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生

我做过6年的乡村教师。6年的时间，在我30多年“教书育人”的职业生涯中，差不多只是一个零头，但是，这6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毕业的师范专科生，我被分配在一所距我们这座小城约10公里的学校——柴湾中学。那时候学校的师资结构非常复杂：有文革前毕业的师范生，也有文革中“红师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等等。而这所学校总共才有17、8位员工，并且包括伙食会计（司务长）和厨房里的大师傅。因此，一专多能是乡村教师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单单就我来说，除去要教属于本行的语文之外，我还教过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等。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我这是“赶鸭子上架”。

在这样的乡村学校，教师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非常密切：除去有限的几个本地籍的教师外，客籍教师——包括外地的和老家在小城里的，一日三餐都在一个屋顶下吃饭；晚上，假如备课改作业这类功课白天已经做完，没有工作可做，又想改善一下生活，那么，可以到附近的农家买上一两斤鸡蛋，几瓶“双蒸大曲”之类无需计划、票证的高度平民化的酒小聚，在此过程中畅谈工作、生活与人生。与此同时，年轻一些的老师下午第三课后一起打打篮球、乒乓球也是很常见的。

将自家子女或者弟弟、妹妹，或者亲戚家的孩子带在身边读书，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现象。宿舍与我相邻的教数学的刘盟亮老师，就将他内侄带在身边。记得他内侄年龄小、个头也小，可嘴巴却很甜，每次回宿舍经过我门前都要尊我一声。而他每次回宿舍，手边一定会有一本书——那时候的学生读书，其实无需做老师的施加多大的压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向自己“要”：在柴湾中学这样的乡村中学，很多学生和家长把考取小中专作为第一目标。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改变户口性质，从此跳出“农门”跳入“龙门”。在此之后奋斗的目标才是普通高中。

1986年是我在柴湾中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执教的初三（1）班最后大约有4人考取了中专或者普通高中——这个总量还是略略低了一些。稍稍给人以安慰的是，这4位同学他们的中考成绩均位居整个城东区的前20名。考取中专的是班上女生中年龄最小、看上去还是小女孩的杨慧玲。她母亲是插队知青，父亲是乡村木匠。而我因为也曾经是知青，所以，对她特别在意——她考取的是卫校而在考取普通高中的三位男生中，有两位后来考取了大学，其中一位眼下是我们这座小城知名的民营企业是副总——他是10年前从“体制内”跳出，转行的。另一位如今则是南通大学的教授，心脏外科的专家。

差不多30年后，我和几位昔日同事受到邀请，参加当年柴湾中学的10来位同学举行的小型聚会。我借这样的机会表达了对他们的深深的谢意：我之所以要衷心感谢你们，不只是因为你们今天邀请了我，让我们师生有缘于数十年后再次相遇；更重要的是，在柴湾中学的那6年，对我后来的教师生涯乃至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做教师的角度来说，从教的最初的时光，是积淀知识、提高能力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人最为纯情、最为朴实、最少功利的阶段。如果说此后若干年中，我们做成了些什么，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是柴湾中学这所学校和你们提供了基石。

大家K歌，有同学还记得我昔日喜欢唱歌，请我一亮歌喉。但我自从调进小城之后，再也不教音乐，也很少唱歌了。至于在公共场合K歌，那更是绝无。所以，开始他们点的那些歌曲我都十分陌生，也缺少感觉，所以婉拒了。而当他们翻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度十分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我的记忆一下被唤醒了，热情被点燃了，于是，我拿过话筒，来了一首《外婆的澎湖湾》——那可是我曾经在柴湾中学的音乐课上教学生们唱过的歌曲呀！而稍稍让人有些遗憾的是，屏幕上出现的歌词与我的记忆小有出入——当然，我相信绝非是我记错了，而是时代变了，歌词可能因此也变了；就像从前纯情的小女孩变成了今天成熟的职业人，学生娃变成了社会的中坚，又像30年前的我还是小伙子一个，如今却成为知天命之人一样。我们这世界，有多少东西不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