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在鄂州的南宋李深之夫妇是何许人也？
李处道（字深之），据张耒在《祭李深之》一文中称说李处道是与其父同年，李处道（字深之）曾任教于姑苏学宫，曾任沉舟南顿尉，更成州同谷，处州缙云，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兴令，最后为兴国军录事参军以卒。
建置为“军”的地方当有驻军。《兴国州志·政典·营制》载：“宋升永兴为军，始有兵，其见诸宋史兵志者可按(有案可查)”。北宋时归“兴国指挥”的，有“（朝廷）侍卫司所领步兵”，即亲兵（禁军）一营，番号“忠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选诸州厢军（地方军）之强壮者立，淳化四年（993年）增各军指挥”，“熙宁以后（1068年-）之制同”（原注：据《宋史·兵志》）；有“厢兵”，建隆以来（960年-）“水军”“拣中骑射（马军、弓手）”“保节”各一支，熙宁以后统一番号“効勇”。南宋时驻兴国的禁兵有“忠节”“武雄”各一营，厢兵有“効勇”“牢城”各一营（据王质《雪山集·兴国四营记》）。
史书载，在民族斗争尖锐激烈的两宋，军队的屯驻原则竟是“守内虚外”，表现出朝廷对农民反抗高度的恐惧、防范和压制，表现出统治者“内患甚于外忧”认知的片面及其政策统筹的重大缺失。地方上，每州县都屯驻有一定数量的禁军厢军，官兵大都招自破产农民、荒年灾民，沿用的是唐朝后期的雇佣兵制度，并且采取了不少兵变防范措施，寄期“纵然有叛民，不至有叛兵”。譬如，以“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马端临《文献通考》），防范官兵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过甚；譬如，不仅在兵营有严格的“窃造军器”“私传兵式”“结义社”之类禁令（《兴国四营记》），民间“设置教头，练习兵仗”一类组织也在严加取缔之列。正因为军事方面的内控较严，两宋的兵变、民变相对于隋唐，次数较少，规模较小。
本地志书仍然可以见到南宋时期一些引据宋史的兵事记录。南宋初的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南侵金兵曾取道兴国。金兵入江州未久，一部由黄州张家渡渡江至武昌（鄂城），经大治（三溪龙港）取山路进犯洪州。建炎四年九月，企图割据江淮的雄州（今河北雄县）李成所聚流寇马进一部占据兴国军。次春，张俊、岳飞为正副招讨使的南宋军队大败李成于楼子庄（今江西建昌），追至江州；李成逃经蕲州，转投伪齐，“兴国军等处群盗（流寇）皆遁”。当时这一带“境壤相错，侵轶为易”（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建炎、绍兴之交，江西（道）无地无兵，而兴国受毒（兵祸之害）最酷”（王质《去思楼记》）。直到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方将江州至江陵的沿江防务交予岳飞。兴国军的池口（今富池）、磁湖（今黄石）兵寨当设于此间，防御的就是金兵南犯，驻扎的即是金兵都不得不承认“难撼”的岳家军。绍兴十年，驻境练兵的岳家军曾于富池封山洞取铜铸剑（《阳新县志·大事记》）。然而，岳家军坚守的江防仅仅维持了七八年。绍兴十一年，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即以解除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兵权，杀害此间唯一硬挺北伐的岳家将岳飞、张宪、岳云，求得宋金议和。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南窥江汉的金兵再逼兴国，并遣使招降；知军李宜焚书斩使，率领将士环城死守（《阳新县志·大事记》，州志记为“高宗时”，不确）。端平三年（1236年），南犯蒙军一度全面攻破南宋北沿中心据点襄阳、德安、枣阳、随州，“两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县，间有招集振（赈）恤……江阴、镇江、建宁、太平、池（州）、江（州）、兴国、鄂（州）、岳（州）、江陵境内流民……计口给米”（《宋史·理宗本纪》）。淳祐五年到十二年（1245年-1252年），知军李寿朋奉诏再建富池、沙池（州志为“沙地”）等兵寨，置办轻捷战船五十艘，招募水步游击兵勇六千人（《阳新县志·大事记》），当时南宋“分备捍御”的重点是在“守京（西）湖（北），保东南”。到了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江西帅司说“兴国民被兵（遭受兵祸）存者，奔窜他所”（《宋史·理宗本纪》），蒙军已开始围攻鄂州（今武汉江夏），南宋各路援军也云集鄂州四围，形成对峙。
州志还有一些“御民变”记录。高宗绍兴时(1142年后)，瑞昌、兴国间茶商失业，聚众起事，时任枢密都承旨的洪遵奏请张榜开谕，劝告参与者自新，或充军，或还田（《宋史·洪皓传》）。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境内又有山民聚众起事，知军张采也是恩威并加，结合江州忠义新军募兵，安顿山民，借机平息事态（《去思楼记》）。宁宗开禧初(1205年-)，知军赵彦倓曾募勇捕斩并驱散“据城外为变”的溃卒（据宋史）。宋末驻兵骄横，四出扰民，有的竟然“白昼相率入民家取其资”，知军赵淇得知，亲往统制（本地驻军都统领）府坐镇，使之无敢再纵妄为（据元虞集赵淇神道碑铭）。
