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男人走到她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

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江西。”“怎么回去？”“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

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

红军长征时，恰在这时，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已怀孕数月，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幼年丧父，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

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曾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来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敌人加紧搜捕李桂红，是因为他们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他们想通过李桂红招降余泽鸿。

当时，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

“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

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

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一名敌兵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屋里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他们胡乱打了几枪出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反复回来搜查。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后来她们又转移到余泽鸿家里，因为他家距离敌人的驻军近，又被搜查多次，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几次搜捕红军都扑空后，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思和被敌人秘密招降。

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在余家翻箱倒柜，对余泽鸿父母等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盘问红军下落。由于敌军是外地人，不知道当地一些农家在屋内修建有“地窨子”。

“地窨子”是人们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袭而专门修的一个夹墙，外面有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去后有几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时，又可从梯子上去，进入一个类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内，暗道把整个屋子串联起来，四通八达。

李桂红、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说：如果你们被抓，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

李桂红知道余泽鸿的前妻被敌人杀害，两个孩子都送给别人抚养，至今不知下落，他们一家人都很盼望这个孩子。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红。敌人走后，两个女红军抱着余母痛哭一场。

年底，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给一家未生养孩子的人家，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担心敌人怀疑，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他们一家举家迁到兴文县城。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期间她们再次被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释放。直到1937年7月终于找到了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