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黑土地上，扶余与高句丽曾发生了这些事……

说起来，肃慎虽然是个非常古老的族系，但在吉林乃至在整个东北地区历史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民族却是秽貉族系中的扶（夫）余。他们所居住的松嫩平原沃野千里，“土宜五谷”，非常适宜农业种植。《后汉书》说秽人“知种麻、养蚕、作绵布”。这样的社会自然比起生活在东边的肃慎族系邻居发达得多。

这样一来，至迟到了西汉年间（公元前2世纪），扶余已经以一个东北地方政权的姿态出现在中原王朝的面前。它的疆域，“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方可二千里。”当时的千里约合今天的400千米，具体言之，扶余南起辽宁省开原以北，北达小兴安岭以南，东至张广才岭，西抵双辽、白城一线的松嫩平原一带，其中心在今天的吉林省境内。

相比肃慎，扶余的南界直接与汉王朝的玄菟郡（治所在今辽宁新宾西）相接，与中原政权各方面的联系自然更加密切。它曾是两汉时期东北边疆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也是汉魏晋王朝最忠实的朝贡成员。按汉武帝时期对入贡的安排，扶余“使命岁通”。东汉顺帝时，扶余王本人还曾亲自来到京城（洛阳），诣阙朝贡。汉廷当然也不亏待扶余的统治者，甚至允许其“葬用玉匣”。

所谓“玉匣”更加通行的说法就是“玉衣”，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刘和墓出土的“银缕玉衣”以及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由此可见，在朝廷心目中，偏居东北一隅的扶余国，仍是大汉王朝的一方诸侯。

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往来，使得扶余的文明沾染了浓厚的汉文化特色。在吉林市帽儿山、榆树老河深等扶余墓葬中，均发现了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的土圹墓和土圹木椁墓，其中以土圹木椁墓数量最多。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认定系辽东郡县的汉文化北传的产物。

在吉林市帽儿山扶余墓地中，还出土了大量铁质生产工具，如铁镢、铁铧、铁刀、铁削刀、铁锥、铁矛、铁箭镞、铁剑、铁甲片、铁马衔等；铜器有权杖、铜镜、泡饰、车辖、锸等。这些金属制品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遗物极为类似，特别是铁质农具和汉式规矩铜镜，具有鲜明的汉文化特色。至为重要的是，在吉林市的扶余国墓地中出土了27件珍贵的丝织品残片，绝大多数出自帽儿山墓地西山Ⅰ区18号墓。其中有一件是主题为招魂的绢帛墨画，可谓是早期“冰雪丝路”的文化传播的明证。

扶余国一直存在到公元5世纪。但在其存在的后期，另一个秽貉族系的政权——高句丽——已经取代了它在东北地区的显赫地位。按族源来说，高句丽算是“扶余别种”。其开国君主邹牟（又作朱蒙）原本是扶余国的王子。为了在宫廷斗争中活命，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邹牟带着一支族人自松嫩流域向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桓仁五女山下），修筑了纥升骨城作为都城，建立了高句丽王国。40年后，邹牟的儿子，第二代高句丽国王（琉璃王）将都城迁至国内城（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内），此后直到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427年）的400多年里，今天的集安市一直是高句丽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与同源的扶余不太一样，高句丽自建国后，就有强烈的扩张倾向。从《汉书·王莽传》的记载看，早在西汉末年，高句丽在东北地区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东汉前期，它逐渐蚕食辽东边地，到东汉末年，已经占据了鸭绿江下游一些地方。魏晋时期，中原自从汉末以后陷入长期分裂的动荡局势，更是在客观上为高句丽创造了在东北亚坐大的条件。尤其是在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391-412年在位）统治时期，高句丽先后对契丹、百济、新罗、后燕、扶余进行了十多场战争，使高句丽的疆域向南推进到了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打破了汉武帝之后中原郡县直接管辖朝鲜半岛北部的局面；向西则占据了整个辽东半岛，直到公元668年，唐朝灭亡高句丽后，辽东地区才复归中原政权的控制之下。因此，好太王死后得到一个“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谥号。他的儿子长寿王为了表达对父亲“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的赞誉，曾将其赫赫武功镌刻在石碑之上而留存至今，是为著名的“好太王碑” （在吉林集安）。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郭晔旻/文

原标题：《通往长安的朝贡之路 比张骞还早千年的“冰雪丝路”》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