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修家谱

盛世修国史、修郡志，修家谱，让后人溯本求源、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了解先民们为创业寝苫枕块、风餐露宿地艰难历程，知道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敦宗睦族，尊老爱幼，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都是有着极其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不过，说句真心话，时下修家谱乱攀附名人现象非常严重，“谱匠”们不惜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对正史的伤害非常大。这种现象自古有之，非但今天才有。乾隆曾对乱攀附这一现象痛加训斥过，民国初年也曾刮过“修家谱风”，也是多有乱攀附现象。

古家谱往往从明朝以下可信度大些，明朝以前的谱系多不可信，今天的“大统谱”更是满嘴跑火车。这与地方上一些文旅部门互相争夺旅游资源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如争夺曹操墓；争夺花木兰的户籍地；争夺黄梅戏的发源地；包括长丰县和寿县争夺古寨城——我去年考察史院集时听人说的，都多少有点故意在歪曲历史。其实有当地老人对我说，那古寨城早就沉陷在瓦埠湖水底下了——我以为这样好，省得你争我吵。官僚主义就是这样，现成的古籍他们不保护，任其毁坏，想利用它的时候，才想起来大呼隆地挤破头去“扎堆”，甚至不惜大动土木工程来造“假古董”。我1994年曾在《淮南日报》上呼吁，保护泉山坝山下的古庙遗迹和两座寿州窑遗址，没人理会。建二手车市场时一座好好的寿州窑遗址任挖掘机破坏，等我知道了去一看，窑里面成摞成摞的碗盘被挖掘机碾得粉碎，让我心疼不已。

（双座窑遗址，盖淮师院时被挖掘机毁坏殆尽。）

（上图二手小汽车交易市场。）

（窑膛被火车轨道所覆盖，估计破坏填实才能在上面铺钢轨。）

你再看看上窑那个破窑遗址保护单位，跟我村和二手车市场的遗址比，天壤之别，上窑那个古窑遗址纯粹糊弄外地人而已——如果真正见识了古寿州窑遗址的话。

再是死虎垒，那一仗应该出现了世界上原始的坦克战。个人图书馆都看到了这一点，而我们淮南官员至今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1500年前的横塘集战役，应该动用了坦克。不是我比古代史学家聪明，因为古人没有“坦克”这个概念。今人只会抄抄抄寿州志，又不愿意看原始文本，我现在怀疑他们句读可能断的开呢？）

古代家谱有社保、互助互救功能，某家偶遭天灾人祸，一服，二服，三服，四服，五服应该捐出多少钱财不等，出了五服的宗族应该捐出多少钱财都是有规定的，这有利于困难户战胜灾害渡过难关；另外本族孤儿先让最近的本族无子女的寡妇或鳏夫领养，其次让远支的本族领养，实在没辙了才准外姓人来领养……这都利于孤儿顺利成长。

战乱年代没了地方政府，百姓人家联家谱也有联合互保的作用，它可以共同抵御土匪、散兵游勇地侵害；族中内部一些争端也可以由德高望重的族长和绅士们来解决之；族与族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有双方的族长和绅士们在一起沟通、商量着来平息它，以此避免发生族斗。都是大有必要的。并不是极左时期宣传的那样，族长和绅士都是些阴险奸诈的小人和坏蛋。

在古代，叙家谱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当本族群里出现太万恶的不肖子孙时，族长等人为防被“赤族”（杀光全族），往往会把这个不肖子孙处死的。本族绅士也不允许外地痞子在本族的地盘上为非作歹，否则的话，该族绅士的脸面没地方放置，能被其他族人嘲笑死！尤其对望族来说，那族长和本族绅士真的生不如死了。

当然了，战乱年代穷人难过，富人也难过。“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事儿肯定比和平年代多，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古代太平盛世，人口繁衍。当一个家族在某一地方过于繁盛时，官府就要析离这个族群遣散到别的地方去，以此来削弱该族群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以防不测。——这是没法子的事，古代没有火车、飞机；手机、电报。镇压武装叛乱很费时费力，所以早预防为最好。

有次数学出身的陈老弟，说他祖上曾达到七千户，朝廷要分遣一半到外地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战乱年代，人口急剧下降，不存在人口繁盛的问题。

去年，我们野外普查时，见过异性结拜兄弟共叙一个家谱，挺有意思的。譬如赵、钱、孙、李四人结拜为兄弟，为了他们的友谊能辈辈传下去，就共叙一个家谱，姓氏不改，只是公用一个辈分字表，如下代辈分依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么他们儿孙就依次是“赵天某，赵地某……”；“钱天某，钱地某……”；“孙天某、孙地某……”；“李天某，李地某……”。

汤武要革命，就必须要有革命理由！必须把所有的“恶”都集中在“桀”、“纣”身上，以示汤武革命的正确性——不是为个人之私，乃是奉天命而不敢不为之，替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种偏激灌输，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容易把所有的“乡绅”与“劣绅”等同起来。

古书旧刊（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