就像《水浒》所写方腊、宋江率领的南方北方人民揭竿而起时的情形一样，北宋末季以后更为多见的是“官逼民反”。王质的许多文章，都具体记述了“至陋之国，极困之民”的孝宗朝，兴国生灵每遭鱼肉、屡被涂炭的社会生态。
一是兵祸“匪”患频仍。“江西一道十余州，此（兴国）最毒（受害）于兵（祸）”。“（兴国）又当江淮走集之冲，往尝与东南巨寇桀贼为巢窟，蹂躏戕圯，较一道十州独甚”。“往在江西，见其所谓食菜事魔者（指倡素食、供摩尼的秘密组织‘明教’）弥乡亘里，诵经焚香，夜则閧（哄）然而来，旦则寂然而亡（离去）……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数百人……见其所盗贩茶者，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江州、兴国军屡被其害”。故“兴国平居为盗贼之渊……凡城之隅，若江之濒，布民兵其冲……部勒卒乘，整厉弓戈，出入游警，以张民兵之声”。
二是苛捐杂税沉重。最不堪负担的，是北宋末到南宋初税外的“淮衣与税缣（绢）并征”。淮衣本属淮西蕲州、黄州上供黄河中下游戍卒的衣绢税赋，因为需要转买兴国的绢帛，后来干脆改由兴国直供，且税额累年有加，直到绍兴末（1162年），“虽解兵二十余年”，“无故输淮衣”之摊派一征如初；大观二年（1108年）开征的黄河卷埽（用薪绳和土筑御水设施）摊派，原是“蕲、黄为兴国（上）供河埽，兴国为蕲、黄（上）调省缣”，互补所缺，绍兴五年（1135年）后“黄河不卷埽，蕲、黄不代输”，唯“兴国独抱虚逋（欠）承实祸，（照样）是一州而输三郡之赋”，而且缣价已涨三倍。这样，兴国军的一年两税，在占有土地、承担赋役的占籍主户由原先84900户降到23600户的情况下，夏税所缴之钱只由113900缗（串，一串一千文）减到57100缗，秋税所纳之米只由61000石（dàn，市制担，一担十斗、百升）减到32700石，较长时期忍受着“以四（分之）一之民输十（分之）五之租”的搜刮。这还不是赋役的全部。绍兴乾道之交（1161年-1165年），驻军两经大战，连续用兵五年，“沟池、棹舰、楼橹、营屯之役，金铁、丝纩、弓甲、皮羽之敛……大州不堪，而况于兴国”？“合忠义新军于江州……立须具庐（建造营房），兴国（承）当三百（间）……为（筹）木（料等），若竹、若芦、若铁（之数），十万有奇（余），伐削之工、覆筑之工、建治之工、迁运之工，（列）举不在其间”。凡此种种，皆“赋资于民而易其物”，“假直（借力）于民而取其工”。绍兴间由兴国军司户参军迁任永兴县知的江介，曾上书诸台，陈列地方两税繁重、淮衣加征、鱼池榷税、续起上供、连年水旱等时下“五弊”。本来，“兴国地多山谷，其稍夷衍（平旷）者，则漫为深潴浅泽，不得尽为民资”。到了两宋之交，“平时（的）丰州壮县”，早已是“川名曰富，人实多贫”了。“御（吏治）益浇（刻薄）之人，掊（敛聚）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应益繁之事”，成了“天下至难”；“民不能以尽徇（顺从）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尽假（宽容）民，故民之雠（仇）吏日毒（狠）”，致“为吏者不可终朝”，亦令来就者视为畏途，几致无以为继。而“无以为输”的“淮衣税缣加额之苦”，在经历过数十次“叩郡庭，凑使台，谒省闼”的推诿之后，绍兴三十一年七月遇到以御史中丞出为湖北京西宣谕使、一路诏访吏疵民隐的浮梁（今属景德镇）进士汪澈，终于有了转机。汪澈自行都至兴国，亲搜百姓之诉，第二年还朝就任参知政事，“具白其事（备折陈说淮衣税缣加额），天子（高宗）即诏有司勿加。令下，一郡三县之民莫不感戴，请于太守张采，为（汪参政）立生祠”。不过，淮衣之压虽解，两税依然不堪。开禧初(1205年-)的兴国知军赵彦倓，还是皇室族裔，因为属邑岁遇旱蝗，交不出军需供银，同样受到坐累，陪着县令一起贬官。
苏州龚识家族，北宋时一门四代七名进士，龚识孙女嫁与泉州德化知县李处道，亲教其子李援，使登进士第龚明之在《中吴纪闻》卷三中赞扬他的叔祖龚程“刚正自守，不惑于祸福；尝愤圣道不明，欲排异端之学，家不置释老像，祭祀未尝焚纸钱，儒家甚宗之。”
龚宗元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秘书监富严子富临、朝请大夫顾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富临“饱学能文，终池阳守”，其子（侄）富钧、富洵、富元衡皆擢进士第；顾沂“终龚州太守”，其子顾彦成曾经“将漕两浙”，女儿嫁给了苏州名儒朱长文的长子朱耜，孙子顾禧号“漫庄”，为一时名士，有《志道集》，并曾与施宿同注苏诗；李处道一家与北宋著名文士张耒父子有世交， “五举于乡，中治平四年进士第”，处道子李援在其母龚氏亲自教谕下登进士第。
这就说明了鄂州境内会李深之夫妇的墓，且宋代名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为什么会撰书李深之墓志铭。
（以上参阅王质《谕镇盗疏》《去思楼记》《兴国太守题名记》《汪参政生祠堂记》，《兴国州志·秩官列传》。 原载《阳新文化简史》）
李处道都曹丈挽词
宋·张耒
凄凉正始后，尚复有斯人。
恸哭亦云已，伤心难重陈。
传家双令器，怀德万遗民。
尚想典刑在，萧然老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