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过圣诞节
作者 ▏平叔
今天，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一大早，朋友圈里有关圣诞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其中有祝圣诞快乐的，也有讨论如何过圣诞的。当然，也不乏圣诞妖魔说，号召抵制。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抵制有些可笑，多少给人吃多了没事干的印象。一个原本就是西方的节日，你自己不过就得了，又没人求着你过。凡事动不动就嚷嚷抵制，能抵制得过来吗？
我虽然反对抵制，但圣诞我也是不过的，严格说，我应该是不懂得这圣诞节究竟该如何过。在我眼里，乔迁到中国的圣诞节，也就被入乡随俗同化了，充其量就是大吃一顿罢了，全无半分地道圣诞的元素。
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我过圣诞节其实是蛮早的，至今我都能想起我第一次过圣诞节的情景。那是在1975年，我还在上初中三年级。
那时学校都很乱，学生基本没有爱学习的。全国树立了两个榜样，一个是小学生黄帅，北京日报发表她的日记和信，夸奖她状告老师搞“师道尊严”；还有一个是知识青年张铁生，辽宁日报报道他考大学怎么交白卷，怎么写了一封批评信，称他是革命的“反潮流”精神。
当时除了“反潮流”还有批林批孔，林是林彪的林，孔是孔夫子的孔。除了批林批孔，也批《水浒传》，说是投降主义。那是整个国家就是个批，批得来长江后浪批前浪，是一波接一波地穷批穷折腾。
既然国家都是一副穷折腾的模样，学校的孩子能好到哪儿去？我记得我人生第一包烟就是那时买的，特别的不想上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的厌学表现，母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除了对我加大谆谆教导、苦口婆心，也没有更好的其它办法。正好母亲要到北京出差，我也想去，就干脆替我请假随她一起北上进京。
到了京城，母亲要忙她的工作，顾不了我，就把我交给当时还在首钢上班的表哥陈小康。小康表哥那时住在礼士路，中央广播事业局（就是眼下的广电部）专家楼的一个单间小屋里。小屋没有窗户，一进屋，很暗，还有很重的霉潮味儿。表哥志向是沿着他父亲我舅舅的道路走下去，那时正拼命的写剧本。
不写剧本的时间里，表哥就喜欢慷慨激昂地背诵一些莎士比亚的段子，或者督促我写作业。遇着我作业不认真，他不训我，但脸色却不好看，还要唠叨着：“你还小啊，大了就知道了，读书不会没有用的”。很奇怪，他的唠叨似乎和母亲的唠叨有些不一样，我居然听进去了。
记得那天北京下雪，汽车电车都不通，表哥就没去上班。他问我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我想不起来明天12月25日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但我晓得后天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表哥就告诉我，12月25日是Christmas Day，今天夜晚是平安夜，全世界的人都不睡觉，都睁眼等着第二天凌晨耶稣降生的时刻。
讲这番话时，表哥的表情从来没有那么柔情过，连眼睛都是多情的。他用穿插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的普通话，慢慢地讲着专家楼的外国人是怎么扮演圣诞老人的，讲如何分发蛋糕，讲外国人是要吃火鸡腿蘸橄榄酱的。
讲着，他还拿出一盘72转的密纹唱片，放到一台老唱机上。沙沙杂音之后，是一个飘渺的女声“阿利亚，阿利亚”，然后又是一个飘渺的男声“阿利亚，阿利亚”，然后又是一片飘渺的童声“阿利亚，阿利亚”。我问他，“‘阿利亚’是什么意思？”他说：“耶稣马上降生，透过马槽能看到天空，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那天，表哥还放了一首很好听的曲子，听得我心暖暖的，却忘了问叫什么名字，直到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终于又听见它，是在一个咖啡屋里，我才弄明白，是叫《When a child is born》。
那天我和表哥很晚才睡，我们在音乐声中度过了平安夜。临睡前，表哥叮嘱我不要给外人说Christmas Day，我点头。我记得那天雪下得非常大。
四十多年一晃而丢，那些个圣诞音乐像一棵种子在我的心底生长，它是一个特定的感情，陪我穿越了那个时代。
如今，当了导演的表哥早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座专家楼也早没了。历史的河流就是这样，此一时喧腾，彼一时冰封。而冰封之季给人的记忆更牢固。
我不是恋旧，而是感慨，是抚今。文明之河是一定要向前奔流，没有人能冰封得了。
想想，真的还是有些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