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杂谈之三:勤勉谨慎的父亲

父亲一生谨慎胆小,虽才华横溢但怀才不遇,1991年8月17日在离休半年后因病与世长辞。在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反省,都觉得父亲的一生太委屈了,我继承了父亲的谨慎和文采,但不想像父亲一样委曲求全。

父亲出身显贵但命运多舛,幼年丧父后随母流浪,原本可以做个大家少爷,却不得不从小自食其力,1945年初不足15岁时即到滦县县城铁路做小工,1946年滦县地震后奶奶受伤无钱治疗,在混乱之中一人独自去东北找舅舅报假丧要钱200大洋,1947年参加农村自治武装,因年少又有文化为保安团的头头做勤务兵,1948年初国民党征兵,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换取一担谷子度日,在爷爷的安排下父亲参加了国军,这在其档案中被称为卖新兵,还是因为有文化做了保定伪新一军32师的卫生员。四个月后持枪投奔解放军参加革命,由于革命队伍中奇缺文化人,1948年底父亲被送入解放军医大四分校(承德医学院前身)学习卫生防疫知识,虽然学习不足一年,但取得大学学历。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选择了退伍,留在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成为热河省卫生防疫大队队长,受政治运动冲击,此后二十多年仕途没有进展。提起退伍,他说过奶奶一生不易他不想牺牲在战场上,他要活下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是因为胆小还是孝敬老人,我们尊重他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他与战友们的距离拉开很大,我在重庆大学读本科时他曾写信让我在必要时转交给战友,当时那位战友已经是重庆军区的一把手,还曾说过,有战友已经进入中央领导层。

父亲从奶奶那里得到的文化在参加革命后被认定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在建国前已经很难得了。当然无法与祖父的北洋大学堂相比,假如家境不变,父亲青年时进入名牌大学应该不是问题。

在承德我们小时候住在公安一宅,那里曾是热河省公安局家属院,胡同口就是热河省大礼堂。再往前说,我们住的那一片抗战时是日军驻承德司令部,我们家的三间东厢房是司令部的伙房。房屋悠久,也算阅尽沧桑,如今已是危房,但依然存在。

由于父亲被迫参加过四个月的国军,被认定为一般历史问题,特别是他隐瞒了16、7岁参加过农村自治武装的半年多经历,被组织上认为不够根正苗红限制使用,并且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于是父亲的胆子越来越小,开始主动躲避人们的视线,一度到承德的飞地鹰手营子矿区工作。作为承德市医院第一任书记,承德中医院第一任书记,承德市卫生防疫站站长书记和承德医学情报站站长书记,他为承德市的卫生工作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文革中作为承德市盲哑拔丝制钉厂的革委会主任,也是对残疾人关心关照的。

老家的人都说唐山人抠,会过日子。父亲作为唐山人的确非常节俭,快六十时出差去上海还带两个馒头路上吃,舍不得买火车上的食品,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被拥挤的人流推到踩断了肋骨,硬是坚持到家才去医院看。离休前检查出肺癌,放疗烧坏了食管,最后半年通过鼻腔饲管输送液体食物,晚景十分悲怆。在月工资几十元的岁月里,在万元户罕见的岁月,父亲骄傲的是,他竟然赞下一万多元留给我们做遗产,这些钱早年若花了一定可以极大改善家里的生活,留下来几乎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父亲去世后大家特别难过,他这一辈子太委屈自己了,一辈子谨小慎微节衣缩食,到最后连一口饭都无法吃,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那么,人活着怎么才能既对得起家人社会又对得起自己呢?每个人都受到了启发,但每个人得到的启发不同。

我十分尊重父亲,但觉得他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或许上有老下有小他不得不委屈自己,男人的责任心很多时候就是舍己为人。但我不想活的太憋屈。我也很节俭,但我不会委屈自己;我也算能说会写,但我不会刻意低调隐瞒实力;最大的区别是,我敢于公开表态,不怕得罪任何权贵,路见不平一声吼,在这所学校历史上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已经属于传奇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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