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翘楚：新宁楚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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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5月，江忠源率楚勇协同官兵尾追太平军至全州城外。他深恐太平军继续北进，祸及自己的老家新宁，为遏制太平军咄咄逼人的势头，阻扼太平军北上，头脑冷静的江忠源决定在全州北面渡口蓑衣渡，设伏阻击太平军。
蓑衣渡位于全州城北，僻处荒野，两岸山峦叠嶂，丛林密布，地势十分险要，是伏军阻击的好地方。在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的指挥下，楚勇在渡口北面3里的水溏湾江中密钉排桩，构筑木堰，设置障碍物，堵塞河道，同时在湘江西岸设伏，以逸待劳，并飞函尾追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6月5日，太平军夹江而来，却发现船路被堵，双方在西岸激战两昼夜，由于和春对江忠源等楚勇将领提出的“速营东岸，断贼旁窜之路”的战略建议不以为然，错失良机，太平军躲过了第二劫，夺舟东渡，由道州翻越山岭进入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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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衣渡一战，炸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重创天平军，打乱了太平军沿湘江北进攻取长沙的计划，使清军争取到了时间，长沙得以设防固守。蓑衣渡之战对于楚勇而言，是与太平军对垒过程的的第一个大胜仗，此战不到两千人且并非正规军的楚勇在无绿营正规军相助的的情况下单独阻击兵力占优的太平军获得成功，无疑显示了楚勇的巨大潜力和江忠源等的出色军事才能，堪称楚勇无数大小战役中辉煌的篇章!
1852年8月中旬，江忠源等率楚勇抵湘南桂阳、郴州，与太平军战于州城之下，获得小胜。9月1日，太平军奔袭长沙，江忠源带兵勇1500人赴援。江忠源与刘长佑选五百精锐顺湘江下援长沙，从湘江西岸的溁湾市(即今溁湾镇)渡河，驻扎在城北。
此时的楚勇，已是身历大小战役几十次，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到长沙，江忠源就查看地形，发现太平军两百来人驻扎在长沙城的要塞天心阁，江忠源急与刘长佑商量对策。刘长佑因在长沙读书多年，熟知长沙地形，城东南角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城中，便与江忠源商议将营垒驻扎在天心阁下，迫使太平军局促城南一隅，兵力无法展开。紧接着，太平军一千多人来争夺天心阁周围的控制权，楚勇分兵拒敌，且战且在天心阁下筑垒，第二天，构筑了一条防线，紧逼天心阁，对太平军东翼形成严重威胁。后来，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两次攻破了南面城墙垛口，还是不能攻入长沙城，就是因为天心阁的犄角之力。就是在天心阁下，太平军骁勇的西王萧朝贵在激烈的战斗中中炮身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11月，太平军久攻不下，撤长沙围蔽江而下武汉。江忠源以守长沙之功升任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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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衣渡和长沙战役，给太平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太平军船只损毁严重，打乱了其战略部署，为清廷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特别是冯云山、萧朝贵的牺牲，对太平军而言，无疑是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可以说是折损了左膀右臂。楚勇因这两仗的胜利而名声大振，身价百倍，清朝廷开始对楚勇另眼相看，后来曾国藩的湘军能够迅速发展，也得益于此。
1853年2月，太平军弃武昌东下，江忠源到湖北就任按察使，率所部楚勇400人随行，其余1000人由其弟江忠济等人管带，驻长沙，归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调度。4月，江忠源又将留驻长沙楚勇千人调赴湖北。1853年5月，江忠源奉上谕自武昌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临行时，他上奏朝廷，就当前军务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江忠源从广西到两湖，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大小数十次，对清军积弊、营伍陋习以及太平军的作战特点都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清军之所以接连败退，并非由于太平军人众势强，也不是因为敌我智愚悬殊，而是在于清军“法之不肃，谋之不臧”。因此，他向朝廷提出了严法令，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等八条主张。
1853年6月，江忠源率楚勇1700名赶赴江南大营。客观地看，此时楚勇的力量其实很单薄，因此不宜与太平军长期作战。可是，随着金陵被太平军攻占，清廷急于收复金陵，由于缺少能征惯战之人，因此不得已将实为文官的江忠源调往向荣的江南大营帮办军务。这一任命意义重大，以往江忠源率领楚勇作战，虽屡有斩获，但他作为统领民团武装的一个普通文官，与太平军作战从来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清廷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他!现在，清廷让他去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无疑是对他和楚勇的刮目相看，是把楚勇这支普通团练看作了能够改变大局的决定性力量!
