论中还号召知识分子向叶永烈学习。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下，叶永烈获得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并指示有关部门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促使他更好地进行创作。
1979年4月23日，中国科学创作协会简报上刊发的《应重视改善科普作家的工作条件》
1979年7月1日，一张《租用公房凭证》和漕溪路漕溪公园旁边一间使用面积为32.7平方米的两室户的钥匙送到叶永烈手中。叶永烈首先把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屋，让“小灵通”第一个住进去。叶永烈是这条弄堂里十五年来第一个搬家的。这成了弄堂里又一次轰动事件，所有邻居都涌过来参观这间配有卫生间的新居，亲眼看到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也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火热的开端。
叶永烈于1979年7月1日获批入住的32.7平方米新屋的《租用公房凭证》
“红色起点”上再出发
1987年的一个早晨，叶永烈在洗漱时习惯性开着收音机，一条字数不长的新闻消息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消息说，上海作协将第一次公开招聘，引进一批专业作家。这时的叶永烈，已经被组织部门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调到了上海科普创作协会，是副理事长，又是上海科协的专职常委，头衔一大堆 ，但他仍想回到创作中去。没有悬念地，他成为当年上海作家协会首批8位专业作家之一。
其实，还在科协的时候，叶永烈就已经发表了诸多小说，包括在《收获》发表的《青黄之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腐蚀》，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在《文汇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报告文学，更是“写一篇红一篇”，读者追着要看。进入作协后，在小说与报告文学这两者之间，叶永烈选择了后者，尽管他写小说也花了大力气，也开始结出果实，但他敏锐地察觉到，写小说的人很多，可是在报告文学领域里，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这片已然开禁的“禁区”还少有人涉足。他决定向高海拔地区进发。
写什么呢？叶永烈在上海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从心里认定自己是一名上海作家，承担着上海作家的责任。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过程写出来，恐怕就是这份责任中首当其冲的一块。
叶永烈骑自行车去一大会馆，馆长看到他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原来，在叶永烈之前，已经有两位老作家先后来了解过情况，但遇到绕不开的、当时又无法明确给结论的问题，皆无功而返。叶永烈说自己运气好，这一次又踩在了鼓点上，叶永烈用信实的史料和当事人访谈，写出了《红色的起点》，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后两部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总字数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输出了台湾版，香港版，以及英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从此，“红色起点”——这个生动、形象而准确的概括，向全世界告知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
自创“两确”原则
众所周知，叶永烈在他所从事的重大政治题材传记文学中著作众多。在公众的印象中，他神通广大而又低调神秘。那么，几十年来，他在与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回忆、说辞和观点中，是如何摆正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的？是如何掌握他手中这支笔的？叶永烈很早就提出了他的“两确”原则：观点要正确，事实要准确。一个是史观问题，一个是史实问题。
关于史观，他用三个字作了解释：走正道。见过那么多特殊人物，写过那么多传奇人生，他有一个感悟：无论风云如何翻滚，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政治判断力，选择正确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为了把握史观，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
关于史实，他的办法其实很“笨”：一有线索，立刻紧追不放；一旦采访，绝不放过一个“活口”——在世的当事人、知情人全都要采访一遍。他从来不肯东拼西凑。任何题材，如果没有第一手采访，没有自己独到的东西，他宁可不写。他深知，只有自己采访的、掌握的材料，才能让一本书变“活”，更重要是，有权威性，经得起时代淘洗。
在叶永烈众多的著作中，还有一部特殊的作品，是他向1978这个特别的年份献礼、致敬与回顾之作，这就是《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本以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叶永烈早在1987年刚进入作协时就思量过，到1994年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直至1996年，他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终于写出了四十万字初稿，之后又作了大修改、大补充，几乎重改一遍，定稿时全书为六十万字。这本书初版于1998年，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就再版一次，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时隔四十年，当全国涌起“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热潮时，曾以这样一部巨著来还原改革开放横空出世历程的叶永烈，也成为 “四十年40人”的受访人物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
叶永烈与《邓小平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