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孔庙、南京的夫子庙
碑亭有木栅拦隔档,可见历朝历代对科举的重视,这是对那些录为天子门生的儒子的一种褒奖,科举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盛事,对录入者来说是无尚荣耀的。
元代,自仁宗(1314年)提倡汉化,恢复科举取士,史称“延祐复科”,开启左榜科考,山东少年张起岩等人为左榜进士。以后,明代、清代虽然有所改进,但基本延用了元代的科考取士方式。
清代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二百多年间,共有118通进士题名碑立于院内。
清顺治三年清廷开启科考取士,当时是满汉混合,满人麻勒吉为清朝开科第一个状元。顺治九年清廷把汉、 满分开科考,有刘子壮等进士登榜,顺治十六年已亥年录科,顾炎武的外孙徐元文为状元,他的仇家叶方蔼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至光绪三十年(1904)刘春霖甲辰科状元。人笑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们那个小县城,1300年的科举计有进士四十六位,一甲,榜眼一名(第二名),探花一名(第三名)。(据汤一介先生说,北陈时有一状元,姓魏。(翟一民先生嘱我去掘地寻宝,我努力了一把,当地虽然有一魏爹庙,由一出家人守着,别无其他。且县志也只能到明万历,年代久远,无法证实。汤一介先生如此说,肯定握有它的出去。)
明清时代,科举最为鼎盛,不是清末西洋人入侵,洋枪洋炮打开清国大门,以孔孟为基础的科举甚或不得消亡,坚挺到何年何月也未尝可知。
明清科举,虽然是一考定终身,一入进士林就有耀世的名声,前途一遍光明,可真正能流芳千古,让后人记下的却不多。 文天祥,南朝宋理宗:擢拔为进士第一名,有忠贞不二,视死如归的名节, 一些在进士录科中名次靠后,或文采或为官功德,让人崇拜并记忆下来的,袁崇焕,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末科三甲40名进士。纳兰性德,清康熙十五年二甲7名进士,郑板桥,清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88名进士。
同为进士,第一、第二或第几,排名先后,同朝为官总还是有些相互挤攘和冷眼相向的,翁同龢和李鸿章,同为晚清重臣,主理军机,军国大事各有主见,龇龌之间,翁状元自恃名高总感觉要高李进士一筹,是因为李鸿章只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且二甲第三十六名。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
据史载:南京“夫子庙始建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年),根据王导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材为重”,立太学于秦淮河南岸;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移东晋学宫于秦淮河北,并在学宫之前建庙祭奉孔夫子;”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焚毁,绍兴九年(1139年)重建,称建康府学;元朝改为集庆路学;明初改为国子学,后改为应天府学;清初原府学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咸丰年间再次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重建;夫子庙四毁五建,最后一次破坏于1937年侵华日寇的炮火中,1984年后陆续修葺复建,1991年被评为“全国旅游胜四十佳“。
夫子庙随着国运兴衰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孔子雕像以下,有颜回,子路等弟子恭列两旁。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虽然有间隔地“都”城经历,推行过科举,不过那都很短,难比北京延续的时间长,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那些题名进,那是国家的主流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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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以来,江南才子大多身居底层,加之元和清的立国之初,打压汉人学者,儒学科举几无出路的情况下,才有汤显祖这样的戏剧家、冯梦龙这样的以民间采风搜集整理编纂集成的文化大家、金圣叹的惊世骇俗的六才子书的批评家,还有落拓子弟张岱不屑于官宦之途,自办戏班,平民学者在切断了科举进身,也不会自甘坠志,便走出了一批俊彦异才,是他们开创了平民市井文化的先河。
贞节碑坊,是封建礼教压迫女性的一种产物,我很小的时候,见过立在路旁的大碑坊,碑坊匾额题”芳孝节“三个大字。
秦淮河小码头,对面照壁上的二龙戏珠,可谓是金壁辉煌。
秦淮河边走一走,自然有几份闲心在。哪个说了,桥上你在看风景,桥下别人看你是风景。
老伴说,此处好,还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