途中，清廷命江忠源火速转赴安徽风阳等地堵截，得知太平军将攻南昌省城。江忠源急驰4日，先太平军2日赶到南昌。他以所部楚勇为骨干，命绿营兵丁相配合，分垛守城。8月初，太平军援军万余抵南昌，并分兵占领外围各州县。下旬，曾国藩从湖南派湘勇3600人，在罗泽南、郭嵩焘等率领下赶来支援，月底，江忠源对围城太平军发起反攻，和太平军相持九十五天，保住了南昌，江忠源因此被清廷赐以二品顶戴，楚军再次扬名，南昌保卫战的胜利，使得江忠源达到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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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向朝廷提出了组建水师的建议，清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命令湖南、湖北等省切实筹办。其后，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于衡州督造战船，并进一步发挥江忠源的建议，募练水勇，组建湘军水师，发展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支凶恶武装。可以说，“湘军水师之兴，实始于江忠源，而成于曾国藩”。
辉煌之后往往就是黯淡，这个道理用在楚勇和江忠源身上也很合适。南昌解围后，楚勇更是声名鹊起，然而此时的楚勇，看似强大实则孱弱，兵勇的死亡、体力装备的消耗以及精神上的疲惫和厌战情绪的滋长，都为楚勇接下来的失利埋下了种子。田家镇之役就是楚勇走向失败的起点。
1853年 10月，江忠源应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的请求，选带兵勇2000余增防湖北广济县长江北岸的田家镇，与已经占领南岸半壁江山的太平军对峙。当时太平军的兵力有数倍清军、楚勇之众，楚勇因南昌战役后索饷不成而引起躁动，很快丧失了原来的战斗力，在军情地势两失的情况下，清军大败，江忠源也仓惶逃往广济、武汉，遭弹劾被连降四级。
太平军的另一只西征军攻陷安徽省会安庆，以安庆为据点，把矛头直指皖北重镇庐州，庐州是安徽的新省会，又是北上的交通要道，此时另有一支太平军北伐劲旅占据着天津的静海，如果西征军继续北进，与北伐军遥相呼应，那么清王朝将不日而倾。朝廷不得已又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被委以阻敌北窜的重任。短短二三年间，他由一个知县迅速升迁至封疆大吏，江忠源成了湘军中第一个靠战功成为封疆大吏的将领，可谓飞黄腾达。这一方面在于他肯为清廷卖命，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起义烈火熊熊，清廷朝野乏人，江忠源以知兵能战，受到朝廷的赏识，而正当江忠源官运亨通之时，灭顶之灾也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江忠源鉴于兵力不足，一再上疏要求朝廷增兵，同时要求老友曾国藩帮助训练六千军士，协助他到安徽作战，但此时曾国藩却无力帮他，因为他还没有训练好水师!就这样，江忠源在没有足够兵力的情况下踏上了凶险的安徽战场。
1853年11月中旬，江忠源从湖北动身前往安徽临时省城庐州(今合肥)。当时皖北形势危迫，太平军万余人在护国侯胡以晃率领下，连克桐城、舒城，直逼庐州。庐州是皖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守城清军不满300人，乡勇不过5000人。江忠源率兵勇2700余人力疾前进，12月8日，途中接受安徽巡抚大印，10日，进入庐州。但是江忠源完全没有料到摆在他面前的庐州，是个缺兵、少员、乏饷、无装备的烂摊子，他焦灼万分，仓促布置城防，可是太平军还没等江忠源做好准备，就于12月12日兵临庐州城下，立即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先败由安徽东关来援的总兵玉山部清军2000余人，歼其大半，继又击溃由六安来援的总兵音德布所部，楚勇殊死力拼，杀敌数百，力保不失。
作战期间，他上疏朝廷，陈述战守方略，并说：“城存臣存，城亡臣亡。”咸丰帝回说：“庐州可失，而江忠源必不可死。”并赐霍隆武巴图鲁。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援军总计有十余支，但是这些军队筑营四十里外，观望不救，畏缩不前，楚勇陷入了守城不易，出城困难的两难境地。江忠源之弟忠濬、刘长佑率千人火速增援，奋力博杀，受阻于城外五里墩，难以靠前。太平军围攻庐州36天，本已有退却的打算，但知府胡元炜暗中通敌，了解到城内粮草、弹药将尽，围攻更加凶猛。虽然江忠源抱病四处求援，苦苦支撑危局，无奈回天乏术，无法控制溃局，1854年1月14日，平军攻陷水西门、南门，江忠源知大势已去，便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四十二岁，这位清廷悍将，没料到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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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近代军事人物，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以儒将领兵，对太平军作战“如报私仇”，是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的一个凶恶敌人。他讲究经世之学，对清朝军政形势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善于领兵，也打过一些胜仗。但在太平军的迅猛攻势下，他先是人微言轻，后是独臂难支，不但没能阻止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反而在太平军进击下兵败身亡。
江忠源也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虽一直活跃在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铁腕无情，但长期处于穷乡僻壤，屡见新宁县百姓因饥馑而从叛，又亲历浙江大荒，江忠源深知百姓疾苦，竟存有百姓造反，情有可原的“大逆不道”想法。江忠源尤其痛恨为富不仁之徒，以为正是这些人把穷人逼上梁山。从中可以看出江忠源忧国爱民之心，绝非如一些人所说，江忠源仅仅只是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军鲜血的彻底的封建刽子手。
（文：转载 红网新宁）