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图》丨（清）俞龄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这个时期的士人们大多独立特行、率直任诞、清俊通脱。而名士们又以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最为出名，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世说新语》中记载的王戎之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是魏晋人士情感的真实写照。今天，初岸君为大家推荐一篇讨论着魏晋名士们的文章，让我们深入感受一下这“魏晋风流”。魏晋长年战火连连，其中五胡乱华时期是汉族文明第一次大悲剧，几近亡种灭族。也导致了汉末以来，两百多年的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了挑战，《周易》、《老子》、佛经等思想乘虚而入，加上逢乱世、失道义、时事不可为，故而惟求自我，自此兴起游谈之风引发了士人阶层的思潮，长期被礼法约束了人性中的“我”开始觉醒，即非俗礼的性情得到了释放。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 ’，魏晋人开创了中国的‘《世说新语》时代’。”今天便和大家一起聊聊这“魏晋名士之风骨”。东晋时期有个太尉，在建康时听说琅邪王氏的子侄都很英俊，便想在王导的子侄中挑个女婿，王导就把他派来的信使带到东边厢房让他随便挑。信使转了一圈，回去报告说，王家的年轻人都很值得称赞，他们听说来选女婿，都仔细打扮了一番，面色庄重，只有一个青年在东边的床上露出肚皮看书，唯独他神色自若，好像漠不关心似的。太尉听了，立刻说，就是他了！随后就把女儿郄璿嫁给了他。这个人就是王导的堂侄，王羲之。这也是“东床快婿”的典故来源。接下来再说说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王羲之第五子）的故事。
一天夜里，天降大雪。他半夜醒来，推开窗户，四望皎然。赏雪吟诗间，他突然忆起朋友戴逵。王子猷不顾天寒路遥，乘船溯江而上。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逵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第二天，抵达戴家后，王子猷没有敲门，而是转身对随从说：“我们回去吧。”随从问：“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去呢？”王子猷答：“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雪夜访戴逵，至门前不入而返，是服从内心，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因一夜劳顿为累。
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按照礼数，嫂叔不通问，他不得去送行。可阮籍不仅设宴为嫂子饯行，还特地来了个十八里相送。旁人对此指指点点，阮籍白眼一翻：“孔孟礼教，与我何干？”还有一次，邻里一少女因病夭折，阮籍并不认识，竟跑到灵前大哭一场，直到哭爽了，才尽哀而返。旁人对此议论纷纷，阮籍白眼一翻：“礼岂为我辈设也！”有一天，阮籍正和友人下棋。突然传来母亲死讯，友人赶紧停棋。阮籍却一挥手说：“下完再说。”下完棋，他要过酒杯。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给母亲办丧事时，他不拘礼法，照样大块吃菜，大块吃肉。母亲下葬之时，他又饮酒两斗，大喊一声“穷矣”，又吐血数升。阮籍至孝，只是表现出来与常人不同，他用鲜血来灌溉蔑视礼法的“脱俗之美”。嵇叔夜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阮籍嘴里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常想学习他但没有能够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过度是他的缺点。”）阮籍的谨慎，也表现在对待儿子的态度上。他的儿子阮浑长大了，气度风骨和阮籍很像，也想效仿他的父亲，阮籍却不同意，他说：“（侄子）阮咸已经被我带上歪道了，你就不要如此了。”这和嵇康托孤给山涛何等相似，父辈已然如此，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任性放诞不是孩子们该学的做派啊，可见天下父母之心，皆为一体。
刘伶，字伯伦，他长相比较丑陋，且嗜酒放纵，有时喝醉了在屋中脱衣裸形，有人取笑他，他还理直气壮：“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怎么跑我裤子里来了？”《晋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后世辛弃疾有“醉后何妨死便埋”句，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也曾经这样悼念曹雪芹：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阮咸，字仲容，“阮咸”二字还有一个意思：一种乐器，就因阮咸善弹而得名。山涛称赞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阮咸挺重情义，据说他和姑母的鲜卑族婢女有情，姑母本来答应将此女留给他，但离开阮家时又带走了。这时，阮咸正在服丧中，他也顾不得许多，骑马便去追，最终把姑娘追回来了，阮咸和这个姑娘生的孩子叫阮孚，顺带说一句，“金貂换酒”就是说的阮孚。另说这阮家都比较能喝酒，阮咸纠合族人一起饮酒，不用小杯用大瓮，有时候这猪也闻着酒味儿过来喝，阮咸也不在乎，直接与猪共饮。《晋书·阮孚传》：“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看完这些，你应该能大概明白魏晋风度是种怎样的风度了吧？不以俗礼为准则，强调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举手投足自由自在，潇洒无比，同时又个个满腹经纶，心地纯良。孔子至李斯300年学术思想为“平民阶级之觉醒”，魏晋300年乃“个人自我之觉醒”，“清谈”以“无”为本，外求“无名”、内求“无累”，以明真我。单从思想上来说，魏晋玄学思想远比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狭隘思想要崇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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