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4年插队知青

我是64年插队知青

智效民

1964年11月26日，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注销户口以后，被送到太原市清徐县徐沟公社西楚王大队插队。

当时我并不知道城市户口有多么金贵，后来只能用“一失足成千古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许多人会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是68年发出的，你怎么会在64年就下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从头说起。

早在1955年，领袖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小学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又提出：“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据说这是官方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的概念。

但是在随后几年中，除了动员城市青年去农场或植树队之外，一直没有在广阔天地找到合适的方案，所以当时重点宣传的也就是邢燕子、董加耕等回乡青年。这些人初中毕业后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乡务农，结果被塑造成上山下乡的典型，但是这对城市青年没有什么说服力。

直到1963年，有一个名叫侯隽的北京女生，据说是在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高考，被安排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插队落户。

我当时是山西大学附中高三年级的学生，为了执行有关指示，学校一方面组织我们学习这些人的事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教育。

所谓“一颗”，是指要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心；所谓“两手”，则是既要有上（大学）的准备，又要有下（农村）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我校突然冒出个侯隽式的人物。此人名叫幺瑞娟，初三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她坚决放弃中考，不仅荣登省报，还成了一名年轻的女布尔什维克。

前几年参加校庆活动，教导处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当时学校对这件事很头疼。一是过去与农村没有任何联系，需要给她找个安置的地方。二是担心她的安全，还要找几个人陪她下去。

那年高考结束以后，同学们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我却名落孙山，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

当时山西省政协刚刚搬到东缉虎营不久，而那一年在省政协宿舍中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位山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

在这三个人中间，年龄最小的尤战生被中央机要学校选中，在高考之前就去了河北宣化参加培训，后来被分配到西藏。不久机要系统改革，他只好当了个地方干部。当时同学们都羡慕不已，没想到多年以后全社会重视学历，这段经历却让他吃了巨亏。

按照学习成绩和他的家族出身，要想考个大学不成问题，但是到了机要学校却不能算正式学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只好报考个山西大学干部培训班，弄了个大专学历。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的大姐，对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听说后来机要学校的同学不断申诉，上面才给了他们个大专文凭，于是这位老同学就拥有大专双学历。对于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应该为他高兴，还是替他惋惜、甚至不平。

另外两位，一个叫王照宇，一个叫吕峰。王的父亲虽然是民主人士，正式身份却是山西大学的马列主义教授，当时让我觉得有些错位，现在才知道，早年的那个研究领域并没有过多门槛，或者说没有被少数人垄断。吕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当时是政协常委的姥爷生活在一起，至于他的家庭有什么问题，我始终不大清楚。

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我们经常在王照宇家聊天。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学校传话让他俩去一趟，这让我特别失落，觉得自己就像后娘养的一样。

等到他们回来，才知道学校要组织他们去榆次插队。我问还有哪些人，他们说除了幺瑞娟以外，还有教导处副主任焦克的女儿焦梅枝等人。焦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好像还当过班里的学习委员，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现场发挥失常。多年以后才听说她的落榜，是因为焦主任有历史问题。这件事她好像一直不知道，直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才把她气得要命。

山西大学附中的前身是太行干部子弟学，我小学毕业后只是为了住校，才在选择了它。没想到这个学校左得出奇，而我的父亲又是阎锡山时代的高级干部，所以在高考政审中被打入另册。事后才知道，如果我读的是太原五中、六中、三中等重点学校，政审可能是会有所差异。

当时负责政审的是团总支书记牛养忠。人如其名，他也真是那个时代养的一头忠牛，所以无论我的成绩如何，在考前政审中就已经决定了“不予录取”的命运。

牛家住省政协宿舍的对面，后来在门口相遇，他还主动与我找招呼，看上去有点脸红，这或许证明人还是良知的，许多事情很可能是职责所在，被迫无奈。

1964年正是落实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指示的逻辑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所以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自然要被打入另册。

那一年11月中旬，父亲下班后突然对我说：温副秘书长找他谈话，说街道居委会来人，了解家属中有没有上山下乡的对象。

温还说：机关宿舍只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张（隽轩）副主席的小姨子，但她说正在看病，另一个就是你儿子了。

我听了以后，知道此人不好对付，特别是怕父亲因此受到影响，只好决定下乡插队。

第二天一早，居委会大妈们便来到我家，那样子就像中了头彩似的，问我有什么要求，比如拆洗被褥之类。我历来讨厌那种势利小人，只想让她们离我越远越好。

到了11月26日这一天，我独自一人扛上行李来到太原市五一路北城区政府门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下乡和送行的人。不一会儿，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路边，大家一哄而上。等我上了车以后，老同学刘建国和马素芳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前来送行，让我十分感动。

车快开了，只见母亲骑着她那辆女式飞鸽牌自行车也来了。母亲是小学老师，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晚上还要加班开会。我原来说好不要她送，没想到她居然请了一小时假赶来。她当时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汽车起步后，许多人都哭了，她也背过身去，掏出手帕。

这生离死别、催人下泪的一幕，让我肝肠寸断，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