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乘教法在大唐的传播情况充分说明：师徒之间也会留一手！

（博士论西游第六〇二讲，选自《西游谜中谜》（422）第八章――观音努力之谜）

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经过太上老君亿万年的深耕，道派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大唐臣民心中；而为了帮助弟子燃灯古佛，他又毫无吝惜，在汉明帝时，将小乘佛派引入东土。在太上老君和燃灯的共同努力下，道派与佛派在东土共存共荣、融合发展，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佛派理论也已经深入了大唐人心。

尽管佛派在东土发展了五六百年，人们已经接受了该教法，并且佛派也是“化胡为佛”的太上老君所创，然而，在人们心中，带点“胡”味的佛派与本土的道派和儒家还是有所不同，甚至对佛派还是心中存有疑虑。

当太宗皇帝李世民从地狱返阳之后，按照他在阴间的承诺，要做一次水陆大会，来超度屈死的冤魂，为此，李世民让太史丞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而正是在李世民旨意刚下发之时，就发现存在着人们怀疑佛派的情况。

先不说别人，作为朝廷重臣的傅奕，他对佛派根本就不相信。因此，在李世民让他选举高僧，来做佛事时，他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

应该来说，傅奕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代表的而是很大一部分人，并且从傅奕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代表的社会上的这部分人，对于儒、道、佛三家的不同态度：其一，尊崇儒家，要有“君臣父子”伦理；其二，看重道派，要有“本诸自然”理念；三是反对佛派，认为它“不足为信”。

有人反对佛派，自然就会有人信奉佛派，同样是朝廷重臣的宰相萧瑀，就对傅奕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他还对傅奕进行了人身攻击，“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对比傅奕的意见与萧瑀的反驳，我们可以看出，傅奕的意见有理有据，先不说佛派没有人伦观念，仅他所提出的“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就能够说明，佛派对于东土大唐的非必要性。

而萧瑀的反驳则显得强词夺理！说佛法“弘善遏恶”，但是儒、道两家也有同样功能；“冥助国家”，根本无法应验；后边又要“请置严刑”，就是有点怒不可遏了！再加上他对傅奕的人身攻击，进一步说明，佛派要想在东土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

听到两人的对话，李世民也拿不定主意，“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营福，其应何如。”二人告诉太宗皇帝，“佛在清净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象。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伏乞陛下圣鉴明裁。”

他们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对前边二人意见的综合，他们认为，佛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能唯我独尊，而是与儒、道并列的三教之一，当然没有废的道理。根据上述众人的意见，李世民给出了最终的结论，“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陈者，罪之。”他并下令制定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至此，佛派在东土的立足才算有了政治上的保障。

那么，佛派在东土的传播过程中，为什么到了唐太宗时期，其理论还会受到质疑呢？不是说太上老君主动引进燃灯古佛，让佛派在这里与道派共同发展吗？难道真如观音所说，燃灯的小乘教法存在着理论缺陷吗？

本人认为，所谓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只不过是观音对它的诬蔑而已！试想，燃灯所传的小乘教法是太上老君所创，其所创的道派理论都没有瑕疵，他创立的小乘教法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大的缺陷呢？

西行刚到两界山，根本还没了解大乘教法的唐僧，仅念了一遍《度亡经》，再加上几卷《金刚经》、《观音经》、《法华经》、《弥陀经》，就让刘百钦父亲的亡魂“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这就充分说明，小乘教法是完全可以“度亡脱苦”的！

既然小乘教法没有缺陷，那么，对于其未能得到充分传播的原因就只能有一个，即，太上老君对燃灯没有完全放开门户，而是对他留了一手！想想也正常，在利益面前，就是亲父子也可能反目，更不用说师徒了！

细思极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